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明清時期中朝使團往來頻繁關係密切，在相互交往過程中，形成了某些成文和不成文的規定。“下馬宴”和“上馬宴”就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例子。這個規定形成於明朝初年，後為清朝所繼承前後延續 500餘年，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朝關係的穩定性。
明清時期朝鮮使團入境以後，根據當時的外交禮儀，無論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要給予 “筵宴”招待。其中有些是隨意性的：如皇帝賜宴。有些則是規定性的：比如“下馬宴”和“上馬宴” 。
就後者而言，作為一種制度和慣例從明朝到清朝實行了五百多年，其自身也發生了某些變化。
一、明朝時期的“下馬宴”和“上馬宴”
所謂“下馬宴”是指朝廷專為迎接朝鮮使團所舉行的宴會有接風洗塵的意思。相對於此 “上馬宴”是指朝廷專為送別朝鮮使團所舉行的宴會，有一路順風的寓意。但必須加以說明的是無論“下馬宴” 還是“上馬宴”都是朝鮮人的說法，在明清會典中並沒有相同的詞彙。而且在朝鮮人所說的“下馬宴”和“上馬宴”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
裴三益《朝天錄》記載:萬曆十五年 (1587)作者作為陳謝使前往北京渡鴨綠江時，前義州地方官在義州官署為其舉行“下馬宴” ，幾天後又在鴨綠江邊點軍亭為其舉行“上馬宴”
這裡所提到的“下馬宴”和“上馬宴”就是廣義的“下馬宴”和“上馬宴”。而我們所要研究的則是狹義的“下馬宴”和“上馬宴”。
明朝的“下馬宴”和“上馬宴”始於何時很難確定，其原因主要在於嘉靖之前存世的朝鮮漢文 使行錄較少，但我們仍然能從有限的記載中發現某些跡象，如權近的《奉使錄》：洪武二十二年 (1389)權近奉命出使金陵，在金陵曾有《奉天殿朝見後賜宴於會同館》詩:
“金門闢，千官玉佩齊，軒墀仙仗集，宮殿瑞雲低，帝澤論肌洽，伶才奪眼迷，賜宴那避酒，兀兀醉如泥”
另有《初八日進謝賜宴仍辭》詩:
“曉隨群入金門，咫尺天威望至尊，風送爐煙香滿殿，雲移仙仗日臨軒。公堂賜宴恩難謝，禁陛辭歸語更溫”
詩中有幾點與後來“下馬宴”和“上馬宴”相合:一是賜宴的地點在會同館。二是有樂舞表演。三是公堂賜宴模式化。
由此看來這應是較早的“下馬宴”和“上馬宴” 。
據《大明會典》記載:
明朝初年凡使團到京，皇帝往往在宮中賜宴，洪武二年(1369)改為使團到宮中朝見後，回到會同館參宴。由禮部主持。永樂以後，凡外國朝貢欽命宦官與文武大臣或學士等待宴，朝鮮使臣則明文規定由禮部官員待宴。
《大明會典》還記載:凡有藩國進貢，按例欽賜筵宴一二次。朝鮮筵宴二次，每次筵宴禮部要先確定筵宴日期，奏請大臣一員待宴。然後命光祿寺備辦酒席，會同館準備場地。教坊司提供樂舞，鴻臚寺安排通事及鳴贊供事，儀制司為每位赴宴者準備一枝宴花。如果使臣數多分為兩日進行，如果遇到禁屠齋戒等事，推移三四日舉行。
很明顯會同館賜宴之事始於洪武二年(1369) ，賜宴時各司的職責和分工也應同時形成。但為朝鮮使團二次設宴，即“下馬宴” 和“上馬宴” 的規定可能要晚於這個時間。因為皇帝賜宴對使臣來說是莫大的榮耀。如果有“下馬宴”和“上馬宴”之說，肯定會在«朝天錄»中有所反映。
洪武二十七年(1394)四月明朝“更定藩國朝貢儀” ，對原來的某些規定進行調整、但這次也沒有確定“下馬宴”和“上馬宴”。因為朝鮮使臣李詹，建文年間曾兩次前往南京，往返路上他留下很多詩作。包括南京城內的一些活動，但卻沒有提到賜宴之事。如果有兩次賜宴必定會在其詩作中有所反映。
到永樂時期，特別是遷都北京以後因為“朝鮮益近”，可能就在這個時候 “下馬宴”和“上馬宴”制度形成了。嘉靖以後《朝天錄》對“下馬宴”和“上馬宴” 記載增多，對這些材料略加整理，有利於我們對“下馬宴”和“上馬宴”整個發展過程的清晰瞭解。
嘉靖十二年(1533)皇太子誕生朝鮮政府，派遣進賀使團前往北京。蘇世讓在《陽穀赴京日 記》中記載了“下馬宴”和“上馬宴”的情況:嘉靖十三年(1534)閏二月十三，明朝政府在玉河館設 “下馬宴”。押宴官員為太監黃錦和禮部尚書夏言 。
“押宴太監黃錦禮部尚書夏言乘轎入來，即於階前拱立。迎入精膳司員外郎毛□、亦來序班等，引立階上行向闕五拜，又進尚書前行再拜，禮後各就位設宴。備呈雜戲行七爵乃罷，又行向闕拜而退，太監先出尚書次出”
十餘天后的閏二月二十六舉行“上馬宴”:
“赴上馬宴於會同館，夏尚書及太監麥福承命押宴，儀如下馬宴”
嘉靖十六年(1537)朝鮮進賀聖節使到達北京後，九月初六明朝政府為其舉行“下馬宴” 。此類記載還有許多，不一一而敘。
萬曆二年(1574)朝鮮賀聖節使團前往北京，同年八月十六明朝政府在會同館為其舉行 “下馬宴” 。據趙憲«朝天日記»記載:這次押宴的官員是禮部尚書萬士和
“初坐東廊,提督送茶,俄有光祿少卿來視,設饌,提督迎揖於堂簷下序,班等祗迎送於月臺下,將出,郎中等相列立於而揖,送至乘馬處(大門內庭中)又三揖,以讓請入….下庭中向闕一拜三叩頭.又再拜於尚書而退….尚書讓而乘則郎中揖尚書微揖”
八月二十六在會同館舉行“上馬宴”.押宴官員仍然是禮部尚書萬士和。
據趙憲«朝天日記»記載:
“他外國則只有下馬一宴，而我國使臣則別設兩宴以慰之。其見寵厚如此….故以皇朝之聖制,亦因而不改.豈非厥典而也哉,只知以此為娛”
萬曆三十二年(1604)有朝鮮使臣對“下馬宴”和“上馬宴”做過總結:
“宴有上下馬宴,下馬宴於到館六七日內行,上馬宴於臨行五六日間行.”
後金佔領遼東以後，朝鮮使團過海前往北京。 “下馬宴” 和“上馬宴” 照常舉行，天啟四年 (1624)朝鮮奏聞使團到達北京。明朝政府為其舉行“下馬宴”和“上馬宴”。據李民宬«癸亥朝天 錄»記載:
天啟四年(1624) 二月十一日領“下馬宴”“朝以吉服，詣會同館。尚書林堯俞押宴，亦吉服入，就闕牌前西向立…尚書命閱視饌品，極示優厚，七勺而罷”
直到崇禎九年(1636)，金育等出使明朝，第二年返回。據其《潛谷朝天日錄》記載由於清朝進攻，朝鮮並迫使其投降。國難之中沒法舉行上下馬宴，故折銀56兩免宴.
這是朝鮮使團最後一次出使明朝，作為禮儀制度而言，明代不同時期舉行的 “下馬宴” 和“上馬宴” 有如下幾點是共通的:
第一：前來押宴的均為禮部尚書，即主管明朝外交活動的最高長官，而且萬曆之前還有皇帝身邊的大宦官參與押宴，可見明朝對此事的重視程度。
第二：儀式中都要拜闕，有的是龍亭，有的是牌位，明確表示宴會為皇帝御賜的特點。
第三：因為特殊原因可以“免宴”。但“免宴”的銀兩可以帶走。這就是所謂的“折宴” 。
第四：從食品到歌舞都安排得非常周到，體現主人積極維護雙方關係的良苦用心。
總的來說無論是 “下馬宴”還是“上馬宴”從始至終都貫穿著儒學的禮制精神，有明一代朝鮮使團進入中國，除了在北京會同館舉行“下馬宴”和“上馬宴”招待之外，按照明朝政府的規定，回還之時經過重要的行政中心要“茶飯管待”。允許總兵、三司、府衛正官二三員陪同。比如宣德三年(1428)朝鮮使團回國，路經永平府由永平府加以宴請，而經過遼東的時候宴請的機會就更多。
二、清朝入關前的“下馬宴”和“上馬宴”
清朝在入關之前與朝鮮多有交往，雙方使臣往來頻繁。設宴款待亦屬常事。雖這個時期也有 下馬宴和上馬宴之稱，但這並不是制度化意義上的“下馬宴”和“上馬宴”， 而制度化的“下馬 宴”和“上馬宴”則要從崇德元年(1636)開始。
這一年清朝與朝鮮正式確立起宗藩關係，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崇德元年(1636)清朝政府規定:朝鮮國貢使至東京(遼陽東京城)宴請一次，至盛京禮部宴請一次，在朝鮮館宴請一次， 回至東京宴請一次，總共宴請4 次.
“清人來報我國，使行初十日渡江，滿月介求見宰臣，問中朝待我使之禮，宰臣援例以答” 《昭顯瀋陽日記》就是說，從此清朝統治者要按照明朝的儀式來接待朝鮮使團。當然也包括“下馬宴” 和 “上馬宴”了。
三、清朝入關後的“下馬宴”和“上馬宴”
清朝入關以後完全沿襲明朝的制度，特別在處理與朝鮮關係的問題上更是如此。
順治初年，朝鮮國王往往派遣與清朝有密切關係的王子出使，如麟坪大君李渲就曾出使北京，為此清朝政府於順治元年(1644)特別規定:
“朝鮮王弟來朝，差禮部司官、光祿寺官往山海關迎接，燕一次。遣侍郎往三河縣迎接，燕一次。到京日遣尚書在館，燕一次，朝見畢賜恩燕一次，在部燕二次，在館燕二次，回日餞送筵燕與來時同”
同年規定:
“凡朝鮮差來正副使至山海關，駐防官陪燕一次，到京朝見後在部燕一次，回日燕一次，餞送筵燕與來時同，其領時憲書齎諮官，在部燕一次”
《大清會典事例》最後修訂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這說明如上記載“下馬宴”和“上馬宴”這種儀式在順治初年被重新強調，後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
雖然如此，清代的“下馬宴”和“上馬宴”與明代還是有些區別。特別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儀式自身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順治六年(1649)朝鮮謝恩使團到達北京，五月十七清朝政府在禮部為朝鮮使團設“下馬宴”。“尚書曹姓漢人押宴，見吾冠帶，凝淚滿眶，此人早有重望，曾在皇明之朝為禮部尚書，見時事日非，辭職歸家，清人聞有名望，招致任用雲”
這裡只提到由漢尚書曹某主持“下馬宴”。但“下馬宴” 和“ 上馬宴”具體儀式如何卻隻字未提。
康熙七年(1668)朝鮮使團到達北京，但遲遲未行下馬宴，行期沒法確定。在朝鮮使臣屢屢催 問下，最後舉行“下馬宴”:
“使臣們穿上朝服，前往禮部，漢尚書郝惟訥押宴。首先向北行拜闕禮，然後入席。尚書西向坐，使臣們南向旁坐。員役在臣等之後重行，行茶後，進饌，獻酒三杯後又起就階，上拜後相揖罷歸”
四天後舉行“上馬宴”，禮部侍郎至館舍舉行“上馬宴”：
使臣等“出中門外，揖入就西庭。北向叩拜，引至中堂分賓主而坐，禮官坐東，臣等坐西，員役堂上坐臣等後，其餘坐庭西，以地窄，故宴畢就庭又北向叩拜揖，送至中門外而還。
從諸多《燕行錄》的記載來看，清朝延續了明朝下馬宴和上馬宴的傳統，但也些區別。如明朝無論下馬宴和上馬宴都在會同館舉行。而清朝下馬宴在禮部舉行，而上馬宴則在使團駐地館舍舉行。筵宴的主席俗稱押宴，明朝一般是由禮部尚書和禮部侍郎擔任，但多數情況下，宦官也要參與。
但清朝比較固定，下馬宴一般由禮部尚書主持，有時用禮部侍郎，但這樣的情況很少。而上馬宴一般都由禮部侍郎主持，但是有時也有特例。據權以鎮《癸巳燕行日記》記 載:雍正二年(1724)在禮部為朝鮮使團舉行下馬宴。押宴竟然是所謂“十二王”。朝鮮使臣在這裡提到的十二王就是雍正皇帝的十二弟履郡王允祹，當時負責禮部事務。
“王主壁東向坐，使臣坐其右南向，通官侍立王左，我行員役坐使臣後，受饌ꎬ賓主相距不數尺，宴床極豐侈，器皆疊，”宴罷回館，當行“上馬宴”
此外清代與明代在禮部舉行的下馬宴上也存在差別，禮部下馬宴”要有望闕禮、見堂禮、宴禮、謝恩禮、別堂禮。望闕禮要在入座前舉行，也就是先給皇帝叩頭，代替御座的有所謂的 “龍亭”，沒有“龍亭”就設皇帝牌位，如果沒有牌位就向北方行禮。
尚書在前，使臣在後，面向闕位站好，在贊禮官的口號聲中行三跪九叩頭禮。注意，明朝望闕禮是一跪三叩頭，行完望闕禮後，要行見堂禮。見堂禮就是使臣向押宴官（禮部尚書或侍郎）行禮，規範的見堂禮是一跪三叩頭，但“上馬宴” 免見堂禮。
宴禮的流程大略是入座、行茶、上菜、行茶、上饌、上羊肉、進酒、撤膳。禮制文化對座次很講究。就下馬宴而言，一般情況，尚書或侍郎座位在東，郎官等座位在其後，使臣座位在西，面向尚書或侍郎。其他官員的座位在其後，僕人座位在庭中，也就是院子裡。入座以後行茶一杯。 然後是上菜饌。
無論下馬宴還是上馬宴，菜餚都是非常豐盛的。以致有的使臣在描寫其豐盛程度時，直接把其稱為盛桌。一般情況下是“酒三巡”後結束筵宴，離開桌子。以後的首要事情是再行望闕禮，仍然是三拜九叩頭以表謝恩。然後是謝堂禮，此禮有時可免，這要看押宴官的態度。最後使團離開禮部，返回其駐地。
任何一種規定，行之年久都有向形式化發展的趨向。為外交使團舉行的筵宴也是如此，最初使團剛到北京，禮部即為其舉行下馬宴，一個月後禮部再為其舉行上馬宴。基本符合下馬宴和上馬宴設置的初衷，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使團到達北京以後遲遲不舉行下馬宴。直到要離京前才做這件事情，數天後再舉行上馬宴，使團就離京了。
故禮部通知舉行下馬宴，實際成為批准使團離京的一種信號。這種做法已經背離了舉行下馬宴的初衷。從現存文獻看，這種情況可能在康熙初年就已出現。經過一段時間，下馬宴往往安排在離京前，午門受賞後舉行。即上午到午門受賞，午間到禮部參下馬宴，晚上有時是在使團住處舉行上馬宴。也就是說下馬宴與上馬宴在同一天舉行。
最早下馬宴和上馬宴同一天舉行的記載。出現在趙榮福的«燕行錄»中，康熙五十一年 (1712)朝鮮使團駐在智化寺，六月初五到午門領賞，然後到禮部行下馬宴。這次由禮部侍郎王頊蛉押宴。後來又有下馬宴和上馬宴分開進行的例子，但這樣的情況很少，絕大多數情況是把兩宴合併到一天舉行。朝鮮使團出使中國例有上下馬宴。但有時出現特殊情況，不能舉行筵宴就得“免宴”。
嘉慶三年(1798)，朝鮮使團到達北京，恰巧趕上太上皇乾隆皇帝逝世。國家大喪自然免宴，但卻採取了變通辦法，由內務府施賞鹿5首、熊5首、山豬3首、獐3首、野雞20首、大生鮮3尾，小生鮮20尾，鹿古鹿尾各10尾等.
一般來說，禮部為朝鮮使團舉行筵宴，特別在禮部舉行下馬宴，參加者只有朝鮮使團的成員。但有時也有例外，如與琉球使團一起赴禮部參加下馬宴等。
乾隆五十八年(1719)，朝鮮冬至兼謝恩使團到達北京，次年正月二十四前往禮部接受上馬宴，關於這次筵宴，朝鮮使臣李在學曾記述說:前往禮部參宴的有朝鮮正使、副使、書狀官以及從人57人，禮部押宴官是禮部侍郎多永武，宴會內容和儀式與其它年份的“下馬宴”和“上馬宴”沒有太大的差別，只是在座的還有琉球使團。
結語
下馬宴、上馬宴都屬於國宴性質，其場所和儀式非常嚴肅的。本文通過有關的中國文獻和朝鮮漢文文獻，對明清二朝下馬宴和上馬宴的相關問題進行了梳理。
作為禮儀制度下馬宴、上馬宴實行了五個多世紀，從明朝到清朝其基本原則和操作程序，沒有大的變化，可見明清與朝鮮之間關係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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