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真是一個具有歷史穿透力的問題。“中國人所要的，究竟是國家的政府，還是政府的國家?”這難道不是中國一百多年來一直在試圖解決的關鍵問題嗎?可是，面對這個發人深省的“福澤之問”，到底有多少中國人想明白了呢?
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一生沒有進政府任職，但是其作用卻超過許多權傾一時的政治家。他被稱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日本的托爾斯泰”，其文章和著作對推動日本走向近代化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在日本，福澤渝吉的名字家喻戶曉。面額最大的一萬日元上就印著他的頭像，有時候人們也將一萬日元直接叫作“福澤諭吉”或者“諭吉”。
福澤諭吉早年受聘於幕府的外交部，主要負責翻譯往來外交公文。當時他是一個主張對外開放的“體制內改革派”，希望幕府能夠推動日本走向文明開化，成為與歐美國家比肩的文明國家。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福澤諭吉越來越失望。到明治維新前夕，他不再對幕府抱有任何幻想。
1860年，福澤諭吉在美國舊金山的一幀照片
1867年他隨幕府代表團去美國，途中他對好友說：“不管怎麼說，一定要打倒幕府………這個政府已經腐敗到極點。這件事姑且不說，就拿‘攘夷’一事來說，因為身為政府當局，所以不得已勉強提倡開國論，但其實幕府才是‘攘夷’論的大本營。我們看品川港的炮臺，幕府認為炮臺太小，現在正在改建……這不是用來‘攘夷’的嗎?這種政府垮掉算了。”
朋友贊成他的觀點，但是也提出了質疑，“你說得沒錯。可是我們能搭船來美國，也是用幕府的經費。你所吃所穿的不都是幕府的東西嗎?我們吃它穿它，卻要打倒它，那豈不會感到問心有愧嗎?”一句話，你福澤渝吉這樣做不是“吃飯砸鍋”嗎?
“無所謂。你我受聘於幕府，並不是因為我們偉大，而是我們能看懂洋文，”福澤諭吉回答道，“就如同皮革業者只因為他的職業而被列為賤民一樣，而你我就如同修理皮靴的人。幕府的大官不想做這種髒事（皮革業），幸好有個皮革業者，於是叫他修理皮拖鞋。我們受聘於幕府，就如同修理皮拖鞋的人進出幕府衙門一樣。我們根本不需要客氣，儘管把它打倒。”
慶應義塾校區內的福澤諭吉像
可見，福澤諭吉對於所謂“吃飯砸鍋論”的指責毫不在意。他很清楚，他吃的是自己的飯，而不是政府的恩賜。他特別強調每個公民的獨立，反對個人依附於政府。更難能可貴的是，這位19世紀中葉的日本知識分子已經吸收了西方的社會契約論，提出要使國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對均衡，為此就要培養自由獨立的公民。他在著作《勸學篇》中強調，“一人之自由獨立關係到國家之自由獨立”。八十年後，中國的胡適也說過類似的話，“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福澤諭吉把政府與國家清晰地區別開。他說，“就人民的職責來說，是沒有理由只把國事交給政府而袖手旁觀的。只要具有一國國籍的人，就有在那個國家裡面自由自在地飲食起居的權利；既有他的權利，也就不能不有他的義務”。
儘管贊成打倒當時的政府，但是福澤諭吉本人不是一個革命家。在明治維新前，福澤諭吉沒有參與推翻幕府的運動，而是安心翻譯著述，培養人才。幕府被推翻後，維新政府邀請福澤諭吉出任政府官職，也被他拒絕了。前來勸導的官員說：“政府不會讓你白白工作的，你為國家效力，政府會好好表揚你。”福澤諭吉回答說：“我不知道為什麼需要表揚。每個人都應該做的事情，不是很正常嗎？車伕拉車，豆腐店賣豆腐，書生讀書，這都是盡他們的本分。如果說做自己本分的事，政府還要表揚，那麼就應該先從隔壁的豆腐店開始表揚。”
當時許多讀書人以進政府為榮，以為當官才是正途。福澤諭吉非常不滿這種社會風氣，認為這是奴隸性的表現。他說，“讓全國人民瞭解諸國獨立自主的精神，我認為必須有人以身作則成為人民的楷模。一國的獨立自主來自國民的自立之心，若舉國皆帶著古來的奴隸劣根性，那麼國家如何維持?我認為不能再猶豫了，自己要以身作則，不在乎別人的想法”。因此，福澤拒絕當官，以身心完全獨立，自尊自愛，不侮辱自己作為終身的追求。到晚年，福澤諭吉欣喜地看到，通過對外開放，對內改革，日本已經成為亞洲第一個憲政國家。政府權力受到憲法約束，公民與政府、政府與國家的關係得到憲法的保障。雖然仍有很多不足，但是福澤諭吉夢想的“國家之自由獨立”逐漸成為現實。
在他寫回憶錄的那一年，中國北方的義和團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這些激情的“愛國者”像當年的日本浪人一樣，仇視外國人，把怒火撒向本國同胞。這些都是清朝政府煽動、縱容的結果。或許正是有鑑於此，福澤諭吉在自傳裡特意提到了中國的未來。“縱觀今日中國的情勢，我認為只要清朝政府存在一天，中國就無法邁向文明開化的大道。換言之，必須徹底推翻這個老朽的政府，重新建立新的國家，人心才能煥然一新。不管清朝政府出現多少偉大的人才，或是出現一百個李鴻章，都無法進入文明開化之國。要使人心煥然一新，將中國導向文明之國，唯有推翻清朝政府，此外別無他途。”
那麼，一旦推翻清朝政府，中國是否能夠像明治維新那麼成功呢?福澤諭吉的回答是，“誰也不能保證。不過，為了國家的獨立自主，無論如何一定要打倒清朝政府。中國人所要的，究竟是國家的政府，還是政府的國家，我想中國人自己也很清楚”。在福澤諭吉逝世十年之後，清朝政府終於被推翻。可是，他提出的問題中國人並沒有解決。
這真是一個具有歷史穿透力的問題。“中國人所要的，究竟是國家的政府，還是政府的國家?”這難道不是中國一百多年來一直在試圖解決的關鍵問題嗎?可是，面對這個發人深省的“福澤之問”，到底有多少中國人想明白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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