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明朝建立之初，為了維護新政權的穩定運行，統治者以一紙“寸板不許下海”的強硬政策在中國和世界之間豎起了一道堅固的“盾牌”。縱觀明王朝的發展歷程，不可否認這道“盾牌”在當時確確實實起到了自我保護（有效阻擋了外部勢力的侵擾）的作用，但卻遺憾地錯失了來源於海上的巨大紅利，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當時中外文化交流和海外貿易事業的發展，為日後中國和世界接軌籠罩了一道厚厚的陰霾。

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在前明總兵吳三桂的輔助之下，十餘萬八旗鐵騎長驅入關，至此，清王朝開始了它那稱霸中原的宏圖大業。顯然，此刻擺在滿清統治者面前最為嚴峻的問題便是如何以一種恰當的方式去扭轉國內反清復明的局勢。而在這種情況之下，作為最具反清潛力的“明鄭政權”無疑是滿清統治者的頭號敵人，基於如此，如何剪除“明鄭政權”對東南沿海地區乃至整個清王朝所造成的威脅成為了擺在統治者面前的又一道嶄新“難題”。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為了謀求更適合“明鄭政權”發展的軍政基地，南明將領鄭成功率軍奔赴臺灣並一舉趕出了霸佔在當地的荷蘭殖民主義者，至此，臺灣成功被收復。在此之後，為了徹底切斷內地與臺灣之間的聯繫從而逼降“明鄭政權”，清政府在東南沿海地區實行了極為嚴厲的遷界禁海政策。其具體史料記載如下：

海逆鄭成功等竄伏海隅，至今尚未剿滅，必有奸人暗通線索，貪圖厚利，貿易往來，資以糧物。若不若不立法嚴禁，海氛何由廓清。自此以後，……沿海一帶，嚴禁商民船隻私自出海。凡沿海地方大小船隻可容灣泊登岸口子，務嚴飭防守各官，相度形勢，設法攔截，或築土壩，或樹木柵，處處嚴防，不許片帆入海。——《清世祖實錄》

由上述記載可見，清初實行禁海的目的與明王朝雖有差異，但其嚴厲性可以說是並不亞於明朝。有鑑於此，在本篇文章當中筆者就從唯物史論的角度出發，同時結合相關史料的記載，來對清朝初期統治者實行遷界禁海政策的真正原因以及該項政策對清、鄭雙方所導致的不良後果做一番客觀、全面的探究。

01、“遷界禁海”的根本原因：清軍兩面作戰，兵力不足戰守

自公元1629（明崇禎二年）起，位於關外的八旗鐵騎便開始繞過山海關經長城關口數次直抵京師，其驍勇程度曾幾度讓明統治者束手無策。十餘年後，這批猛士又以摧枯拉朽之勢讓以李自成和張獻忠之流為首的農民起義軍聞風喪膽。滿清入關之後，其兵力又在此前的基礎上增加了60餘萬綠營兵，那麼作為一個擁有近八十萬兵力的清王朝，為何不採取積極的武力鎮壓措施而卻一心一意地追求消極怯戰的“遷界禁海”政策呢？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可以暫且先分析一下當時的清、鄭雙方的實力：

兵力數量方面：彼時清方擁有旗兵12萬左右，綠營兵60餘萬；而鄭方則領兵10萬上下，且多為水師，極其擅長水上作戰，在福建等沿海地區來去自如。毫無疑問，單就兵員數量而言，清軍對“明鄭政權”足以形成碾壓之勢，但需要說明的是，此時偌大的清軍隊伍裡邊還無一支可以拿得出手的水師，更沒有一位值得朝廷信賴且能力優秀的水軍將領，這便是清軍在東南沿海地區對鄭軍作戰的薄弱點所在。除此以外，清方雖有數十萬綠營兵，但這些兵力基本被分佈在全國各地，不僅給餉薄戰鬥力弱而且機動性差，因此嚴格意義上講這部分兵力對於“明鄭政權”而言幾乎形成不了威脅。正如順治十五年八月戶部侍郎林啟龍所言：

誠然，清軍水師力量薄弱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則是東南沿海地區實際上並不是清政府的主要作戰對象。順治後期，由於除鄭成功以外的南明餘部與農民軍餘部聯合抗清，導致湖南、江西、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及四川等地連年戰亂，以至於清政府將大部分兵力都投入於此，從而無法顧及到東南沿海地區，這也即是清朝初期統治者為何要對“明鄭政權”實行“剿撫兼施，以撫為主”以及“遷界禁海”此類消極策略的真正原因。毫不誇張地說，這些策略的實施是在入關初期所面臨的嚴峻形勢之下的最佳途徑，也是迫不得已的無奈之舉。（附帶說明一下，據相關史料記載，自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至康熙十八年，清方對“明鄭政權”實施招撫的次數高達9次之多，平均隔一年招撫一次。）

“遷界禁海”對明、鄭雙方所導致的不良後果

“遷界禁海”政策是否是導致“明鄭政權”最終衰敗的主要原因？顯然，答案是肯定的。但也需要指出的是，單從“遷界禁海”政策的本身而言實際上並沒有完全封鎖住沿海地區與臺灣的經濟聯繫，僅僅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雙方的貿易頻率，禁海之後，鄭方仍可利用在沿海地區建立的“中轉站”對臺灣進行地下走私貿易，（除此以外，鄭方還大力發展海外貿易事業，以便應對清政府對臺灣實行的經濟封鎖）具體史料記載如下：

凡沿海內地窮民乘夜竊負貨物入界，雖兒童無欺。自是，內地相安，邊疆無釁，其達濠貨物，聚而流通臺灣。因此而物價平，洋販愈興。——江日升：《臺灣外記》

由此可見，朝廷打出的“經濟封鎖牌”對於“明鄭政權”而言實際上並未達到一招制敵的效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間接促進了當時臺灣海外貿易事業的發展。

對於以上所述，難道偌大的清王朝就沒有人察覺得到嗎？其實不然！

在這裡不得不引出一位重要人物——時任福建總督的姚啟聖。為了應對當時的沿海局勢，姚啟聖一邊遷界並大力催促朝廷發展水師，一邊又採取分化瓦解的策略，如在內地設立“修來館”，以高官厚祿買散鄭部人心。此舉對“明鄭政權”的打擊無疑是極為沉重的，不僅使其在戰略上失去憑靠，以至給養不足，而且軍心不固，降清的人數日益劇增，總體實力呈下滑趨勢。在此期間，清廷訓練的水師又逐強大起來，可以這麼說，這一階段的“明鄭政權”完全是處於被動的局面，此舉為康熙二十二年澎湖一戰清軍殲滅鄭軍主力奠定下了堅實的基礎。

正所謂“凡事有其利必有其弊”，儘管“遷界禁海”政策為清政府一舉剪除“明鄭政權”作出過不可小覷的貢獻，但它給當時的清政府（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所帶來的損害卻是有目共睹的。舉個最明顯的例子：漁業、鹽業向來是沿海地區的擅長之技，這些不僅是維持和促進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根源，亦是朝廷收取豐厚賦稅的關鍵所在，而“遷界禁海”政策的實施使得沿海地區一片荒蕪，魚鹽之利盡失，耕地面積急速下降、人口銳減，工商業迅速進入萎縮狀態，為日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東南沿海地區生產力的落後種下了禍根。正如曾任福建總督的範承謨所言：

（閩省）民田廢二萬餘頃，（歲）虧減正供約計有二十餘萬之多，以至賦稅日缺，國用不足，而沿海之廬舍畝畝，化為斥鹵；老弱女子，輾轉溝壑，逃亡四方者不計其數。所餘孑遺，無業可安，無生可求，顛沛流離，至此已極。

除上述所述以外，一些看不見的潛在利益流失和一系列的惡性連鎖反應的引發亦不可忽視，如這一時期中外文化的交流及海外貿易事業的發展進程減緩等等。總而言之，“遷界禁海”政策的實施確實為滿清統治者一舉剪除“明鄭政權”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但同時也給當時的清政府帶來了諸多的不良後果，可以說這是一招“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無奈計策。

參考文獻：

《清世祖實錄》

江日升：《臺灣外記》

劉宇勳：《淺析清初遷界對福建沿海地區的影響》

閱讀更多 南書房 的文章

關鍵字: 文化 鄭成功 海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