在1989年秋天，普林斯頓大學新生班上迎來了一位名叫亞歷克西·桑塔納（Alexi Santana）的年輕人，招生委員會發現他的人生故事非常引人注目。
桑塔納幾乎沒有接受任何正規學校教育。他將自己的青春期近乎完全“耗”在了猶他州的戶外活動中：在那裡養牛、放羊、讀哲學，在莫哈韋沙漠跑步，將自己訓練成一名長跑運動員。
桑塔納很快就成了校園裡的明星。在學術上他也做得很好，幾乎在每一個課程中都得了A。 他的矜持舉止和不尋常的背景讓他充滿了神秘的吸引力。 一次桑塔納的室友問他，為什麼他的床鋪總是那麼整潔完美，他回答說，因為他睡在地板上。 那些大部分時間在戶外休憩的人都不會喜歡睡在床上，這似乎完全符合邏輯。
桑塔納的故事不僅僅是個謠言，還另有隱情。在他入學的18個月以後，一位女士認出了他——他是6年前在加利福尼亞帕洛阿爾託高中的一個名叫傑·亨斯邁（Jay Huntsman）的人——儘管這也不是他的真名。普林斯頓官員最終獲悉，他實際上叫詹姆斯·霍格（James Hogue），當時31歲，曾因為擁有被盜的工具和自行車零件而在猶他州服刑。最終他被拷上了手銬帶離了普林斯頓。
在之後的幾年裡，霍格因為偷盜又被捕了幾次。11月，當他在科羅拉多州的阿斯彭因偷竊而被捕時，他試圖以別人的身份逃脫。
人類歷史上散佈著像霍格這樣狡猾和老練的騙子。許多罪犯編織欺騙以獲得不公正的報酬，正如金融家伯尼·馬多夫（Bernie Madoff）在龐氏騙局倒塌之前， 數十年如一日地欺騙了投資者數十億美元一樣。有些政治家則靠謊言獲取或維持權力，就像尼克松否認自己涉足水門事件的任何環節。
有時候，人們會誇大自己的形象，這種動機可能最好地解釋了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明確錯誤斷言，即他的就職典禮參與人數大於奧巴馬總統的第一次就職典禮。人們用謊言來掩蓋不良行為，例如，美國游泳運動員瑞恩·羅切特（Ryan Lochte）在2016年夏季奧運期間聲稱自己曾經在加油站被持槍搶劫，真相是他和隊友在一場聚會喝醉後破壞公共財物時遇到武裝保安。學術科學領域常被人們比作追求真相之人所住的世界，然而這個領域也已被證明是含有流氓的欺騙者畫廊，物理學家簡·亨德里克·舍恩（Jan Hendrik Sch?n）在分子半導體研究的所謂突破就被證明純屬偽造。
“與其他獲得權力的方法相比，說謊是非常容易的。為了獲得錢或財富，說謊比打倒某人或搶劫銀行容易多了。”
這些說謊者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為他們是如此惡劣、無恥地毀壞著自己的謊言。但他們的欺騙並沒有使他們像我們想象的那樣相差甚遠。冒名頂替者、詐騙者以及自吹自擂的政治家的謊言，僅僅是在一金字塔的頂端，而這些謊言是人類行為的永恆特徵。
事實證明，我們大多數人都很擅長說謊。我們以大大小小的方式，對陌生人、同事、朋友和親人說謊自如。不誠實的能力對我們來說至關重要，因為我們需要相信別人，諷刺的是，這使我們發現謊言非常糟糕。欺騙性已經被編織進了我們生活的框架中，可以說人類就是謊言本身。
來自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的社會心理學家貝拉·德保羅（Bella DePaulo），首次將謊言的普遍性系統地記錄在案。20年前，德保羅和她的同事們要求147名成年人做一個為期一週的實驗，在實驗中記錄下他們每一個試圖誤導他人的例子。研究人員發現，被試平均每天撒謊一次或兩次。這些謊言大部分是無害的，旨在掩蓋自己的不足或保護別人的感受。一些謊言則是藉口，就像是把垃圾拿出來卻不知道要丟到哪裡的藉口。還有一些謊言的目的在於提出虛偽的形象，比如聲稱自己是外交官的兒子。雖然這都是一些輕微的過錯，由德保羅和其他同事提到的類似案例的隨後研究表明，大多數人在某種程度上都說過一個或多個嚴重的謊言——遮掩自己的外遇行為或者在大學的申請中提供虛假的文書信息。
人類應該普遍擁有欺騙彼此的天賦，我們不應該對此感到驚訝。研究人員推測，說謊行為誕生於語言出現之後不久。在不使用物理力量的情況下，操縱他人的能力可能在競爭資源和伴侶方面具有優勢，類似於動物王國中欺騙性戰略的演變，如偽裝。哈佛大學的倫理學家西塞拉·博克（Sissela Bok）是這一領域最突出的思想家之一，他說： “與其他獲得權力的方法相比，說謊是非常容易的。為了獲得錢或財富，說謊比打倒某人或搶劫銀行容易多了。”
說謊已被認為是根深蒂固的人格特徵，社會科學的研究人員和科學家都試圖闡明說謊行為的性質和根源。我們如何又何時學會說謊？不誠實的心理和神經生物學基礎是什麼？我們多數人的底線在哪呢？研究人員發現即使在明確的證據表明矛盾的情況下，我們也容易相信一些謊言。這些見解表明，我們欺騙他人的傾向，以及我們被欺騙的脆弱性在社交媒體時代尤為明顯。作為一個社群，我們區分謊言和真相的能力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
○來源: TIMOTHY R. LEVINE AND OTHERS,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6; EVELYNE DEBEY AND OTHERS, ACTA PSYCHOLOGICA, 2015; KIM SEROTA, OAKLAND UNIVERSITY |漢化：EON
我三年級時，一個同學帶來了一張賽車貼紙到學校裡來炫耀。那些貼紙令人炫目，我實在太想要它們以至於趁著體育課留在教室，把貼紙從同學書包中偷出來，藏到了我的包裡。當同學們回來時，我的心怦怦亂跳。因為擔心我的行為會被揭發出來，我搶在大家發現前想了一個謊言。我告訴老師，兩個在摩托車上的少年衝進了教室，洗劫了書包留下了這些貼紙。正如大家所想的，這個小謊言在溫和的查探中被戳穿，而我也不情願地歸還了偷的東西。
我天真的謊言符合我六年級時受騙的心態。相信我，我現在變得好多了。一個朋友告訴我說他家有一個飛行艙可以載我們去世界各地。為了準備這次飛船之旅，我問父母是否能為我準備一些食物，甚至當我的哥哥在一旁竊笑時，我還不願意去懷疑我朋友的話直到朋友的爸爸說服我，我被騙了。
我和朋友說的這些謊在那個年齡段的孩子身上沒什麼特別。就像學習說話和走路一樣，說謊是一個發展式的里程碑。父母經常為孩子的謊言感到不安，認為謊言是喪失無辜純真的信號。多倫多大學的心理學家坎·李則認為，幼兒說謊行為的出現是令人放心的跡象，表明他們的認知增長正在進行中。
“說謊的根本在於大腦的執行功能：規劃，注意和自我控制所需的能力。”
為了研究孩子們的說謊行為，李和他的同事做了一個簡單的實驗。他們要求孩子們根據聲音線索猜出那些不被他們看到的玩具究竟是什麼。孩子們很容易回答出頭幾個玩具，因為線索顯而易見，例如狗吠和貓叫。然後研究人員播放一些與玩具無關的聲音。 “你放的是貝多芬的音樂，但玩具是一輛汽車。”李說。試驗中，實驗者為了測試的科學性而藉口打電話離開房間 ，並要求孩子不要偷看玩具。 回來後，實驗者問孩子們答案的同時也緊跟著問：“你偷看了嗎？”
李和他的研究人員發現，絕大多數的孩子們抵抗不住偷看的誘惑。偷看並撒謊的孩子所佔的百分比取決於他們的年齡。在兩歲的違規者中，只有百分之三十是不誠實的。在三歲之間，謊言佔到了50%，到8歲，則有80%的人聲稱他們沒有偷看。
隨著年齡的增長，孩子們也越來越會撒謊。在猜測偷看過的玩具時，三四歲的孩子通常會脫口而出正確答案，而不會意識到這樣會暴露他們的謊言。到了七歲或八歲，孩子們故意給出錯誤的答案，或試圖讓回答看起來像一個有理由的猜測，從而掩飾自己的謊言。
五歲和六歲的孩子則在兩種情況之間。在一項研究中，李使用巴尼恐龍作為玩具。一個五歲的女孩否認偷看過放在衣服下面的玩具，她告訴李，她想在猜測之前感受到物體。 她把手放在佈下面，閉上眼睛，說：“啊，我知道是巴尼。”李問：“為什麼？”她說因為感覺到紫色。
孩子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的能力的發展驅動著這種謊言詭辯的增長。像被人熟知的心智理論（theory of mind）那樣，這是我們為了理解他人的信仰、意圖和知識而獲得的能力。說謊的根本在於大腦的執行功能：規劃，注意和自我控制所需的能力。在李的實驗中，說謊的兩歲兒童比那些沒有說謊的在心智理論和執行功能的測試中表現得更好。 即使在十六歲，精通騙術的孩子也在測試中表現得更好。另一方面，自閉症兒童並不擅長撒謊，人們認為他們在形成一種健全的心智理論時被耽擱了。
○學會說謊是兒童發展的自然階段。多倫多大學的心理學家坎·李（Kang Lee）研究了孩子們在成長中如何成為更老練的說謊者。如圖所示，研究助理達香·潘薩爾（Darshan Panesar）和九歲的阿美莉婭·童（Amelia Tong）展示功能性近紅外光譜技術，李在研究中使用了這一技術。/Dan Winters
最近早上，我乘坐Uber去拜訪杜克大學的心理學家丹·艾瑞里（Dan Ariely），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位謊言專家。這趟行程中，雖然Uber車內部很整潔，但車廂裡充滿了汗漬的味道，雖然司機十分禮貌，但總是找不到路。當我們最終到達那裡的時候，她微笑著問我能否給她一個五星好評。“當然可以。”我回答道；下車後，我給了她三顆星。 為了減輕負罪感，我告訴自己這樣做避免了成千上萬的乘客被誤導，總比不說來得好。
大約在15年前，艾瑞里對不誠實著迷。他在長途旅行航班的雜誌上翻到了一個精神狀態的測試。他回答了第一個問題，並對了書後面的要點，檢測他的回答是否正確。他發現自己會迅速地瞟一眼下一個問題的答案。這個過程持續在整個測試中，不出意料地，艾瑞里得到了不錯的分數。“當我完成的時候，我覺得我騙了自己。”艾瑞里說，“我大概想知道自己有多聰明，但同時我也很想證明自己是聰明的。”這個經歷使艾瑞里將終生興趣放在了對說謊和其他不誠實行為的研究中。
在他和同事在校園或其他地方進行的實驗測試中，被試需要回答20個簡單的數學問題。他們必須在五分鐘內儘可能多地解決問題，並根據正確答案的數量來獲取費用。他們被告知需要在報告正確數字前將紙張放入粉碎機。但其實紙張並沒有被粉碎。事實證明，很多志願者都說了謊。志願者的報告上顯示平均每個人解決了6個問題，但實際上更像四個。結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是相似的：大多數人都會說謊，但一般都無傷大雅。
艾瑞里發現有趣的並不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說謊，而是為什麼人們不說更多的謊。即使提高支付給正確答案的報酬，被試也不會將欺騙上升一個等級。“我們給被試一個能偷很多錢的機會，但他們只會偷一點。有些東西阻止我們大多數人從頭到尾說謊。”艾瑞里說。據他所言，這是因為我們希望自己誠實，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將誠實內化為社會向我們教授的價值。這就是為什麼，除了反社會者，大多數人對於我們願意撒謊的程度都會有所控制。我們大多數人願意到哪種程度呢？艾瑞里和其他人表示，這是通過不言而喻的共識而達成的社會規範來決定的，就像從辦公室供應櫃裡拿幾支鉛筆的默認可接受性一樣。
在洛杉磯縣高級法院，法官帕特里克·庫文伯格（Patrick Couwenberg）的同事們相信他是美國的英雄。據他介紹，他曾在越南被授予紫心勳章。他參加了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行動，有著令人印象深刻的教育背景：物理學本科學位和心理學碩士學位。然而，以上經歷純屬捏造。當庫文伯格的謊言暴露時，他的辯護是把這種情況稱為幻想性謊語癖（pseudologia fantastica）——一種在敘事時將幻想編入事實中的傾向。然而2001年，這種藉口並沒有幫他免受革職。
“即使在完全誠實的情況下，獎勵系統對獲取收益的興趣越大，就越有可能作弊。貪婪可能會增加人們對撒謊的傾向。”
精神科醫生似乎對心理健康和謊言之間的關係缺乏一致意見，即使有精神障礙的人似乎也表現出特定的說謊行為。 那些被診斷為反社會人格障礙的人，傾向於說出操縱性的謊言，而自戀者可能會利用謊言來提高他們的形象。
但是，那些比常人說更多謊的人的大腦有獨特之處嗎？2005年，心理學家楊亞玲（Yaling Yang，音譯）和同事比較了三組被試的大腦掃描圖，這三組人員包括12名經常說謊的成年人，16名具有反社會人格但不是經常說謊的人，21名既不是反社會也沒有說謊習慣的人。研究人員發現，說謊者的前額皮質中多出至少20%的神經纖維，這表明習慣性的說謊者在大腦內具有更大的連通性。這可能會讓他們撒謊，因為他們可以比其他人更容易思考謊言，或者這可能是反覆說謊的結果。
通過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掃描被試的大腦，京都大學的心理學家阿部修士（Nobuhito Abe）和哈佛大學的約書亞·格林（Joshua Greene）發現，那些不誠實行動的人的伏隔核表現出更大的活躍，伏隔核是在獎勵處理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基地前腦中的一個結構。格林解釋道：“即使在完全誠實的情況下，獎勵系統對獲取收益的興趣越大，就越有可能作弊。”換句話說，貪婪可能會增加人們對撒謊的傾向。
正如霍格這樣的連環詐騙犯的自然而又毫無悔恨的謊言一樣，編織的一個謊言只是以後無數個謊言的開始。倫敦大學學院的神經科學家塔利·沙羅（Tali Sharot）和同事們的一個實驗表明，當我們說謊時，大腦如何變得習慣於壓力或情緒上的不適，從而更容易地說下一個謊。在被試的fMRI掃描中，團隊專注於杏仁核的研究，這是大腦中處理情緒的區域。研究人員發現，即使謊言逐漸升級，杏仁核對謊言的反應逐漸變弱。她表示：“也許參與到小的欺騙行為可能會導致更大的欺騙行為。”
許多我們用來探索世界的知識來源於他人的口中，沒有我們在人際交往中的隱含信任，我們就會受限於個體，並且不再具有社會關係。 伯明翰阿拉巴馬大學的心理學家蒂姆·萊文（Tim Levine）提出的真相默認理論指出，“我們從信仰中收穫頗豐，當我們偶爾被欺騙時，傷害是較小的。”
信任是天生的，這使我們本質上容易受騙。“如果你告訴別人‘我是一個飛行員’，他們不會坐在那裡想：‘也許他不是一個飛行員，為什麼他要說自己是一個飛行員呢？’這不是他們思考的方式。” 安全顧問弗蘭克·阿巴內爾（Frank Abagnale）說。弗蘭克在年輕時偽造支票並冒充航空公司的飛行員，他的經歷成了2002年上映的電影《逍遙法外》（Catch Me If You Can）的靈感源。“這就是詐騙行為起作用的原因，因為當電話響起，來電顯示錶明對方是國稅局時，人們自然會相信是國稅局。他們沒有意識到有人可以操縱來電顯示。”
○由Leonardo DiCaprio主演的電影版《逍遙法外》
○由Aaron Tevit主演的音樂劇版《逍遙法外》
馬薩諸塞大學的心理學家羅伯特·費爾德曼（Robert Feldman）稱這是騙子的優勢。他說：“人們並不期待謊言，人們也並不在尋找謊言，很多時候，人們都願意聽取他們聽到的聲音。”我們幾乎不反對給我們帶來歡喜與安慰的欺騙，無論是虛假的讚美還是不可估量的高投資回報的承諾。當我們被擁有財富、權力和地位的人欺騙時，似乎更容易輕信謊言，正如媒體輕信了羅切特的搶劫聲明，而這件事不久後就真相大白。
“人們很可能認為熟悉的信息是真實的。所以不論何時你收回謊言，都將冒著使其變得更加熟悉的風險。諷刺的是，從長期來看，這使撤銷不那麼有效。”
研究人員表明，我們特別容易接受那些印證我們的世界觀的謊言。奧巴馬並未出生在美國，否認氣候變化，指責美國政府策劃“9·11事件”，並傳播其他“替代事實”（特朗普的顧問在回答關於總統就職典禮參與人數的問題時提出該詞），諸如此類的梗之所以在互聯網和社交網絡上大肆傳播，正是因為這種弱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認知語言學家喬治·拉科夫（George Lakoff）說，揭穿謊言並不駁倒謊言，因為人們通過一個預先存在的信仰和偏見的框架來評估提供給他們的證據。“如果一個事實不符合你的框架，你將不會注意到它，或者忽略它，或者嘲笑它，或對它感到困惑 ，或者判定它是威脅的話就攻擊它。”
西澳大學的認知心理學博士候選人布里奧妮·施懷雅-湯普森（Briony Swire-Thompson）領銜的最近一項研究表明，循證信息在駁斥不正確信仰方面無效。2015年，施懷雅-湯普森及其同事向兩千名成年美國人提供了兩項聲明之一：“疫苗引起自閉症”或“唐納德·特朗普說疫苗引起自閉症”（特朗普多次表示兩者存在關聯，儘管缺乏科學證據。）
不足為奇的是，如果虛假信息與特朗普的名字有關聯時，那些支持特朗普的選民們會對此深信不疑。測試之後，被試得到了一個在引用大規模研究“為什麼自閉症和疫苗的聯繫是錯的”後的簡短的解釋，他們被要求重新評估他們的信念。在政治層面，被試現在已經接受了兩者有關的言論是錯的，但是在一個星期後再次進行的測試表明，他們對錯誤信息的信念已經反彈到幾乎相同的水平。
其他研究表明，揭穿謊言的證據實際上可能增強了對它們的信念。“人們很可能認為熟悉的信息是真實的。所以不論何時你收回謊言，都將冒著使其變得更加熟悉的風險。諷刺的是，從長期來看，這使撤銷不那麼有效。”施懷雅-湯普森說。
在我和施懷雅-湯普森談話不久後，我經歷了這個現象。當一個朋友發給我“世界上最腐敗的十個政黨的排名”的文章鏈接時，我立即把它發佈到一個大約一百名印度的高中朋友的WhatsApp群中。我如此熱情的原因是，排名第四的是印度國會黨，近幾十年來，該黨牽連著許多腐敗醜聞。我歡呼雀躍，因為我不是它的擁護者。
但在分享文章後不久，我發現這份包括俄羅斯、巴基斯坦和烏干達的政黨的排名，並沒有任何指標作為依據。這篇文章來自一個名為BBC Newspoint的網站，聽起來像一個可靠的信源，但我發現其與英國廣播公司並沒有任何聯繫。於是我向群裡的成員道歉，指出這篇文章很可能是一則假消息。
然而，這並沒有阻止他人在第二天多次將文章轉發給其他小組。我意識到我發佈的更正沒有任何效果。我的許多朋友，因為他們對國會黨的反感，都相信這個排名是真實的。每次他們分享這個消息，他們就在不知不覺地，或者明知道是假新聞的情況下，把它推向合法性。打擊事實將是徒勞的。
阻礙謊言快速進入生活的最好方法是什麼呢？答案並不明瞭。科技的發展在信任與謊言中將舊時代的衝突與21世紀扭曲相結合，為謊言開闢了一個新的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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