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国大师，不妨从陈寅恪先生说起。
近些年，网络上很多写陈寅恪先生的文章，他的详细生平大家都很熟悉了。
陈寅恪是典型的中国公子。
祖父陈宝箴官居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是晚清著名诗人，和谭延闿、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母亲俞明诗是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姑姑。而俞大维的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孙女。
当年的中国，家世显赫基本等于家学渊博，陈寅恪生于这样的家庭，跟着父母熟读经典，十几岁就能出口成章。
1910年，陈寅恪在复旦公学毕业后，开启长达16年的西洋留学之旅。
16年间，他先后入读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哈佛大学等世界著名高校，虽然没有得到一个文凭，却把西洋的理论和做学工具，全部学到脑子里。
吴宓在哈佛大学认识陈寅恪，发出长叹：“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傅斯年在欧洲认识陈寅恪，发自内心佩服：“寅恪之学问，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那时的陈寅恪素衣白身，就以渊博的学识名满文林。
1925年，中西合璧的陈寅恪学成归国。
正是这一年，清华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胡适建议使用导师制，以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
清华校方和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为导师，研究院主任吴宓想聘请陈寅恪为导师之一。
校长曹云祥不认识陈寅恪，梁启超便极力推荐：“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但所有著作加起来，也不如陈先生的300字有价值。”
有了吴宓和梁启超的推荐，陈寅恪顺利就职国学研究院，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四大导师。”
5年后，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陈寅恪辗转于西南联大、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尤其是在香港期间，以渊博的中国学问结合西洋研究工具，写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寅恪在书中提出“关陇集团”的概念，成为唐史研究绕不开的话题。
仅凭这本书，陈寅恪足以称为大师。
何况，他的成就还不止于此。
清华四大导师
从陈寅恪的人生履历中，可以看出一条很清晰的民国大师成才路径。
第一是家世好。即便没有显赫的家族，必然要有知名的老师。比如陈寅恪是“公子中的公子”，林徽因是参议院秘书长林长民的女儿，梁思成是文化旗手梁启超的儿子，胡适出身绩溪的书香门第。比如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季羡林是陈寅恪的学生。
在文盲率高达80%的民国，家世好代表有文化传承，只要生下来努力读书，起步必然比80%以上的人高。
不论读大学或者出国留学，这些家世好的人都是主力军。由于教育没有普及，做官和任教，只能从他们之中选人。
第二是圈子。
有资格读书的，每个地方往往只有几家，他们在家族产业中深度合作，并且联手影响地方政治，为了巩固奋斗成果，他们又世代联姻。于是，一个荣辱与共的圈子成型了。
这种圈子越往上走成员越少，地域越来越分散，只有某省最顶级的家族，才有资格和外省的顶级家族合作，他们共同组成全国性的圈子。
一个圈子内的人，必然互相提携。
梁启超说：“我所有著作加起来，也不如陈先生的300字有价值。”梁启超的著作真的没有价值？恐怕未必吧。
他只是利用自己的身份，为陈寅恪做背书。有了梁启超的背书，陈寅恪以素人的身份出任导师，就会顺理成章。
这就是家世和圈子的威力。
第三是出国留学。
陈寅恪拜访过历史学家夏曾佑，夏先生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
陈寅恪当时很年轻，以为夏曾佑老糊涂了：“书怎么能读的完呢。”等到自己年老以后，才想起夏曾佑的话有道理：
“中国的书不过是几十种，真的能读完。”
到底是哪几十种，陈寅恪没说，别人也不知道，不过仔细想想是有道理的。
中国的学问发源于《易经》、《尚书》、《诗经》等等，到春秋战国时衍生出诸子百家，以后就再也没有大发展。
此后2000多年的书，大部分是解读上古经典，或者注释名人著作，独立发明新学问的不多。
在世界不发达的年代，中国是文化繁荣的灯塔，可进入近现代，只有古书的中国显得特别落后。
于是，有志之士纷纷出国留学。
他们在国外学习先进理念和科学工具，回到各种学科一片空白的中国，立刻拥有知识的稀缺性。
那些学问整个中国的人都不懂，只有留学生懂，当然是鹤立鸡群的存在。
凡是涉及外国的东西，只要他们说不对，别人根本无从反驳，这就掌握了评判知识标准的话语权。
所以民国大师都拥有知识的稀缺性+标准的话语权，他们把外国的理念用在落后的中国，属于降维打击。
而本土派和留洋派互不服气，经常写文章论战，只有学贯中西的陈寅恪，才能压住两派的争论。
因为中西方的学问，他都懂。
这就是民国大师。
陈寅恪
民国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往往会把外国学问复制到中国，然后在大学开设院系，成为中国某领域的开山鼻祖。
陈寅恪用外国理念分析中国历史，开启隋唐研究的新征程，他关于“关陇集团”、“胡汉血脉”的研究，成为后来学者永远绕不开的门槛。
不论谁想研究隋唐，必须沿着陈寅恪走过的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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