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李淵太原起兵建立李唐王朝後實行重用關隴集團人士的政策，到太宗時有了重大變化。
自武德九年六月玄武門之變後，以太子總攬國事起到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唐太宗李世民去世的二十三年間，一共任用宰相二十八人。這些人中除了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德彝、楊恭仁、宇文士及六人是唐高祖李淵的舊相外，其他是以房玄齡、高士廉、長孫無忌、杜如晦、李靖、魏徵、侯君集、李勣、馬周、褚遂良等為首的二十二人。
然而仔細分析者二十二人的籍貫和身世，卻不難發現其中的玄機。即這些宰相中山東人佔了一半，達到了十一人。而且這些人大部分出自卑賤或布衣家庭，最低的有出自畎畝的農夫，雖然也有極為個別的門閥，但也只是少數正處於家世中衰的家族。
比如位列其中的張亮，本是一介農夫自此而上；魏徵、馬周、張行成的家門都是寒族；李勣是地主土豪出身，但並不是南北朝時期那樣具有代表地方文化的門閥。溫彥博的祖或父雖然世代為官，但歷任清顯，顯然無法和同時期以長孫無忌為首的關隴貴族集團的顯赫地位相比。
關中宰相多出貴介，他們以宇文泰所鳩合的關隴集團為基礎專尚武力，又多與李唐皇室結為姻親，因此任用他們為相併不奇怪。但唐太宗李世民卻偏偏喜好重用關東的山東人為相，而且起任於寒微之間，這背後體現著李世民怎樣的考量呢？
第一步，先看李世民為何偏愛擢用山東人。
《舊唐書·竇威傳》曾記錄了竇威年少時特別喜好文學，而其家裡人都尚武且居要位，而竇威當時只做了個正七品的秘書郎，因此而受到其兄長的諷刺。這便讓人體會出關隴集團的文化性質傾向。
這一集團本是順應著北方邊境胡人對於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政策的文化潮流而產生的，集團中的中心人物原為沒有受過文化洗禮的胡人，他們本都是能征善戰的府軍將士，而不是懂得文學治道的儒生。
而經過了西魏、北周、隋朝三代大約一百年之久後，他們的後代雖然已經有一部分受到了漢人文化的薰陶，同時也保存著尚武的舊俗，成為當世之時文武雙全的人物，比如李世民即是如此，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仍僅僅停留在西魏邊府世代以騎射為事的彪悍文化層面，這也正是唐軍在開國戰爭中四面交戰而屹立不倒的關鍵原因所在。
因此以騎射為傲的關隴集團在統一戰爭結束後，面對隋王朝覆滅的過程中所遺留下來的地方割據主義勢力，實行以關隴集團統治天下的政策顯然根基不夠鞏固。所以若專用關隴集團的親信人物而把其外的地方人士摒棄，則會加劇國家人才戰略儲備方面的矛盾。
作為孔子故鄉的山東在中國歷史上，有高度發達的文化傳統。而經過北齊和隋兩個高度繁榮的封建中央集權的統治之後，山東已是人才薈萃的地方。李世民作為開創貞觀盛世的一代雄主自然明白人才網羅的重要性。人才淵藪的山東，也就自然成為李世民大加網羅的對象。
另外，李世民多用山東人為相，內心中還有緩和山東人對於李唐厭惡的用意。
在隋末群雄並起時，雄踞山東的有李密、竇建德等，他們雖然最終以兵力不敵而敗於李唐，但是其在山東地區所形成的威望卻有很大的地方群眾基礎。所以在竇建德死後，劉黑闥、徐圓朗等於武德四年復起兵與山東。劉黑闥是竇建德舊部，徐圓朗是李密舊部，他們在舉事時複用竇建德時期的旗幟綱領為號召，一時間山東震動。
李唐起兵於太原，而其後又以關中為根據地與山東河北的割據政權長期對峙，這自然就與山東人之間發生猜忌和隔閡。因此在唐初有變之時，經常會出現用山東人去安撫山東人的一幕。
比如李密降唐之後其部將李勣等仍舊佔據舊境與李唐隔關分庭抗禮，於是隨從李密入關的魏徵，又以山東人的身份和威望出關勸說李勣歸附。這說明在李唐建國初期，東西兩大集團仍舊不能相盡融合，即使雙方在武力壓制面前被迫結為一個整體，其內部也因長期的地域對峙而矛盾重重。
而這種矛盾伴隨著唐高祖李淵晚年的李建成與李世民太子之爭而日益複雜化。
李世民和及李建成都有利用山東豪傑援為後盾的計劃。先發動地域之爭的是李建成一方，李建成聽了魏徵的勸告，謀得征討劉黑闥行軍元帥的職位藉機結識山東英俊的。而後發動的是李世民一方，李世民被李建成毒殺未遂的緊要關頭，才派了河南滎陽人張亮到洛陽私引山東豪傑，以作為爭儲失敗的退路。
這其中魏徵是山東降唐派的典型代表人物，其原先曾在李密部下典掌過書記，又曾被竇建德俘虜點為太子舍人。降唐之後勸說擁有大片山東土地的李勣降唐的是他，建議李建成在山東結識豪傑的也是他，可見魏徵作為關中與關東地區支點的重要性。因此，這也成為日後李世民重用魏徵並不厭其煩聽其諫言的關鍵所在。而起用山東為相，則是李世民針對性地對這一特殊的歷史癥結所用的安撫平衡政策。
可見山東人對於李唐皇室由於長期複雜的歷史緣故對於李世民尤多忌諱，而恰恰又是山東地區為建都關中的李唐皇室經濟上的生命線。
唐初在徵上的收入主要靠著租庸調，河北是當時的蠶棉之鄉，山東河北戶口之多絕非其他各地所能相比。假如這一地區發生變亂，縱然強大的唐軍能夠輕易地平定，但本就是脆弱的統治根基定會隨著一次次地軍事行動而土崩瓦解。山東既有人才，這些人才若不吸收擢用，便會成為地方潛在割據勢力的旗幟威望。在人事和國事上深謀遠慮的唐太宗顯然是有過斟酌的。
第二步，再看李世民為何在山東人之中，又喜歡提拔寒門。
首先，山東士族的高門，比如崔、盧、鄭之類，雖然人才極多，但他們在南北朝的南北遷徙中並沒有收到過多影響，因此在當地勢力強盛、威望甚高，在山東當地人的心目中要遠遠凌駕於李唐皇室所隸屬的關隴集團之上。而山東人不得不用，因此為了防止山東望族在關中與關隴集團形成利益交叉，李世民自然只能起用山東寒門。
其次，李世民不願意起用山東士族還在事實上有所顧忌。從他對於曾經襄助其取得皇位的秦王府幕僚的權勢也要加以壓制的情況來看，可知他對於朝臣結黨一事是極為防範的。
山東士族從五胡十六國以來，多因互相結為姻親已自結為社會上一個堅固的團體。再加上自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後，掌握著過渡後新的北齊政治上的要位。此班人馬若進入關中一經引用，則勢必會在關中形成關隴集團和山東豪傑集團兩方面新的姻親攀附關係，朝廷上貴族朋黨僵化的情形則會重蹈隋王朝的覆轍。
可見，唐太宗李世民起用山東人入朝為相，並且重用山東寒門，在自上而下的國家行政機器面前，針對唐王朝立足未穩、東西曆史宿怨和統治穩定上下足了工夫。這一針對性的政策，開啟了民族大融合的貞觀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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