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寒冷掩盖的“无名英雄”,共产国际中反法西斯中国特工烈士

很多描述抗战时期,在东北进行反法西斯特工事迹的影视作品,近几年有几部成为了热点。如《悬崖》,《剃刀边缘》、《和平饭店》等。真实的谍战往往比影视更残酷,也需要指出的时候,由于战争年代的残酷,东北沦陷后,东北地区的中共组织很长时间内受莫斯科中共代表团节制管理。许多红色特工事迹,其实,不少源于共产国际情报系统派出的人员在东北进行的活动。

1931年,在日本特务机构和大本营的策划下,在中国东北地区成立了“伪满洲国”。并且,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与关东军司令部密谋,加快实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侵略政策,制定了周密的掠夺我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并频繁地进行政治阴谋活动和战略物资准备。图谋以东北三省为跳板吞并整个中国,继而觊觎苏俄。

被寒冷掩盖的“无名英雄”,共产国际中反法西斯中国特工烈士

伪满洲国一瞥

昔年,位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组织,是以苏共为首的各国共产党组织的联合机构。当时中共也是共产国际57个支部之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和远东地区的步步紧逼的战争动作,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向中共提出了紧急要求:尽快成立共产国际情报组织“中国支队”,在日军占领区获取日伪满军政经济情报,以便掌控攻防先机。具体行动指令由总部直接下达,”中国支队”所有成员只能和总部指派的同志纵向单线联系,不再与本国地方组织横向联系。

被寒冷掩盖的“无名英雄”,共产国际中反法西斯中国特工烈士

中共随即将成立情报支队的任务交给了北满特委。特委领导接此任务后,迅速选调了一批具有较高素质的优秀共产党员加入到国际情报组织,同时在东北各地迅速建起多处情报站。接着又选派了部分精干人员,前往苏联军事学校进行政治、军事、谍报业务学习,由苏联红军情报站专家单独指导培训。为方便工作,主要成员之间还取苏联人名为代号,其中几名谍报精英结业归国后,即被委以领导重任

被寒冷掩盖的“无名英雄”,共产国际中反法西斯中国特工烈士

杨佐青(杨殿坤)

共产国际的满洲情报网‘中国支队’组建完成后,哈尔滨分站站长是王东周,该站为共产国际情报站设在东北三大情报组织之一,杨佐青与学成回国的庄克仁成了该站副组长。

杨佐青,我曾在前面资料文章中叙说过,不再赘述。

庄克仁,中共党员,山东潍县庄家村人,生于1910年11月。少年时期受中共早期党员-潍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庄龙甲影响,不断接受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树立了为广大穷苦人求解放的思想。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祸及潍县,在一大批共产党员被屠杀的白色恐怖笼罩下,庄克仁怀着对革命者的向往和对真理的追求,在庄龙甲同志的介绍和领导下,加入共青团并组建起本村团支部,庄克仁任书记兼任潍南区团委宣传委员。在潍县执委的领导下。

1932年2月,庄克仁在庄家村被批准转入中共。

1933年3月,为培养中共情报骨干力量,庄克仁奉命赴莫斯科。

彼时,哈尔滨情报站初建尚未配电台,为获取和送出最新情报,情报人员乔装成各种社会角色,经常在狡诈凶残的日本关东军特务眼皮子底下活动,他们就像在刺刀尖上跳舞,稍有不慎个人落入魔掌事小,给整个情报网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谍报器材被缴导致泄密、联络中断会贻误战机,虽说情报人员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但任务第一,他们曾经经受过的训练,让这些情报人员百倍警惕避免日特的追击。

1934年前后,哈尔滨情报站陆续建起4处电台站,有了电台的支持,情报传递快数量增,人身安全系数也有所改善。情报人员都有严密的纪律约束,到接头时间不见人立即采取措施隐身;为保密实行单线联系;情报员只知上级下级,对至亲都隐瞒真实身份。不过缜密的组织纪律反使他们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得到组织上的及时护救,危险可能随时降临,可以说情报人员被捕或者忽然与组织失去联系实乃家常便饭。

1933年,张永兴在苏联接受了搜集情报和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训练,并于第二年被派回齐齐哈尔,收集日军伪军在齐齐哈尔的军事情况。为了工作方便,这一年年末,张永兴搬到了东二道街仁惠胡同一号。这是一套典型的深宅高墙的大院,街外行人较少,便于隐蔽。有了固定地点后,张永兴又秘密潜回苏联,领取了短波无线电台一部后回到了齐齐哈尔。

张永兴将发报地点设在了仓房里,每当使用电台时,电台的天线就会被伸出挂在墙壁上。电台的发报工作是由张永兴的弟弟张克兴来负责的,每次发报50分钟。关东宪兵队的无线电侦察机关曾多次探测到齐齐哈尔市内的异常电波,但却始终未能发现电台的所在地点。此外,为了更好地开展情报工作,张永兴还发展了多名情报人员。到1935年底,情报站已发展到20多人。

张永兴和他所领导的地下军事情报站,搜集日军军事情报的计划之周密,手段之巧妙,让关东军齐齐哈尔宪兵队非常吃惊。

大量的军事情报源源汇集到张永兴手中后,经他亲自整理分类,能用电台传递的就及时发出,用电台传送有困难的,就派人直接送往上级情报机关。从1935年5月以后,张永兴亲自或派人化装秘密携带重要情报,多次过境,把情报送到苏联伯力的远东军区情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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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档案中,张永兴,张克兴烈士牺牲时场景

1937年11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张永民被捕。被捕的还有其弟张克兴及其10余名情报人员。

1937年1月,张永兴及其弟张克兴等八人被齐齐哈尔宪兵队枪杀于市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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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兴烈士

大量准确的敌情报,源源不断的发往苏联伯力情报总部,日本关东军统帅部逐渐觉察到,日军的一举一动总是遭到有针对性的抑制,连第三军管区围剿抗联第八军作战命令这样的高度机密都泄露出去,让关东军特务机关非常恼火。另据关东军特情班(电讯信号情报机构)报告,宪兵队的无线电侦缉队,近期侦听到不止一两个可疑的电台呼号。日特和伪满特务(警察)机构通过邮检发现了疑点,“中国支队”成了日伪军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除而后快。于是,日军从本国海运来几台无线电侦探车,日夜不停地来回探测信号来源,用高倍望远镜和分区停电的方法,抓捕“中国支队”成员

1939年,庄克仁(化名张先生)奉命带领几名哈尔滨情报站的情报人员来到奉天(今沈阳),选址开设秘密电台。这已经不是他的第一桩“买卖”了,几年来,他分别以药材庄、电表行、照相馆、书店作掩护开设了数处电台和联络点。老实本分的妻子张玉霞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知道男人是做生意的,生意人嘛,断不会缺钱花。

奉天以南三十里,有一个叫白塔堡的村庄,村头有处不起眼的民房,与院墙相连是个宽大的场院,几番打理,场院里卸下大堆煤还有一堆晒干的煤球,一块写着“煤球铺”的木牌挂上了屋山墙。为摆脱特务跟踪探测,这里成了庄克仁新物色的另一处情报点。赵福元,又名赵汉卿,辽宁沈阳人。名义上是煤铺掌柜,其实是一名从事谍报技术多年老资格的报务员,由他建议实施的狡兔三窟流动发报方式,虽然发报机频转有风险,但幽灵般捉摸不定的发报信号的确让敌特伤透了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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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福元烈士

抄收、发送、传递情报,警笛声声处乱不惊。“中国支队”的存在,让关东军如坐针毡,加上军事基地仓库被烧损失了2000多万日元;弹药武器库被炸直接影响到前线补给;更害怕日军所谓的“东方马其诺防线”军事机密外泄,连东京大本营都大动肝火。“中国支队”在满洲地区和日特伪满军警斗智斗勇已经几年了。

1943年2月初,天上飘着雪花,很冷,庄克仁与赵福元在奉天小南门里的“连奉澡堂”附近见了面。刚过春节,赵福元头戴狗皮帽,脚蹬毡棉鞋,薄棉袍外扎条布腰带,满脸喜气很像个掌柜的。庄克仁悄悄来到他身旁关切的问:“老赵同志,连日大雪,路上不好走吧?”赵福元拂去眉梢的雪花兴奋地说:“稍冷点,没关系,是不是又有重要指示发来了?”庄克仁环视了一下四周,取出一份电报交给他,并约好明天在东门外接头,然后匆匆走开了。

1943年2月11日的深夜,赵福元像往常一样发完电报,准备上床休息时,此时100多名日本宪兵在月夜下,将鞋上都包上了毛巾,蹑手蹑脚地包围了这两间房子。日本宪兵冲进房子,当场开枪打死了一个负责望风的老乡后,又逮捕了赵福元和另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战后被作为战犯而被进行审讯的日本关东军宪兵队班长渡边一雄在他的口供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况:“1943年2月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根据驻屯新京86部队宪兵无线电侦探班的报告说,在白塔铺附近有苏联无线电工作者,便命令奉天宪兵队进行搜捕。我担任班长,包围了该村庄,抓获了赵福元等二人,并没收了无线电台和密码本。”

被寒冷掩盖的“无名英雄”,共产国际中反法西斯中国特工烈士

而在战后被作为战犯而进行审讯的日本关东宪兵队伍长大窪武夫也在他的口供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1943年2月11日早上4点左右,在沈阳市南方白塔堡根据奉天宪兵队长磯大佐的逮捕抗日爱国分子的作战命令,我和大约100名特设宪兵队队员在清香少佐的指挥下,开始了行动,一面用电波探测器搜查一面接近村庄。最后将中国的抗日爱国者赵福元和一名姓名不详男子逮捕,被逮捕的两个爱国分子在奉天宪兵队本部拘押拷问后送哈尔滨石井部队予以杀害。”

1943年2月12日上午9点,庄克仁按约定时间前往东门菜市场东边小胡同接头,胡同北头西墙上有块活砖,那是他们的辅助暗号,如果一方因故来不了,就把砖头调转一下角度。见砖头纹丝未动,庄克仁漫步街头又等了许久仍不见人来,作为久经历练的情报人员,他心头不禁咯噔一下,敏锐地觉察到:一定是发生了变故!必须马上到白塔堡查明情况!

急匆匆来到白塔堡村,庄克仁若无其事的向煤球铺瞟了一眼,然后来到街旁一个烟摊装作买烟,这时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凑过来轻声喊他的化名:“张先生。”他回身一看,原是有些认识的老乡女儿。“张先生,俺爷看见日本宪兵抓人了,他说你会来,叫我装作买煎饼在这里等你,告你千万别过去,屋里藏着人。”

预感转眼间成为现实,震惊、痛惜、悲愤一齐涌上心头,瞬间庄克仁便镇静下来,换了身衣裳找了辆三轮,直奔皇姑屯而去。回到同兴店胡同家中,见妻子喜盈盈的在包饺子,庄克仁急忙吩咐妻子:“先别包了,你赶紧把保存的反日情报资料统统烧掉,略微收拾下行李,带上孩子和临时用的东西,去南门外的草屋等我……”

庄克仁把“白塔堡事件”迅速向组织作了汇报,鉴于他的身份已暴露,宪兵开始搜捕穿水獭皮领大衣的商人,组织决定让庄克仁暂时脱离情报支队,前往天津接受新的任务。

“白塔堡事件”发生后,日本宪兵队加紧了对中国支队的侦缉捕杀,对抓捕的40多名情报人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这些党的优秀儿女们面对酷刑毫无惧色,痛斥法西斯暴徒卑鄙行径,坚定的信念威严的气质,连自诩拥有武士道精神的鬼子官都肃然起敬。但魔鬼终是魔鬼,为挽败局力推细菌战,关东军司令部密令,将活着的战俘和抓获的情报人员,“特别移送”哈尔滨“731细菌部队”做“马鲁大”,即活体试验标本!

中国支队东北情报组织取得的丰功伟绩,共产国际情报组织总部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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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勋章

1937年2月,曾给哈尔滨情报站发去嘉奖电报,并颁发一等列宁勋章;齐齐哈尔情报站也获得苏联红旗勋章;两位情报组领导还应邀出席了在伯力举行的授奖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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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勋章

以后的岁月里,每当提起当年惊心动魄的情报战往事,庄克仁总喜欢哼唱前苏联红军歌曲,他是在用唱歌的方式缅怀他的战友们,有时歌罢,口中还念念有词:“大地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

(熟悉吗,看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电影的,一定会记得这句台词,在电影里是著名的接头暗号)

庄克仁最后任职为北京机械自动化研究所顾问,1987年7月离休,按老红军和司局级待遇。2007年1月10日,逝世,享年96岁。

1948年春,当时的嫩江省政府民政部门将张永兴,张克兴两位烈士的遗骨安葬在西满革命烈士陵园。

1988年7月,黑龙江省国家安全厅又为两位烈士重新立碑,并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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