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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林淼夕，生於1996年，陝西省西安市人。爸爸是一名美術老師，受到他的影響，我從小就對“藝術之都”意大利充滿了嚮往。
2018年，通過申請，我順利拿到了米蘭理工大學研究生的入學通知書，在父母不捨的目光中，登上了去米蘭的航班。
米蘭理工大學位於倫巴第大區米蘭，這是歐洲境內第二大城市，也是歐洲經濟最發達地區，不但擁有為數眾多的展覽館、美術館，也是阿瑪尼、範思哲等世界頂級服裝的大本營。
我除了上課，就是流連各種各樣的藝術館，日子過得緊張又不失愜意。
2019年年底，我完成了所有課程的學分，最後一個學期主要是畢業和設計，我開始收拾行裝，準備回家休息一段時間。
2020年1月10日，我回到西安。1月23日，因為新冠肺炎爆發，武漢封城，陝西與湖北接壤，周圍的人都有些慌亂。在交大醫學院讀研的高中班長徐嘉敏每天都會在群裡發消息，要我們減少外出，注意防護。
疫情爆發突然，武漢的防護物資嚴重不足。留在意大利的中國校友紛紛走上街頭，搶購口罩、防護服，寄回國內。留學生的同學群裡有人募捐，每天公示募捐金額和所購物資的賬目，我也積極捐了款。
隨著疫情升級，1月25日，陝西啟動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預案，咸陽機場的國際航班也陸續停飛。徐嘉敏打來電話：“淼夕，看樣子形勢緊張啊，你要回意大利就得趕快走，否則航班停掉，你怎麼走啊！”
本來，我打算等2月份開學再走，但情勢緊急，我決定提前回意大利。媽媽很不捨，可是她也怕一旦航班停掉，我不能及時返校會影響學業。
我匆匆定好機票，於1月29日飛回了米蘭。臨行時，母親把好不容易託人買來的兩大包口罩硬塞進了我的行囊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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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降落在米蘭機場，有穿著防護服的工作人員為我們測體溫，確認體溫正常方可辦理通關手續。辦理通關時，櫃檯的美女看到我的中國護照，下意識地向後挪了下身體，對旁邊的同事用意大利語說：“中國人，還好不是武漢，離遠一點，他們的病毒很厲害的。”
車站內全副武裝的工作人員
我裝作聽不懂意大利語的樣子，心裡既難過又生氣。
雖然在飛機上大家都戴著口罩，一出機場，就都紛紛摘掉了，我猶豫了一下，沒有摘。湛藍的天空下，年輕人嬉笑著結伴而行，老人坐在街邊長椅上悠閒地喝著咖啡，精緻的歐式建築襯著藍天白雲，美得像油畫。
戴著口罩的我顯得有些格格不入，周圍的人向我投來好奇不解的目光，我低下頭，默默回到住處。
1月31日，羅馬發現首例新冠肺炎病例。意大利政府立刻中斷了與中國所有的航班往來。媽媽替我慶幸：“幸虧你早走了，再遲個一兩天，你就走不了了。”
媽媽告訴我，她和爸爸參加了社區的志願者，為出入社區的人監測體溫。開飯店的表弟在年前接了不少年夜飯、喜宴等訂單，疫情爆發，他主動和顧客協商全部退掉，屯的大部分原材料都壞掉了，算下來損失了20多萬。表弟接受了損失，還四處籌到一些口罩，捐到了當地的定點醫院。
國內的疫情防控一天比一天升級，但這一切並沒影響到遙遠的意大利。雖然已有確診病例，但在生性樂觀熱情的意大利人眼裡，航班切斷就意味著病毒已經被阻在國門之外，他們照常在街頭、在咖啡館談笑，動不動就來一個熱情的擁抱和貼面禮。
我把意大利的情況分享給同學徐嘉敏，他非常緊張：“淼夕，你可一定要注意，這種病毒傳播很快的，你出門千萬要戴上口罩。”
我告訴徐嘉敏，按照歐洲的做法，只有病情非常嚴重的人出門才戴口罩，健康人出門戴口罩，不僅要忍受異樣的目光，周圍人還會自動與你保持距離，把你當成移動的傳染源。
本來這次提前回來，我也制定了一些外出計劃，然而對比國內的狀況，我總覺得米蘭看似如常的景象下暗藏兇險。除了必要的購買生活用品外，我幾乎不出門，默默呆在家裡，在線上接一些設計圖紙之類的活兒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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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學校開學。校園裡，生氣勃勃的年輕人三五成群，無拘無束地打鬧嬉笑。而我戴著口罩，抱著一堆書，緊緊貼著牆根走著，像只惴惴不安的小老鼠，儘量把自己藏在陰影裡。
“嗨，美麗的林小姐，你怎麼把自己弄得像只可憐巴巴的小貓一樣？”來自法國的本傑明擋在了我前面，我朝他點了點頭就想走開，他卻一把拉住我的揹包帶：“林小姐，你又沒有生病，為什麼要把面孔遮在口罩後面？”
我一邊掙脫一邊低聲說：“現在新冠肺炎已經很厲害了，戴口罩是為了預防。”
聽到“新冠肺炎”幾個字，本傑明的臉上露出一絲輕蔑：“這是你們中國人亂吃野味給全世界帶來的災難吧？切，上帝在懲罰你們，自求多福吧。”
“你胡說！”我不知道從哪裡來的勇氣，直直地站在他面前說：“目前並沒有證據表明病毒源於中國，我們大部分中國人從不吃野生動物，本傑明，因為極少數人就給一個群體貼上標籤的行為既幼稚又可笑！”說完，我轉身離開。
此前，在留學生群裡就流傳著中國留學生因為新冠肺炎被攻擊、羞辱的消息，我自己也有心理準備，然而當不公真正落在自己頭上，我還是氣得胸口疼。
回到住處，房東老太太卡德麗娜看我一臉受傷的神色，似乎讀懂了什麼：“孩子，我從新聞上看到了，上帝會保佑中國的，一切都會好的。”我喉頭哽咽，有些想哭。
2月21日，倫巴第大區一位38歲的男子被確診為新冠肺炎，他的傳播路徑很廣，影響到了周邊五萬居民，他被媒體稱為“一號病人”，隨後又有威尼託大區的感染者被發現，我嚇得心驚膽戰，約了兩個中國女同學，決定外出搶購一些物資。
平時購物的意大利小超市
由於附近的小超市物資已經不多，我們三個決定去遠一些的區域。路邊的藥店，紛紛貼出了“無口罩出售”的告示，還好我們幾個都準備了充足的口罩。此刻，大街上戴口罩的基本上都是亞洲面孔，歐洲人仍然我行我素。
正當我們三人討論去哪個超市時，幾個梳著小髒辮，穿著破洞牛仔褲的當地小混混圍住了我們：“討厭的中國人，不要帶著病毒在我們這裡亂竄，滾回你們中國去，滾回去！”
他們一邊說，一邊對我們推推搡搡。瓊和娜娜嚇呆了，我壯著膽子，大聲說：“請讓開，讓我們走！”
他們鬨然大笑，為首的小混混戲謔道：“撕掉她們討厭的口罩吧！”說著就開始動手。正在這時，一聲斷喝傳來：“停手！”
一個高大的青年抓住了小混混的手，抬頭一看，原來是同校的安德魯。他皺著眉頭，冷冷道：“她們是我的朋友，我不允許你們對她們做出不禮貌的事。”
旁邊兩個看似他朋友的人，也慢慢走過來。小混混見狀，打了聲口哨就散了。
安德魯是米蘭人，他雖和我同校，卻不同班，之前因為社團活動打過幾次交道，平時的來往並不多。
疫情前的安德魯
我向安德魯道謝，他笑笑說：“能幫助美麗的林小姐，是我莫大的榮幸。”瓊悄悄掐了一下我。我無聲笑了笑，意大利的男孩子，普遍嘴都比較甜。問明我們的去向後，安德魯建議，由他們三個護送我們去超市。
我推辭不過，答應了他的“請求”。來到超市，我看到了幾位戴著口罩的亞洲人，他們的小車裡堆滿了食品和日用品。我們三個也立刻開啟瘋狂囤貨模式，速凍食品、雞肉、土豆、洗潔精，幾乎看到什麼就往購物車裡丟什麼。
超市物資充足
安德魯他們在一邊看得目瞪口呆：“上帝啊，這不是戰爭，是和平年代，你們是打算把超市整個搬回去嗎？”我向他解釋，因為疫情要儘量減少外出，在家隔離是切斷病毒傳播的有效手段。
他還是攤著雙手，悻悻地說：“僅僅一場大號流感而已，為什麼要比戰爭來了還緊張。”
他們三個幫我們把大批物資送到家門口，到了我家樓下，安德魯大方地說：“林小姐，我可以添加你的WhatsApp嗎？（意大利青年人常用的社交軟件，類似於微信）。”我猶豫了一下，答應了。
2月23日，學校群發郵件宣佈停課，很多學生紛紛湧上街頭，敲鑼打鼓為停課狂歡慶祝，當然幾乎都沒戴口罩。安德魯發來信息：“停課了，我們去喝咖啡吧，我知道一家棒極了的咖啡店。”我苦笑著回覆：“對不起，這個時候了，沒有心思出門。”
過了一會兒，安德魯發來一個不甘心的表情：“給你帶的禮物放在你房東那裡了，你記得去拿。”
過了將近四十分鐘，我才敢下樓。卡德麗娜把安德魯的禮物交給我，一束粉紅色雛菊和一塊小小的可愛蛋糕。卡德麗娜笑著說：“非常可愛的男孩子，為什麼不下樓呢？”我無奈地攤手，表示有疫情。
卡德麗娜不以為然地搖搖頭：“上帝啊，什麼事嚴重到姑娘們都不敢談戀愛了？”
其實，安德魯高大英俊，溫和有禮，用瓊的話來說，“有雙矢車藍花一樣的眼睛”，是一個非常不錯的交往對象，可目前這種狀況，我哪裡還敢出門約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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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疫情的持續升級，意大利政府對倫巴第和威尼託兩個大區中的11個市鎮實行封鎖，然而，所謂的封鎖也就是限制不必要外出，和武漢的封城完全不同。
大部分民眾也沒太當回事，他們該玩的玩，該上班的上班，該去酒吧的去酒吧。從我臥室的陽臺上看出去，來往的意大利人，還是很少有人戴口罩。
2月26日，安德魯發來信息，告訴我他打算參加針對政府封鎖的抗議活動。我嚇得要死，要知道，在這種狀況下，再舉行大規模遊行活動，簡直是給病毒大開方便之門啊。
然而就算我再三勸阻，安德魯也固執地認為，政府沒有權利限制民眾的自由，民眾有權進行遊行抗議。
參加完抗議，安德魯興奮地給我發來現場照片，居民在沒有任何防護措施的情況下聚集在廣場，手拉寫著“還我們自由”“要自由不要口罩”等內容的橫幅，抗議封鎖禁令，看得我直打哆嗦。
當然，我也很擔心安德魯，但是想到他對疫情不以為然的態度，我還是把話嚥到了肚子裡。
然而糟糕的狀態還是發生了，2月29日，安德魯發信息過來：“我頭疼，咳嗽，很不舒服。”
我一驚，連忙問他還有沒有其他感覺，對照他說的全身無力，發熱等症狀，再加上他又有疫區接觸史，我直覺不妙，建議他趕快去急診科就診。
意大利是免費醫療體系，患者自覺不適時，首先到家庭醫生處就診，然後攜帶家庭醫生開具的相關診斷到綜合醫院進行檢查，家庭醫生根據檢查後果再鑑定是不是需要進一步轉診至專科醫院。
所有就診過程均需預定，其中等待的過程經常會讓人抓狂，如果沒有預約只能掛急診，但是急診的費用比較昂貴。
安德魯到達醫院時，醫院外面已經搭起了醫療帳篷，患者在進入醫院前先進行初步檢查，疑似患者進入隔離區域，避免患者一窩蜂湧入醫院。經過一系列檢查，安德魯被確診為新冠肺炎，他的肺部感染較重，醫生很快安排他住了院。
一開始，安德魯還很樂觀。因為意大利居民一般有病都先去看家庭醫生，所以除非有大病，是不會住院的。他給我發信息說：“哦，我要去住院了，這對我來說，是個大日子。”
但很快，情況就不妙了。因為病人急劇增多，醫護人員不足，防護物資急缺。據安德魯說，在醫院接診他的部分醫生和護士沒有穿防護服，有些甚至沒有戴口罩。
我聽了心裡特別沉重，新冠肺炎在武漢呈井噴式爆發的時候，不少醫生、護士也是因為防護物資不足，導致自身感染。
3月1日起，意大利的感染人數一路飆升。安德魯所在的醫院已經人滿為患，不斷有新的確診病人被送進來。醫生和護士像上足了發條的機器人，不停地忙碌，然而即使這樣也滿足不了需求。
病人被抬上救護車
安德魯告訴我，他親眼看到，一個年輕的護士崩潰大哭：“上帝啊，幫幫我們吧。”哭完後又接著開始救助。有的醫護累得夠嗆，直接靠牆就睡著了。然而，比醫護人員更讓人痛心的，是眼睜睜看著病人一個個離去。
意大利是一個人口老齡化嚴重的國家，但這次新冠肺炎似乎更容易襲擊老年人。因為呼吸機嚴重匱乏，當有同等需要時，醫護人員只能把呼吸機留給治癒希望更大的年輕人，而被放棄的重症老年人只能痛苦地等待死亡。
一天晚上，安德魯很難過地說，住在他旁邊的老亞當去世了，兩天前，他還笑嘻嘻地談到，等病好了以後要去法國看他女兒，在安德魯手機上看到我的頭像後，還直誇“多麼美麗的東方小公主”。兩天後，他呼吸衰竭，沒有呼吸機的情況下，在掙扎中去世。
安德魯痛苦地說：“老亞當死了，我會不會也死了，上帝啊，也許我們在災難面前都太無知了。”
醫生對病人進行救治
我連忙找到國內疫情的相關數據發給他，告訴他，這個紅色的數字是累計確診數字，綠色的是出院數字，黑色的是死亡數字，我說：“你看，在中國，這個病的治癒率比死亡率高太多了，對於抵抗力好的年輕人來說，好好治療，一定沒問題的。”
安德魯發過一個微笑的表情：“也許我可以把心放到肚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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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安德魯心情能好點，我雖然宅在家裡，但還是會稍稍打扮一下，和他視頻。有時候我還會直播自己做飯的過程給他看。
自制的吐司和沙拉
安德魯開玩笑說，每天和我視頻的時候就是他最開心的時候。
3月3日，我在家包餃子，安德魯在視頻中看著白胖胖的餃子大呼看到吃不到，太過殘忍。我提議給他送一些去。安德魯很高興，但又擔心我被感染，我笑著說：“我的防護措施全著呢，沒事，再說，我也想再去囤一些東西。”
我把餃子裝在保溫桶裡，穿上雨衣，戴上口罩、墨鏡和手套，包得像個木乃伊一樣出了門。大街上的人少了很多，但是還有一些人沒有戴上口罩，有些人的口罩被拉到了鼻子以下。
我匆匆來到醫院，幾輛救護車停在門口，醫護人員正把病人從車裡抬出來，每個人看上去都疲憊不堪。我不敢多看，低著頭把保溫桶交給門房，交待幾句後趕緊離開。
回到家時，我在家門口看到了房東卡德麗娜，她一襲黑衣，眼眶紅腫。沒等我問，她就告訴我，她的母親在養老院感染了新冠肺炎，剛剛去世，因為特殊情況，屍體直接被送往殯儀館，她並沒有見到母親最後一面。
“上帝啊，為什麼要這麼懲罰我們？”看著傷心的卡德麗娜，如果是平時，我一定會把她抱在懷裡，可現在，我只能輕輕拍拍她的肩膀。
安德魯收到我的餃子非常開心，他不斷稱讚，真是太美味了，果然每個中國人都是天生的廚子。我笑了笑。
我以為安德魯能順利出院，誰知第二天，安德魯就斷了音訊。發信息不回，打電話先是無人接聽，後來就關機了。想起卡德麗娜紅腫的眼睛，我心頭隱隱有不祥的預感。
我不敢向最壞處想，卻又不能不向最壞處想，我想起他之前開玩笑的話：“如果我死了，最後悔的事一定是沒有早點約會你”，我越想，心頭越像墜了一塊鉛，沉重無比。
整整兩天，我沒有他的任何消息，我機械地如常生活，手機一有動靜就發瘋般地把它抓在手裡。
這使我第一次意識到，離別，隨時可能沒有預兆地發生，可能在下一秒，可能在下個街口，而我們唯一能做的是，好好活著。
我終於得到了安德魯的消息。他說，就在兩天前，他的病情突然轉重，還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昏迷。“我差點以為自己就要死了，胸口很悶，我大口大口地吸氣，可是就像被撈出水面的魚，明明到處都是空氣，但就是吸不到。”
病床上的安德魯
我含著眼淚，發過去一個擁抱的表情。
安德魯告訴我，在他有意識的時候，想到過，他和我還沒有正式約會，我包的餃子他還只吃了一次，“我對上帝說，我還不想去見你，我有很多事沒有做，不行，我要活著。”
我哽咽著說：“快好起來吧，我還有很多拿手菜你沒吃過呢……”他驚喜地說：“你這是答應要與我約會嗎？我太幸福了，我甚至感謝上帝讓我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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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魯在渡過危險期後，一天天好了起來。
但整個意大利的形勢越來越不妙了，每天的新增確診人數由上百例很快升到一千、甚至幾千例。因為防護物資不足等原因，大批醫務人員感染，同時有多名醫護人員因為感染去世。3月7日，意大利累計確診人數達到5800多人。
空無一人的街道
瓊哭著給我打電話，她決定離開意大利回中國。然而，由於通往中國的航班已被切斷，她只能先由米蘭轉機至阿布扎比，再由阿布扎比轉至北京，而這時候的機票已經漲到了將近三萬塊錢一張。
爸爸媽媽每天看著意大利垂直飆升的新增確診人數，也一再讓我回西安，然而考慮到未完成的學業、居留期的問題，以及回程過程中可能面臨的風險，我還是決定留在意大利。
我用張文宏教授的話勸他們，“原地隔離是最好的辦法”，為了讓他們放心，我讓他們看我塞得滿滿的冰箱，並每天抽出時間和他們視頻。
3月10日，意大利全線封城，除去工作和健康原因外，其餘的外出理由一律不被允許。當晚，意大利外交部長迪馬約就新冠疫情向中國求助。
人很少的地鐵
瓊在將近20多個小時幾乎不吃不喝的情況下，順利在3月10日到達北京，她趕上了大批留學生回國潮，機場裡幾乎擠滿了人。工作人員忙得聲嘶力竭，然而，因為等待時間過長，很多留學生出現了情緒不安、暴躁等狀況。
“我能理解他們，這麼長時間又累又渴又怕，回來了只想趕快找地方躺下。可是，工作人員也沒有辦法呀。不管怎麼樣，我回來了，安心了，我從沒這樣自豪啊，因為，我身後有祖國。”瓊在微信裡說的話幾乎讓我落淚，在如實申報了自己的情況後，瓊被帶到了集中隔離點隔離。
3月11日下午，華西醫院兩名醫生隨紅十字會志願專家團隊飛赴意大利，與此同時，呼吸機等大批醫療物資也準備運往意大利。
米蘭大教堂廣場上的鴿子已經沒有人餵了
3月18日，安德魯治癒出院，我開玩笑說要不要我接他，他非常認真地說：“不，絕不，經歷這場該死的災難後，我覺得之前對它太輕視了，我決定待在家裡，哪兒都不去，你也一樣。”我點頭答應。
封城之後，我所在區的大超市開通了線上預訂，生活物資不成問題。被迫宅在家裡的意大利人壓抑不了熱情的天性，他們在陽臺上演奏樂器，隱隱約約的樂曲聲讓我總能想起之前在運河邊上那些美好的日子。
時代的一粒灰，落在每個人頭上都是一座山。此刻，時代落下的灰，終在意大利成了山。面對病毒，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獨善其身。相信在舉國防疫和中國人民的援助下，意大利能早日挺過這個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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