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羅斯來華之前，中國幣制改革的方案就在孔祥熙、宋子文和三位美國財政顧問的秘密參與下早已準備就緒了。羅斯並非1935年幣制改革的設計者，而作為英國代表他的到達最終促成了與美國的既定利益相妥協的方案。
蔣介石、羅斯福、宋美齡
當李茲·羅斯抵達上海時國民政府首先安排美國顧問楊格，在南京秘密向他介紹了整個局勢和幣制改革的設想，讓英美就中國貨幣問題先“碰碰”基本原則！之後才由孔祥熙和宋子文把幣制改革方案的內容“告知”羅斯。在一次秘密會談中孔祥熙確曾再次暗示羅斯，貨幣掛鉤問題也是可以討論的，但羅斯並沒有繼續討論法幣與英鎊掛鉤的問題，反倒是提出把匯率拉低到一個適宜水平，然後宣佈匯率將穩定在該水平上這樣的做法顯示得“較為自然”。與此同時在華盛頓，國民政府駐美公使施肇基與美國財政部部長摩根索的談判也有了一定進展，摩根索對於日本在亞洲侵略行為的“憎恨”，終於壓倒了他對英國的疑忌。摩根索答應收購1億盎司白銀，但要求知道中國售銀後的外匯如何處理，並提出要有一個能與美元掛鉤的“確實聯繫”。孔祥熙立即回覆說雖然中國在幣制改革中審慎措辭，但日本已經極為惱火倘若與美元掛鉤，美國能否幫助中國向日本解釋？這時的美國雖然答應了中國但仍然沒有實際動作。
孔祥熙只好打出了最後一張牌，發電美國：“即使到了最壞的場合，我們總可以在倫敦公開市場上拋售白銀，不過這樣做對中美都將不利而已。”這封電報果然起了作用，摩根索請示羅斯福後對法幣必須釘住美元這一點表示同意，中美兩國財政部達成了中國向美國出售白銀5000萬盎司的協議。這筆5000萬盎司的白銀，由上海的大通銀行和花旗銀行各投標2500萬盎司運往美國，售得的美元照協議的附帶條件，存在紐約的大通銀行總行。中國要穩定幣制迫切需要將收購的銀元出售，以換取更多的外匯儲備。國民政府決定由陳光甫赴美談判。談判結果是中國中央銀行將採取釘住英美匯率中幣值較高一方的辦法，也就是當英美匯率發生較大變動時，中國央行將調整其中幣值較低一方的匯價。
這樣《中美白銀協定》正式簽署，由美國財政部以每盎司白銀按50美分作價，向中國續購白銀5000萬盎司以維持法幣匯率，並確定法幣與美元的匯率為法幣100元等於30美元，這樣法幣又與美元通過匯率“聯繫”上了。中國後來又陸續出售給美國幾批白銀，得到的美元作為中國的外匯儲備，都存在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或其他的美國銀行中。檔案顯示：到日本發動“七七事變”之前，國民政府外匯準備金中，美金為0.739億美元英鎊達0.92億美元日元僅有一個零頭。這就進一步加強了英美兩國對國民政府的財政控制，而法幣成為了英鎊和美元的共同的附庸，並堅決地把日元“排斥”在外了。
其實由於美國的經濟實力以及對法幣美元準備金的不斷加強，後來的法幣實際上已被拉入美元集團 ，國民政府在財政上對美國的依賴程度也越來越深。法幣改革的結局就是英國的“螳螂捕蟬”在前，而美國則是“黃雀在後”，法幣最終被綁上了美元的戰車。法幣改革使得蔣介石加強了對商業銀行的控制，完成了對全國金融的壟斷。以“四大家族”所直接掌控的“四行兩局”體系，直接控制了中國的工商業。官僚與買辦資本徹底合流，共同瓜分中國的財富大餅。宋子文、孔祥熙在法幣改革過程中，做了大筆白銀生意，英美大量收購白銀，孔祥熙也從中大發其財。而宋子文就更誇張了，《亞洲華爾街日報》曾經做過一個評選：在過去一千年來，全球最富有的50人中，包括文萊蘇丹陛下哈志哈山納柏嘉以及比爾·蓋茨，在入選的50人中有6名是中國人，他們分別為成吉思汗、和珅、太監劉瑾、清朝商人伍秉鑑，還有就是宋子文。
和珅（1750年7月1日—1799年2月22日）文華殿大學士，乾隆帝寵臣。
當蔣介石最終完成了幣制改革，他就奠定了蔣家王朝的權利天下。然而日本對華的侵略擴張卻在變本加厲，嚴重威脅著剛剛完成貨幣統一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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