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舆胜览》，南宋祝穆撰,为南宋后期地理总志。全书共70卷，四库馆臣称其“名为地记,实则类书也”。 《方舆胜览》比较确切地反映了南宋的政区建置及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文化、民俗等方面的情况,也为后世保留了大量文献资料和文学作品。
据该书记载，南宋时襄阳府辖“襄阳、谷城、宜城、南漳”四县。其“建置沿革”条云：“襄阳城本楚之下邑。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今邓州是也；自汉以南为南郡，今荆州是也；襄阳乃南阳、南郡二郡之地。东汉刘表为荆州刺史，始理襄阳。魏分南郡置襄阳郡，自赤壁之败，魏失江陵，南守襄阳。”
在《方舆胜览·山川》节记载的襄阳名山有：岘山、襄山、万山（其下注云：在襄阳县西十里，有解佩渚，即郑交甫遇龙女解珠之所）、襄凤山、伏龙山（其下注云：襄阳、谷城皆有之。曾巩知州，尝祈雨于此山）、卧龙山（其下注云：在襄阳县。有高阳池）、白马山、马鞍山、百丈山、谷山、薤山、屏风山、独乐山（其下注云：在邓城西七里。诸葛亮尝登，于此作《梁父吟》）、荆山、鹿门山；汉江、襄水、沮漳水、粉水、檀溪、沉碑潭。其中，伏龙山乃因祈雨得名，卧龙山原是汉侍中习郁于襄阳养鱼之所，有高阳池，又名习家池，盖取郦食其高阳酒徒之意，《太平寰宇记》言在县东南15里，两山均与诸葛亮的“卧龙”毫无关系。襄阳众山中，仅独乐山有“诸葛亮尝登，于此作《梁父吟》”的记载，但地点却在汉江北岸的“邓城西七里”，此处东汉末年虽属南阳郡，但《方舆胜览》未提此为“躬耕南阳”之地，与今天的隆中风景区没有关联。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所有襄阳名山中，未见“隆中山”之名。
在《方舆胜览·亭台》节记有：汉广亭、岘山亭、望海亭（其下注云：在卧龙山顶上，后有李绅诗一首，与诸葛亮毫无关系）、呼鹰台（与刘表有关）；《馆驿》节记有：善谑驿。《古迹》节记有：冠盖里、文选楼、习家池、大堤城、长渠。以上描述中我们未见“六角井”、未提“避暑台”、未有诸葛亮故宅，更没有“隆中”的任何记述。
在《方舆胜览·名宦》节收录有一些在襄阳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如：刘表、关羽、羊祜、杜预、山简、陶侃、裴度、沈约、元结、潘美、赵普、曾巩、岳飞、尹洙等人。在《方舆胜览·人物》节，记有：宋玉、王逸、庞德公、庞统、习凿齿、马良、张柬之、孟浩然、杜审言、胡旦、魏泰、米芾等人。从这节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方舆胜览·名宦》的人物均为客籍，与诸葛亮同期的刘表、关羽赫然在列，却没有诸葛亮。《方舆胜览·人物》均为襄阳本籍人物，与诸葛亮同期的庞德公、庞统收入其中，但也没有诸葛亮。
《方舆胜览·题咏》以及最后的《四六》收录的“诗赋序记”登载尤详，但细读下来，里面的所有诗赋里竟然没有一句与诸葛亮有关的描述。
最后，读《方舆胜览》后我还有这么一个感慨，中国古代的史书在论述诸葛亮在襄阳的影响和隆中在襄阳名胜古迹的地位时，从来没有人将其拔高到今天这种不着边际的高度。现在的襄阳，诸葛亮似乎涵盖了襄阳历史的一切，最大的塑像、最大的广场、倾全力投资建设的风景区，为他耗费巨资改动城市的名称，为他设立专门的高等学府，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诸葛亮的所有著作中，他根本没有提“襄阳”一个字，没有提“隆中”一个字，只是强调了“躬耕南阳”，这让善良的襄阳人民情何以堪？
大家都知道，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行为主要体现在蜀汉，依照襄阳的标准，成都是不是应该为诸葛亮建一个更大的塑像？是不是应该设立一个本科的“孔明大学”？所以，对先贤的尊重并不等于盲目崇拜，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造神运动。在这里，我并不是要贬低诸葛亮，也无意否定襄阳的所作所为，但我建议，无论南阳还是襄阳，在看待诸葛亮躬耕地的问题上，必须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给诸葛亮一个恰当的定位；必须将两说之争局限在学术范围内，千万不要殃及其他。要尊重历史，不要盲目攀比。
△襄阳诸葛亮广场
可以肯定的是，从《方域揽胜》来看，南宋时期隆中不是一处名胜，没有纪念诸葛亮的建筑，襄阳的杰出历史人物中没有诸葛亮，仅汉水北岸独乐山有关于诸葛亮吟“梁甫吟”的简单记载。所以，襄阳要尊重和善待自己的历史，襄阳人杰地灵，并非仅仅有诸葛亮和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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