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祛魅之前 万玛才旦在文学与电影之间
万玛写小说那会儿，他还没想过自己会拍电影。文字变成镜头，是因缘际会。这是一个被译制片和汉藏文学熏陶的文艺青年成长为导演的故事，而回到文本，等同于回到他的初衷。
《寻找智美更登》海报
真实的被风刮过的故乡
《乌金的牙齿》和《撞死一只羊》一共收录了16部小说，短短长长，结构轻巧，体量不大，往往从一两位主人公的动机出发，在藏区的人事当中穿梭，触碰到宗教、传统、现代化、民俗等等主题，最终归于一个讳莫如深的结局。《气球》没有说明究竟是否决定为了爷爷转世而生第四胎，《塔洛》被骗了钱、剃了头以后前往派出所，被要求重新拍照片，骤然收尾，却不像电影中以一个激烈的结局表达被欺骗和身份丧失的痛，《撞死一只羊》中的司机为羊超度之后，把买来的半只羊送给女人，以此告终。《寻找智美更登》的导演在见了那么多演员之后迷迷糊糊不知道如何决断。万玛拒绝给予一个定性的结尾，似乎是为了给叙事诠释以足够的留白，可能他认为一则故事的前来过往是跳脱于目的论或者因果逻辑的，这也是意味着世界观被赋予的神秘余地。
《乌金的牙齿》封面
万玛说自己要写“真实的被风刮过的故乡”，这个故事是去标签化的、去猎奇化的，这也是诸多藏族文艺工作者的意图。他的大多数小说仍然充满了猎奇的元素，比如宗教、生死观、灵性、饮食、牧区等等，但他用故事情节、对话和描写让这些元素发展的背景充盈起来，建构起有声有色的意涵系统。《嘛尼石，静静地敲》中托梦情节背后是一个家庭和村庄的人情冷暖，《气球》中转世观念的背后是藏族家庭面对现代观念所引起的社会身份、情感到自我意识的嬗变。
这些文本无不呈现了作者对故乡饱含了情感浓度的、立体的观察。我也因此被这些故事元素所吸引，这也让我回想起在藏区旅行的片段。引起心灵振动的看似是充满了象征意味的高原山川自然、风马旗、神话传说、或者羊肉、糌粑和酥油茶，而冲破这些文化外层的载体，真正在撬动人心内部的是共有的人性和终极关怀。我想这也是藏区故事得以给予世界的丰厚馈赠。
《老狗》海报
一个诗意迷离的世界
我最喜欢的是《嘛尼石，静静地敲》。酒鬼妈妈死后托去世的磨石老人在嘛尼石上刻六字真言，晚上刻字的声音被酒鬼听见，他告诉酒友和村民，他们都不相信。活佛建议找喇嘛给老人超度，老人却托梦给酒鬼驳回了这个建议，几次托梦之后，老人刻完了六字真言，全村也都听见了晚上刻字的声音。最终，妈妈托梦说把嘛尼石捐给寺庙，皆大欢喜。
作者在这个故事中构建了一个诗意迷离的世界，在那里，活人和死人可以沟通，他们同样拥有鲜活的喜怒哀乐，生与死、现实和梦境是被打通的，整个叙事空间又因为酒鬼的身份而被赋予一种醉醺醺的模糊性，一切人情关系、利害和信誉问题是疏松的，可以因为不相信而嘲讽嬉笑，也可以倏忽间因为只言片语而倒转方向，这让每个故事人物都变得这样珊珊可爱，当他们相信梦中的诺言和忠诚，懂得敬畏一种传统和终极存在，他们难道不是可爱的吗？
万玛在访谈中说起，梦在现实中得到应验，在藏区是一个被相信的事实。为什么当下我们还需要一个祛魅之前的世界？当一个人完全嵌套在社会身份和人际关系当中认识自己，完全基于消费和资本的管道来诠释世界，这意味着终极寄托的失落，解释世界可能的封闭，而这所谓的另一种可能并非是外在于这个世界的另一个空间，而应当是一个人心灵需求的必然。当我们还会为身处于生死两重空间的人之间絮絮叨叨的互动而感动，也无疑就相信了工具理性仍然应当让位一部分给人性和真理的不可知。
《静静的嘛尼石》海报
一种知识分子的忧虑
《气球》是社会反思意味最强的一则小说。妻子不小心怀孕了，医生建议打掉，说藏族妇女不是为了给男人生孩子活着的，而这种现代观念与传统藏族人对生命的理念是矛盾的，何况活佛告诉丈夫，刚去世的爷爷今年即将转世到家里。故事以丈夫给儿子买了真气球——之前的气球是避孕套——告终，鲜艳的红色飘在空中。气球在故事中一边是串起避孕套与怀孕的情节线索，一边带有一种象征意味，作为一个不需要解答的句号，与开头相呼应，引人深思。这并不是一个令人陌生的话题。作者有意在前半部铺垫，营造家人想让妻子生四胎的逻辑合理性和情感支撑，但又站在医生这一边，提到了女性意识自觉。藏区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延续传统观念，还是顺应现代意识的冲击？这其中不无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忧虑。而就小说的构建而言，冲突是故事的核心，文本在两个方向的拉力之下，生起紧绷的张力，这也是故事完成度的所在。
《塔洛》剧照
《塔洛》是人物形象最为丰富、隐喻性最为充沛的，如果读懂其中隐藏的玄机，甚至会惊叹其大胆和犀利。梳小辫子的牧羊人塔洛为了换身份证去派出所，称赞偷羊的小偷被警察抓到，又背起了《为人民服务》的语录，被称赞记忆力惊人。他去德吉照相馆拍照，被介绍到理发店洗头，遇到了短发女孩，后者诱惑他，说要他带她去远方。一个月后，他带着九万块钱来到理发店，被骗钱，剪了小辫子，派出所警察看到后，要求他重新拍照片。
这个故事的核心落在遗忘和丧失。小辫子因为发型而被遗忘了真实姓名，出于被记录的意图前去换身份证，在人群之间有人情味的生存相处抵不过官方层面的身份录入，后者才是一个人被社会承认的方式。当他展现出惊人的记忆力，警察视之为能够被社会认可的能力，一个人的资产、职业和生活方式也从中道出，记忆力可能导致一种暴露，陷阱随之而来，塔洛上了短发女孩的当，这是淳朴藏区社会被拜金现代化裹挟的缩影。而剃头则附带了浓重的象征意味，最具有辨识度的发型随着人财两空，而在刹那间被改变，身份随之失落了，一个月前录入的照片失效了，“恐怕现在我死了就轻于鸿毛了。”在身份和资产的倾覆之下，塔洛发出了对自身生命的怀疑，同样也是对从小深信不疑的语录的怀疑。当一个社会神话和制度的建立无以保护一个人身份和生命的安全，他应当依附于什么去生活呢？荒诞意味被加重了，以至于成为一种强烈的反讽，看似轻描淡写的对话成为一种控诉。电影结尾用鞭炮爆炸，让这种强烈感视觉化。
著名藏族作家、导演：万玛才旦
为了自然而然的表达
另外有一些主题也重复在几部小说中出现。《乌金的牙齿》和《诱惑》中都提到了佛教社会中个人身份的变化，因为活佛身份而导致了物件被神圣化，作者对此的注目是中性的。
而《陌生人》《艺术家》《 八只羊》都运用了外来者的镜像对藏族社会的折射，这种外部介入是生硬的，藏族社会内外的现象被生硬地并置，构成不同文化彼此之间的映射，藏族社会中的日常被外来人看作是一种所谓“艺术”，我认为这种对比是俗套并且缺乏深度的，止步于表面上激烈的文化冲突。
《撞死一只羊》《死亡的颜色》《牧羊少年之死》都强调了轮回转世观念，人在每个轮回结束之后，得到超度，作为此世的救赎，其中包含藏族人的希冀，期望下一世能够获得更好的生存，这是藏族人道德观念之所系。
万玛在小说中很少直接描摹人物的心理活动，却插入了许多对话，这些对话不啻是一种故作质朴的狡黠，诸如《撞死一只羊》中“什么？超度一只死羊？”“这只羊肯定也是造了什么孽，才落到这个下场的”，《赤脚医生》中“这是常有的事，这不能怪我”“你要是个好的赤脚医生就不会这样了”。这些语言是温吞的，从不露出锐利的棱角，又因为把文化差异当做是理所当然的口吻，而呈现了一种异质性的幽默感，这是万玛本人的性情和态度。
《气球》海报
万玛说过，他写小说和拍电影，都是为了表达，这是自然而然的，从未想过要被归入任何一种类型的创作，从而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文人作者性显著的成品。而谈及电影和小说的异同，他又说，小说可以让读者想象，电影要视觉化，以便呈现人物。这一点是令人存疑的，小说可以变得更为写实具象，电影也可以更为云遮雾罩，
创作阐释的空间在于艺术语言的可能，无论文字，还是镜头，这都是无限的。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by Plato (427-347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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