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民國大師，不妨從陳寅恪先生說起。
近些年，網絡上很多寫陳寅恪先生的文章，他的詳細生平大家都很熟悉了。
陳寅恪是典型的中國公子。
祖父陳寶箴官居湖南巡撫，父親陳三立是晚清著名詩人，和譚延闓、譚嗣同並稱“湖湘三公子”，母親俞明詩是臺灣“國防部長”俞大維的姑姑。而俞大維的母親曾廣珊，是曾國藩的孫女。
當年的中國，家世顯赫基本等於家學淵博，陳寅恪生於這樣的家庭，跟著父母熟讀經典，十幾歲就能出口成章。
1910年，陳寅恪在復旦公學畢業後，開啟長達16年的西洋留學之旅。
16年間，他先後入讀柏林大學、蘇黎世大學、哈佛大學等世界著名高校，雖然沒有得到一個文憑，卻把西洋的理論和做學工具，全部學到腦子裡。
吳宓在哈佛大學認識陳寅恪，發出長嘆：“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傅斯年在歐洲認識陳寅恪，發自內心佩服：“寅恪之學問，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那時的陳寅恪素衣白身，就以淵博的學識名滿文林。
1925年，中西合璧的陳寅恪學成歸國。
正是這一年，清華大學設立國學研究院，胡適建議使用導師制，以現代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
清華校方和研究院聘請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為導師，研究院主任吳宓想聘請陳寅恪為導師之一。
校長曹雲祥不認識陳寅恪，梁啟超便極力推薦：“我梁啟超雖然著作等身，但所有著作加起來，也不如陳先生的300字有價值。”
有了吳宓和梁啟超的推薦，陳寅恪順利就職國學研究院，和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並稱為“清華四大導師。”
5年後，清華國學研究院停辦，陳寅恪輾轉於西南聯大、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尤其是在香港期間，以淵博的中國學問結合西洋研究工具，寫出《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陳寅恪在書中提出“關隴集團”的概念，成為唐史研究繞不開的話題。
僅憑這本書，陳寅恪足以稱為大師。
何況，他的成就還不止於此。
清華四大導師
從陳寅恪的人生履歷中，可以看出一條很清晰的民國大師成才路徑。
第一是家世好。即便沒有顯赫的家族，必然要有知名的老師。比如陳寅恪是“公子中的公子”，林徽因是參議院秘書長林長民的女兒，梁思成是文化旗手梁啟超的兒子，胡適出身績溪的書香門第。比如梁啟超是“南海聖人”康有為的弟子，季羨林是陳寅恪的學生。
在文盲率高達80%的民國，家世好代表有文化傳承，只要生下來努力讀書，起步必然比80%以上的人高。
不論讀大學或者出國留學，這些家世好的人都是主力軍。由於教育沒有普及，做官和任教，只能從他們之中選人。
第二是圈子。
有資格讀書的，每個地方往往只有幾家，他們在家族產業中深度合作，並且聯手影響地方政治，為了鞏固奮鬥成果，他們又世代聯姻。於是，一個榮辱與共的圈子成型了。
這種圈子越往上走成員越少，地域越來越分散，只有某省最頂級的家族，才有資格和外省的頂級家族合作，他們共同組成全國性的圈子。
一個圈子內的人，必然互相提攜。
梁啟超說：“我所有著作加起來，也不如陳先生的300字有價值。”梁啟超的著作真的沒有價值？恐怕未必吧。
他只是利用自己的身份，為陳寅恪做背書。有了梁啟超的背書，陳寅恪以素人的身份出任導師，就會順理成章。
這就是家世和圈子的威力。
第三是出國留學。
陳寅恪拜訪過歷史學家夏曾佑，夏先生對他說：“你能讀外國書，很好，我只能讀中國書，都讀完了，沒得讀了。”
陳寅恪當時很年輕，以為夏曾佑老糊塗了：“書怎麼能讀的完呢。”等到自己年老以後，才想起夏曾佑的話有道理：
“中國的書不過是幾十種，真的能讀完。”
到底是哪幾十種，陳寅恪沒說，別人也不知道，不過仔細想想是有道理的。
中國的學問發源於《易經》、《尚書》、《詩經》等等，到春秋戰國時衍生出諸子百家，以後就再也沒有大發展。
此後2000多年的書，大部分是解讀上古經典，或者註釋名人著作，獨立發明新學問的不多。
在世界不發達的年代，中國是文化繁榮的燈塔，可進入近現代，只有古書的中國顯得特別落後。
於是，有志之士紛紛出國留學。
他們在國外學習先進理念和科學工具，回到各種學科一片空白的中國，立刻擁有知識的稀缺性。
那些學問整個中國的人都不懂，只有留學生懂，當然是鶴立雞群的存在。
凡是涉及外國的東西，只要他們說不對，別人根本無從反駁，這就掌握了評判知識標準的話語權。
所以民國大師都擁有知識的稀缺性+標準的話語權，他們把外國的理念用在落後的中國，屬於降維打擊。
而本土派和留洋派互不服氣，經常寫文章論戰，只有學貫中西的陳寅恪，才能壓住兩派的爭論。
因為中西方的學問，他都懂。
這就是民國大師。
陳寅恪
民國的留學生回國以後，往往會把外國學問複製到中國，然後在大學開設院系，成為中國某領域的開山鼻祖。
陳寅恪用外國理念分析中國歷史，開啟隋唐研究的新徵程，他關於“關隴集團”、“胡漢血脈”的研究，成為後來學者永遠繞不開的門檻。
不論誰想研究隋唐，必須沿著陳寅恪走過的路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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