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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平反了于谦冤案，并以徳抱报怨，恢复代宗帝号，重修代宗陵寝。前期政治清明，解决了荆襄流民问题，稳定了当时的统治地位。
现代人对宪宗的评价主要是以现代人的眼光来评价，大多都是针对野史或电视剧上看到的来评价，难免有失偏颇，再加上童年的经历专宠万贵妃，造成后宫混乱。现代人对整个明朝的认识大多都是对朱元璋，朱允炆，朱棣了解的比较多，后期的皇帝大多都是一个比一个更奇葩，所以也就不被认可了。
品史君
1964年5月，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说过：《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毛主席之所以这么说，是在综合考量明朝历代皇帝在位期间的综合表现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有的人说明朝的皇帝是历史上最懒惰的皇帝，都是出于此种标准。
康熙
而清朝在修《明史》的过程中，负责纂修明史的官员遵照康熙帝为尊者讳的旨意，尽量少记载明朝皇帝的阴暗面的原则来边修《明史》。所以，对于前期政治功绩较为突出的明宪宗，《明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明宪宗
但是，今人的评价标准与古人，特别是作为统治者的标准绝对不会是一致的，尤其是现在社会科学研究思路、理念、方法等等方面的影响，以及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对明宪宗的认识进一步深入，使得对其的评价发生了转变。
其负面评价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设置西厂。进一步强化了特务组织，使其对明后后期发展遗患无穷。1477年设置西厂，一直到1482年撤销，西厂存在了五年多的时间。西厂一方面扩大了明代特务的职能和侦察范围，覆盖全社会，甚至到南北边腹各地。另一方面加强了皇帝对于特务组织的偏爱，导致西厂职权无限放大，从二品的官员都不经朝廷统一西厂就直接抓人，导致朝廷官员人心惶惶。
【2】设置皇庄，与民争利。历朝历代为了缓和矛盾，都想尽一切办法降低赋税，与民休息，以便缓解社会矛盾，恢复社会生产，以此来不断壮大国家经济实力。但是明宪宗却逆向而行，设置皇庄，但这不单是皇帝一个人的庄田，而是包括皇帝本身、后妃、皇太子及在京诸王的庄田，也就是说是皇帝及其妻、子的庄田。这是明代土地兼并的开始。上行下效，皇帝带头兼并土地，藩王、勋戚、宦官也请求皇帝赏赐土地，于是有王田、官庄。
【3】传奉官。就是不经过吏部正规程序选拔，而由皇帝直接任免的官员。这一举措对官员队伍的破坏性是难以想象的。一是皇帝视官爵为私物，只要皇帝喜欢，他可以随意任免，官爵由“天下公器”变成“人主私器”。二是这些通过正规渠道无法进入官员队伍的人，对明朝官员队伍建设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导致鱼龙混杂，政府管理能力和水平混乱。第三，后宫妃嫔，以及太监利用手中的职权，借皇帝的名义开展卖官鬻爵，进一步导致明朝官僚队伍的腐败，加速明朝的衰弱。
所以，综上所述，现代人对于明宪宗的评价多是负面的，而非正面的，认为其是昏君。
为什么《明史》对明宪宗评价很高：
因为在这么多明朝皇帝之中，唯有明孝宗朱祐樘是没有人抹黑的。清朝人不敢，而后世人也没有人敢。朱祐樘是明朝的第九位皇帝，年号弘治。首先朱祐樘继位的时候名分就很正，是以皇太子的身份继位的。但是他童年的身份却不是那么显赫，因为他的父亲明宪宗朱见深独宠万贵妃，导致有很多的孩子都遭到了万贵妃的毒手，而朱祐樘在宫中却是靠着东躲西藏才得以活了下来。而母亲纪氏因为出身低微（土司的女儿），也惨被万贵妃逼迫自缢。童年时期的明孝宗在缺乏父母关爱的情况下却没有变得暴戾，相反的是，他却将自己得不到的关爱尽可能用自己的方式反补给天下人。在位期间朱祐樘提倡直言上谏，对于那些敢于提不同意见的臣子，他也能够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对大臣们发脾气，这样的做法也和当年的唐太宗李世民极其相似。
朱祐樘勤于政事、殚精竭虑，重开了文华殿召集大臣议政，甚至还利用午休的时间与群臣们一同磋商国事，随后又重用了王恕、刘大夏等忠直大臣，也正是因为他的勤奋才将父亲朱见深时期“变味”的国政挽救回来，史称“弘治中兴”，朱祐樘也被誉为“中兴之令主”。在私生活上朱祐樘更是让后世人难以相信，作为堂堂一个皇帝竟然连一个妃子都没有，而只有一个皇后，过着如同现代人一般一夫一妻的生活。即使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还不知婉容一个皇后。作为一位富有四海的皇帝，明孝聪只有一个皇后的做法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明朝万历时期的首辅大臣朱国祯也非常自豪的说过“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明史》对明朝历代皇帝的评价都有高低，一般都分为正反两面，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唯独对明孝宗朱祐樘的撰写，却没有一字负面之词，“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颇，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
为什么现在人认为明宪宗是个昏君呢？
因为明宪宗杀了清朝皇帝的祖先，而且满族人的祖先也是被明宪宗种族屠杀过，所以明宪宗这样的一个行为，肯定是不可能被世人认可他是个明君的。而且他在位期间，随便任用宦官乱政，而且还有万贵妃祸乱宫闱，在位期间基本上是没做过什么有利于朝政的事情的。
而且当时他刚当皇的时候，女真部落是慢慢的强大起来的，甚至开始骚扰明朝的边境百姓，而且还多次击败了明军，女真部落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因为他们部落的生产力低下，所以需要掠夺财物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是当时的明宪宗知道了这个事情不是，不是采用安抚手段，而是直接下了种族屠杀令，就是为了给自己立威。
也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导致女真的崛起往后面推后了一百多年。而且当时明宪宗应该先了解清楚女真的目的，然后再下决定，但是明宪宗太急于立威了，所以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这样不仅让女真差不多遭受了灭族的危机，而且他本是有其他的办法去解决的，但是他没有。
而且且在朝政上面，他也是一个不管不顾的人，所以后人才会称之为昏君。其实如果当时他采用的是一种比较和缓的政策的话，那么估计就不会和现在一样的结果了，他也不会有一个昏君的称号，所以主要也是因为明宪宗做事情太过于残暴，所以现在人认为明宪宗就是个昏君。
史料未及VL
《明史》记载：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初七，明英宗朱祁镇崩逝，年仅38岁。同年正月二十一日，英宗长子朱见深即帝位，是为明宪宗。宪宗继位后，颁诏大赦天下，并以次年（1645年）为成化元年。
正纲常，挽颓势
明宪宗朱见深正式登基称帝后，命大臣议定两宫太后尊号。中官夏时承周贵妃的意思说：“钱皇后久病不愈，不宜称太后，而周贵妃乃皇上生母，应该效仿宣德帝的做法，尊周贵妃为皇后。”内阁大臣彭时、李贤对此却持异议，力谏道：“今日之事和宣德时不同。当年胡太后主动上表让位，所以宣德初不加尊号，如今钱皇后名分仍在，怎么能轻易改弦更张呢？”他俩还劝谏道：“先帝（指明英宗）健在时已经确定皇后，谁敢轻易革除？朝廷之所以能治理天下，关键在正纲常。纲常不正，礼制就不正，势必有损圣上清德。身为人臣，若曲意顺从、附和，实乃万世罪人。” 宪宗见他俩说的在理，不便反驳，遂议定。
史载，天顺八年（1646）三月初一，宪宗尊明英宗钱皇后为慈懿皇太后，周贵妃（宪宗生母）为皇太后。两宫尊号之争和平落下帷幕。
新君上位，还做了几件得人心之事
史载，朱见深上位时只有18岁，在治理朝政方面，他留给人们的最初印象还算有所作为，算得上新人新气象。为保持安定，他继续任用一批英宗时的老臣，尤其重用颇有宰相风度的辅臣李贤，对他基本言听计从，而且又将一批忠直敢言之士搜罗到内阁之中，使英宗后期逐渐颓废的朝事稍有起色。
前兵部尚书于谦在“土木之变”后力撑危局，领军挫败了兵临北京城下的瓦剌骑兵，后遭奸人陷害，被复位的明英宗杀害。朱见深还在做太子时，就知道这是一起大冤案，为了平息朝野的愤怒，他不避父讳，下诏为于谦平反昭雪。他还在李贤的劝说下，将自己的亲信、典玺太监王纶发配到南京服苦役。继位之初，他做的几件事还算得人心。
面对民变与瓦剌入侵，屡次用兵，均有成效
在宪宗的支持下，首辅李贤提拔了一批德才兼备之臣，罢斥了四千余冒“夺门之变”有功而上位的投机分子。彭时、陈文等辅臣也是任劳任怨、尽心辅佐。朱见深对此颇为感恩，特赐厚赏，以表嘉奖。
《明史》载，成化元年（1465），湖广荆襄地区大旱，流民四起，一部分活不下去的饥民不堪赋税徭役之苦，揭竿而起，聚众造反。朱见深接到地方奏报，任湖广总督李震为总兵官，由工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还派心腹太监做监军，率大军讨伐。官军毕竟训练有素，且装备精良， 粮饷充足，兵多将广，打了一年，装备粗劣、未经训练的流民不支溃散，朱见深初次用兵即获全胜，积累了一定的威望。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岭西（岭南以西）大藤峡（今广西桂平境内）瑶民聚众起事，冲州撞府。朱见深与李贤商议后，下旨命右佥都御史韩雍率十六万明军精锐，杀气腾腾地向岭南开去。激战于成化元年十二月初打响，大藤峡一带，山高谷深，河流湍急，加上石灰岩地区多山洞，熟悉地形的瑶民据险抗击，进行了殊死抵抗，双方的伤亡均极惨重。一个月后，瑶民抵挡不住官兵的凶猛进攻，死伤惨重，余部相继散去，大藤峡一带终告陷落。大功告成后，韩雍命军士将峡谷中的青藤全部砍断，并将该地改名为“断藤峡”。捷报传到京师，宪宗大喜，传旨犒赏大军，攫拔韩雍为副都御使 ，提督广西军务。
后来，朱见深还派兵扑灭了湖广荆襄地区农民起义，还数次挥兵击退蒙古瓦剌、鞑靼部的入侵。朝野因此对宪宗朱见深大为赞许。
宠溺万贵妃，倚重奸宦汪直
万贵妃原名万贞儿，她本是侍奉孙太后的宫女，和做太子的朱见深早有暧昧。孙太后死后，朱见深便请求母亲要万贞儿入事东宫，服侍自己。大朱见深十七岁的万贞儿很快和太子形影不离，状若夫妻。朱见深成了皇帝后，照例要册封皇后。正宫皇太后钱氏和皇太后周氏选中了吴氏，朱见深遂于天顺八年成婚。朱见深自幼喜欢、迷恋熟女，做皇帝后也没有忘记万贞儿，于是向张皇后提起，两宫太后同意破格封万氏为万贵妃。之后，朱见深独宠万贵妃，还听信其谗言，将吴皇后打入冷宫，另选王妃为后。吴后仅仅做了三十二天正宫娘娘便被废黜。之后，万贵妃更有恃无恐，加上新册立的王皇后性格恬淡，有意退让，只是名义上的皇后而已。万贵妃得到了一帮太监的拥戴，在宫中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并乘势干预朝政。朱见深像变了个人，没了早期有为青年的朝气，对万贵妃的劣迹毫不在意，为了取悦万氏，无论大事小情，都任她肆意胡为。
万贵妃不能生养，于是大肆荼毒已怀孕的妃子，柏妃、纪妃先后被她鸩死。朱见深宠溺性格阴毒的万贵妃，将后宫搞得鸡犬不宁。后来，受万贵妃的影响，他崇佛好道，大肆修建寺院道观，不仅荒废了朝政，还宠信奸宦汪直，并命他提督新设特务机构西厂，其势力逐渐盖过了原有的东厂和锦衣卫。
史载，汪直提督西厂后，趁机迫害朝中的正直之士，还在朝中培植党羽，用锦衣卫百户韦瑛为心腹，屡屡兴起大狱。汪直气焰最盛时，每次出行，皆前呼后拥，仆从若云，仪仗鲜明，宛若王侯，公卿士大夫都要绕道回避。三品以上的朝臣，汪直都敢不经请示即擅自抄家拿问。后因群臣激愤，纷起反对，明宪宗被迫暂时撤除西厂。成化十三年（1477）六月，朱见深下诏恢复西厂，汪直由此更为嚣张。他大肆扩张势力， 手下的特务人数超过了东厂的一倍，权势力压东厂。以前弹劾过汪直的兵部尚书项忠被革职为民，大学士商辂与汪直有矛盾，担心遭其报复，主动请求告老还乡，朱见深不辨忠奸，予以批准。从此，汪直势焰熏天，西厂势力更大，缇骑校尉（西厂特务）遍布大江南北，连城乡民间夫妻吵架、斗鸡骂狗之琐碎小事，也被牵连成罪状，予以重罚，弄得人心惶惶，就连大明皇亲国戚也对汪直畏之如虎，轻易不敢得罪西厂。
迷信僧道，不理政事
明宪宗在位中后期，重用宦官汪直，导致朝政日益崩坏，国库空虚。汪直的倒行逆施，已引发朝野之公愤，宪宗见此情景，亦开始有意疏远被自己扶植起来的权阉汪直。朝臣见宪宗屡屡驳回汪直的奏请，乘机纷纷上疏，揭露汪直泄露宫廷秽事，以及勾结外臣、祸乱朝纲的不法行为一一揭发出来，并请求撤销制造恐怖的西厂。
不久，朱见深根据内阁大臣万安的建议，先废除了不得人心的西厂，后罢了汪直的官，并将汪直心腹王越 、陈铖等人驱逐出京。
朱见深这一举动，令满朝文武倍感欢欣鼓舞，以为皇上终于被感化了，从而对未来充满希冀。
扳倒汪直后，朱见深本有一次重振朝纲的良机。可谁知他不仅没有振作，又开始沉溺于寻仙访道、打坐炼丹，以祈求长生不老之术。史载，朱见深耗费重金在西市修建了大永昌寺，耗费数十万两白银。从此以后，他夜以继日的炼丹，一有闲暇还要召幸嫔妃，沉溺于酒色中，六部尚书和九卿基本就见不到他的面了，就连被视作国之柱石的内阁大学士，一年中也很难被召见几次。
朱见深唯一有兴趣的就是任命官员。被他任命的大都是些江湖术士、道士、西域番僧、优伶（戏子）等。这些官均不合格，被人戏称为“传奉官”，总数多达三千余人。经他这一折腾，大名朝政可想而知。成化二十三年（1487），控制朱见深长达二十三年的万贵妃终于死于肝疾。
史载，万贵妃死后，朱见深念及她的种种好处，尤其是年幼时对他的悉心照顾，辛酸落泪，他下诏命一切按皇后的规格厚葬，赐予荣耀的谥号，并辍朝七日，以示哀悼。
同年八月，服食丹药、色欲过度的朱见深患了重病，卧床不起，很快就结束了自己平庸的一生，年四十一岁，葬于昌平茂陵，庙号宪宗。
《明史》虽对宪宗成化帝朱见深评价不低（主要是上位初期干了几件善事），但观其一生的种种为人行事，按现代观点看，他无雄才、无大略、迷信僧道、沉溺酒色、荒淫怠政，是一个标准的昏聩庸碌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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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宪宗其实是一位明君，从这几点就可以看出他比明孝宗更有作为
朱见深即位的时候是天顺八年，大明朝经过了永乐时代与仁宣之治，随之即位的正统帝朱祁镇那个二货，虽然我一向不认为古代封建王朝能有什么真正的盛世，不过朱祁镇从老爹手里接过的，是一个虽有瑕疵，但总体情况不错的帝国。可是经过英宗代宗两朝，尤其是英宗朝发生了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使得这一时期明帝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皇帝们失去了进取的精神，变得逐渐保守与懈怠。政治上趋于混乱与无序，皇庄开始出现，土地兼并大量发生，军事上开始整体收缩，边防削弱，强敌掠边，在看似平静的局面下是不断加深的危机。
朱见深即位的时候，从他老爹那里接手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土司叛乱严重，起义不断，鞑靼进驻河套，女真屡次犯边，荆襄流民暴增到近百万。他在做太子的时候地位就不是很稳固，英宗对他不是很看重，他曾经问著名的大臣李贤，我一定要把皇位传给太子嘛？李贤回答“宗社幸甚”。就这样，朱见深的太子之位才被定下来。
朱见深即位的时候只有17岁，新皇登基，第一件事自然是大赦天下。虽然这是定制，但大明的皇帝即位的时候，诏书都是不同人起草的，大赦的范围也有差异，为朱见深起草诏令的是李贤，李贤大笔一挥，诏令洋洋洒洒写了3500多字，从大赦的范围到官吏的任选、军民等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了。朱见深大赦天下的同时，其实也是给自己的统治定下了一个基调，施善政，求太平。
英宗时期，用锦衣卫为耳目，动辄陷害攻讦，连名臣李贤也几乎不免。朱见深即位后，即开始着手革除锦衣卫告诘之风气，锦衣卫指挥使门达及张山等人皆被问罪，并任袁彬掌锦衣卫事。袁彬到任前后，明史记载：先是，掌锦衣卫者率张权势，罔财贿，彬任职久，行事安静。可以说成化初期的政局安定，与此息息相关。
搞定锦衣卫这边的事，自然就可以着手平反冤狱了，他首先平反了曹吉祥，石亨时期的大量冤案错案，然后在大概半年后，朱见深下令，给于谦平反，于谦平反后，前都督佥事范广，夺门之变后被杀的王诚，被削籍的陈循等人都被平反，其余被贬谪的官员也大都恢复了职位。
给于谦平反完之后，朱见深开始着手对他的叔叔朱祁钰改谥号。英宗复辟后，废代宗，改为邝王，死后谥戾，对其多有诋毁，因为实际上是先帝所予，不易轻改。此事一拖再拖，直到十年之后，朱祁钰才得以复位号，他的谥号也最终被更改并确定为景，景者，耄意大图，布义行刚，虽不及太宗的文，也不及宣宗的章，但已经是一个不错的谥了，这也可以说是朱见深对他的肯定了。
朱见深即位当年，就下令“免天下军卫屯粮十之三”，又在李贤的倡议下，下令浣衣局的宫人除不愿出宫者，其余全部放归家里。然后针对内府供用浪费，下令减去南北两京岁用各三成，又以劳民伤财为由下令暂停工部督造仪仗车马等工作。
然后谈谈宗室跟外戚的问题，明朝宗室在朱见深在位的时候算是比较老实的，对于他们这些人，年轻的皇帝也比较客气。他们的一些请求，比如恢复春秋郊游，比如财用不足请求加禄米，只要要求不是太过分，一次两次之后，朱见深也就允了。但对于无理的要求，如辽王请求未生育的儿媳为儿子殉葬，崇德长公主要求出嫁时把周边的“闲田”赐予自己，朱见深则是一律拒绝。
成化一朝，有势力的外戚主要周家及万家，周家是朱见深生母周太后的娘家，在朱见深刚即位时，周家乞赐田产，由于这是惯例，朱见深统统批准了，但随着外戚对于土地的兼并越来越厉害，朱见深最终下诏，收回赐田，示以重法。除无主地外，赐田一律收回，乞田者一律不许。虽然此后碍于太后面上，周家也多有暗占，但对外戚占田一事终究还是有了一个较好的处理结果。
再说说军事上
平定叛乱：广西的土司在明朝建立后就一直不太老实，尤其是从景泰年间开始，大藤峡的少民屡次闹事，攻城池，杀官吏，抢掠州郡。朱见深即位刚几天，就接到两广少民劫掠官库的报告，在听取了官员及兵部的意见后，决定对两广用兵，任命赵辅，韩雍等人负责平乱，韩雍等人6月份定策，9月份就到了广西，兵分五路，发起进攻。到成化元年年底，大藤峡之战以官军取胜而告终，内乱也暂时平息，为解决后续事宜，他下令设两广都御史及巡抚，并采取以夷制夷的管理办法，此后一直到成化八年，广西大藤峡的少民起义才宣告平息。
荆襄流民问题：荆襄流民在宣德，正统时期就已经是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了，尤其是随着土地兼并及产去税存的发生，民户大量逃亡。到了成化初年，流民聚集规模浩大，人数达近百万人，从成化元年到成化十二年，朝廷采用军事打击与安抚的双重办法，军事方面先后启用白圭，项忠进行军事打击，将为首者平定后，转而采取安抚措施，一是将部分流民编入流入地集中管辖，二是鼓励流民返回原籍，并给予耕牛，种子，口粮等接济，同时多次下令蠲除流民的税赋。项忠先后遣散出山复业流民九十三万八千人，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成化十二年，随着朱见深下令开设湖广郧阳府，荆襄流民问题基本被解决。以后的朝代虽然偶有出现，但规模与频率都小了不少，事实上，想要根除流民的问题，在我看来，当时是不具备这种条件的。
对蒙：红盐池大捷 威宁海大捷
朱见深即位的时候，蒙古瓦剌部逐渐走向衰落，与之对应的是鞑靼部的崛起，早在天顺时期，阿罗出部、毛里孩部就入驻了河套地区，常驻不去。成化初期，因为对荆襄与两广用兵，所以朝廷对鞑靼部关注不多。到了成化六年，始对河套用兵。成化九年，趁满都鲁、孛罗忽等各率精锐外出抢掠，明军将领王越决定趁其主力外出捣其巢穴。与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各率兵4600人，昼夜兼程，直抵红盐池，到达套虏基地。放眼望去五十里内尽是帐篷，明军向蒙古基地发起进攻，蒙古军队则列队迎战，一番厮杀后，明军活捉355人，驼马牛羊器械都被收缴，帐篷也被全部烧毁，王越回军。外出掠夺的满都鲁等人也被刘聚等击败，掠夺的人口物资皆被夺回。七年之后，王越故技重施，与汪直等偷袭咸宁，斩首437多级，俘虏171人，获牛羊马6000多头，盔甲弓箭上万。几次军事打击，起到了肃清套匪的效果，弘治八年以前，河套无匪。
对女真：到成化年间，女真部落开始由小规模的掠夺变为大规模的入寇劫掠，虽然女真部落首领在正统年间接受了明政府的任命，但到了成化初年，随着部落的发展与推进，建州女真对明朝的边境也有了想法。成化三年冬，明将李秉，赵辅等与朝鲜军队配合进攻建州女真，十月底，辽东大捷，建州女真被杀近千人，建州卫指挥使李满柱也被擒斩。成化15年，汪直，朱永等人再次出击建州女真，斩七百余人，俘近500口。
关于获取首级的说明：斩首和实际损失是两个概念。斩首级数少，一是明朝计首严苛，二是鞑靼机动性强，明军收割首级的机会少。纵观明实录的记载，从仁宣之后，明朝对蒙作战大多数斩首级数仅几十，多的时候也不过一两百，甚至还有个位数的出现，成化朝几次对外作战，无论是效果还是斩获数，在明中期乃至后期对北疆用兵的行动力都是名列前茅的。
关于万贵妃:当年明月说他写明事的时候主要参考了明实录然后是明史，可在万贵妃的问题上，毫无疑问他只看了明史。万贵妃是否毒杀过宪宗子嗣呢？明史将这件事收录了进去，参见明史后妃传：
时万贵妃专宠而妒，后宫有娠者皆治使堕。柏贤妃生悼恭太子，亦为所害。帝偶行内藏，应对称旨，悦，幸之，遂有身。万贵妃知而恚甚，令婢钩治之。”“使怀恩赴内阁具道其故。群臣皆大喜。明日，入贺，颁诏天下。移妃居永寿宫，数召见。万贵妃日夜怨泣曰：“群小绐我。”其年六月，妃暴薨。或曰贵妃致之死，或曰自缢也。谥恭恪庄僖淑妃。敏惧，亦吞金死。
但这件事其实很值得质疑，
其一是张敏并非《明史》中所谓门监，而是司礼监太监，且并未 “吞金死”，反而得以善终，恩被家人
其二是此事于明实录中并无记载，明史中的相关记载反而自相矛盾。
其三是明史关于朱佑樘身世的记载源于明代笔记小说《胜朝彤史拾遗记》，这部小说又取材于于慎行的《谷山笔尘》中，于慎行自己在文后写到，万历年间一老中官所述，且不提二手史料是否夹杂好恶，此时据成弘时期已过百年，其真实性也难以考证。
其四是朱佑樘并非唯一的皇子，他出生时他的哥哥朱祐极尚在人世，万贵妃没有必要害他，且此后朱见深也有很多儿子。无论万贵妃品性是否真如史料记载，至少其毒杀小孩一事是值得怀疑的。
关于西厂（附汪直评价）：成化后期，朱见深设立的西厂，算是他的一大黑点。这一点，我们无法否认。但用宦官、搞特务政治，某种程度上算是明朝皇帝的通病，而实际上，朱见深建立西厂所重用的汪直谈不上特别不堪，从做事上甚至堪称用世之才。
汪直此人，史称其“年少喜兵”，实际上他也确实颇通兵事。宪宗后期对北方建州女真、鞑靼等部的用兵，都有其身影参与，他也与明中叶第一名将王越是好友。事实上，汪直被罢后，宣大方向就吃了亏。汪直的缺点当然有，宦官通病，贪财好谀。但他对直臣也能加以举用，一个例子：
“汪直巡边，所过都御史伏请若下吏，纮独与抗礼，疏直驿骚郡县，直不知也。直还，上问诸所历巡抚，直独称纮。上出示直纮疏，直叩头曰：“能疏直，直是以贤之。”上以直服善，不问。”
当时的风评，从百姓把冒充汪直的人当作“青天”，也可管窥。
汪直和西厂有一定程度的坏影响，但实际上在特务政治本就特别发达的明代是有限的，汪直作为权宦失宠后也没有引起太大的政治风波。
关于修道崇佛问题：
明代帝王多喜佛道，其中崇佛以宪、孝、武为甚。但设置僧官，本身洪武朝就已经开始，僧人的增长在明朝是个一直未断的趋势，宪宗朝并未特别突出。朱见深笃信佛道的实际结果，也就两条：一是花钱修庙，二是宠信方士。
花钱修庙这一点，宪宗实际不算过甚，比之孝宗占用京营为劳役，相差远矣，他所花的银两也止于内库，相较其子因内库不足而取于太仓库（也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国库），算得上很收敛。
宠信方士算是封建帝王通病，这点就没什么太多可说了，比起吃药吃死的那几位，朱见深实在算不得什么。
综合来看，其在位时期应该分前后两个时期评价
前中期的朱见深：不愧一代英主，广开言路，轻徭薄赋，风气为之一新。革除风弊，安定政局。平反于谦，范广等冤案，给代宗朱祁钰改谥号。对于宗室及外戚，也能做到比较有效的管理与限制，值得一提的是，宪宗时期，也是明中期商业与手工业飞速发展的开始
军事上的建树更是堪称明中期第一，平定两广内乱，四川起义，成化犁庭更是几乎把建州女真提前抹去。威宁海之战，红盐池之战不仅肃清了套匪，也是明中期对蒙古最大的胜利。
基本解决了困扰明朝近百年的荆襄流民问题
我始终认为，一个国家，如果靖边不力，再怎么吹捧文治，也难以称之为盛世。，
后期及缺点：我认为朱见深开的最不好的头就是后期的怠政，垂拱而治，更少过问国家大事。不仅使得之后的皇帝纷纷效仿，而且文官集团也以此例效为成法，甚至弄成了可以被接受的为君之道。政治上则没有前期那么清明，也任用了一些小人，幸好没有造成什么大患。
其次是关于皇庄与土地兼并的问题，皇庄始于英宗，盛于武宗，成化年间亦有之。土地兼并更是历代君主都有，且越靠后越激烈，相比起来，宪宗时期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民生状况，都比后世明朝的大多数皇帝要好，换言之，如果朱见深能解决掉这些问题，那么他早就比肩朱元璋朱棣去了，哪里会有这么多争议？
专宠万贵妃及崇佛花钱问题：孝宗专宠张皇后就是千古美谈，宪宗专宠万贵妃就是十恶不赦？双重标准未免严重。至于崇佛花钱，明代帝王多喜佛道，其中崇佛以宪、孝、武为甚。单说花钱，宪宗花的还没有孝宗多。宣宗喜欢古玩，英宗喜欢蹴鞠，这方面哪一位皇帝又能得免呢？
以文治以及武功论，宪宗在明朝也是仅次于太祖太宗宣宗的，军事方面的建树甚至超过宣宗，成化朝也堪称明中期鼎盛时期的开始。
他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善始敬终。朱见深如果放在其他朝，恐怕也是小号的汉景帝，放在宋朝说不定就不会有人吹宋仁宗了。
跪射俑
在豹眼看来，明宪宗算不得明君，但也不能归入昏君，他是一个深谙帝王之术，为了稳固政权而企图有所作为的帝王。
01
恍为明君，本质是政治的需要。
明宪宗朱见深因为其父两为皇帝的缘故，也就两为太子，其早期经历可谓坎坷。这一经历，对于年轻的朱见深来说，可谓是一笔财富，也是一种负担，对于其政治生涯至关重要。
朱见深继位后，做了几件事，获得了很好的声誉。
第一，为于谦平反昭雪，恢复了于谦之子的官职。
朝野上下都清楚于谦是大明朝的功臣，没有于谦很可能大明朝就覆灭了。朱见深的父亲朱祁镇也清楚这一点，在其复辟后，对于石亨、徐有贞等人坚决要求诛杀于谦一事，朱祁镇有所犹豫，就说明了这一点。
朱见深继位后，为于谦平反，这是好事，但他更多的是为了平息民愤，笼络朝野人心。
他十分清楚，如果矛盾过于激化，对他的地位是很不利的。“土木堡之变”和“夺门之变”历历在目，他岂能不汲取教训吗？
第二，明代宗曾经废掉朱见深的太子之位，但他以德报怨，恢复了代宗帝号，重修代宗陵寝，以此博得了朝野一片称颂。这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为何不做呢？
第三，即位之初，成功除掉了权臣门达、王纶等阴谋，重用贤相李贤，提拔商辂、刘定之等人进入内阁辅政，开创了比较清明的政治生态。
第四，剿除南北两京、四川、湖广、荆襄地区的盗贼，安抚荆襄流民，并设置郧阳府，将流民用户籍的形式固定在当地，一劳永逸的解决了这一难题。
朱见深继位以后，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对于稳定社会秩序，重塑朝廷的威望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给朝野上下展现了一个明君的形象。
02
为加强皇权采取了三大弊政措施，彻底毁掉了朱见深明君的形象。
第一，设置西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特务网络。
西厂是相对于东厂而言的。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置东辑事厂，也就是东厂，作为特权监察机构、特务机关和秘密警察机关。
明宪宗为了加强自己对官吏的控制和监督，连东厂也不信任了，又设置了西厂，任用汪直借用锦衣卫的力量，广泛建立特务网络。其人数超过了东厂的一倍，就连东厂的太监尚铭也听从汪直的调遣。
西厂气焰非常嚣张，可以不经过皇帝就擅自逮捕朝廷大员。郎中武清、乐章、太医院院判蒋宗武、行人张廷刚、浙江布政使刘福、左通政方贤等都遭到了陷害，引起了大学士商辂、兵部尚书项忠等人强烈不满。尽管后来把西厂撤销，但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第二，设立皇庄，与民争利，开了明代土地兼并的先河。
第三，设置传奉官，不经过吏部选拔、廷推和部议，由宫中旨意直接任命官员。
这些措施，令后世诟病很多，造成了很坏的后果。
03
无论仁政还是弊政，其目的是一致的。
仔细分析来看，朱见深继位之初所施行的一些所谓的仁政，与后来采取的三大弊政，其目的是一样的。那就是为之把权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为了皇族集团的利益服务。
根本而言，这都是封建制度家天下的本质决定的。作为帝王可以为所欲为，但最终要被推翻取代；实行一点仁政，无非也是为了其统治的久远。
建立皇庄，那是直接与民争夺利益，这与传奉官的设置一样，连形式上的过渡都免掉了，把权力和利益直接自己管理和经营，不再需要代理经纪人了。
一个东厂还不够，再设置一个西厂，把所有的官吏直接控制在自己的眼线之下。
从朱见深的套路可以看出，他是要把所有赚钱的生意由自己来干；所有管事的岗位自己直接派人去管；自己直接派人去全国各地监督官吏的行为。把所有的官僚机构都作为了摆设，说到底就是对谁也不信任，就好比一个土财主，守财奴。但又没有足够的制衡能力，就只有派遣自己认为是信任的人去做。
之前所有所谓的仁政也无非是为了这一目的。
从朱见深的行政措施来看，他与一些荒淫无道的昏君还不太相同，因为他所做的一切还是为了皇族集团的利益，为了政权的稳固。虽然他把整个天下及朝臣作为了对手、利益的竞争者，但毕竟还没有完全沉迷于享乐。
表面看来，朱见深似明君，有像昏君，实质上是封建制度不可避免的痼疾。任何帝王都是挖空心思来维护其统治，仅仅是手段不同而已。所有的人，无论是德高位重的朝臣，还是贱如蚁命的草民，都是皇族贵戚的奴才。所施行的那一点点仁惠，也无非是为了其统治更久远一些罢了。
豹眼看历史
前言：明宪宗朱见深一生共在位23年，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平反了于谦冤狱，以德报怨恢复明代宗朱祁钰的帝号，博得了朝野的一片称颂之声，任用李贤、彭时、商辂等人，朝政也比较清明，《明史》曰“仁、宣之治于斯复见”。
但是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期间，特别宠爱自己的贵妃万贞儿，重用宦官汪直、梁芳等人，以致他们擅自专权，败坏朝纲，使明朝弊政横生，危机四伏。
明宪宗朱见深，是明朝历史上第八位皇帝，是明英宗朱祁镇的长子。
明英宗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明英宗朱祁镇去世，时年18岁的皇太子朱见深继承了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成化”，开始了他23年的帝王生涯，史称“成化皇帝”。
初期政治清明，颇有太平盛世之象
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十分倚重知经筵事的少保、华盖殿大学士李贤，并任用李贤为相，李贤也“以受知人主，所言无不尽”，回报知遇之恩。
当时，为明宪宗朱见深所倚重的阁臣还有孜孜奉国数十年、“持正存大体”的彭时、商辂等人，可谓是人才济济。
在他们的辅佐下，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做了几件很值得后人称颂的事情，看得出他的性格比较仁厚宽和，胸襟也比较宽广。
首先，明宪宗朱见深不顾自己的叔叔明代宗朱祁钰曾废掉自己的太子之位，而以德报怨恢复了明代宗朱祁钰的帝号，并对明代宗朱祁钰的陵寝进行了整修，谥号为景帝。
其次，是平反了于谦冤案，让大量被贬逐的正直大臣复职。
由于有贤臣名相的辅佐，加之采取了上述的一系列措施，明宪宗朱见深即位之初的朝政还是比较清明的，而且颇有振兴的气象，博得了朝野的一片称颂之声。
后世称为成化年间为太平盛世。
成化一朝，三大弊政
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对贵妃万贞儿的宠爱，随着对宦官汪直、梁芳等人的重用，大臣们便很少能见到明宪宗朱见深。后期，朱见深也越来越怠于朝政，渐渐沉迷于神仙、佛道和长寿秘术，纵情于声色之娱和货利之乐，政务则陷入一片迷茫之中。
成化一朝弊政甚多，其中为害较大而且对明代后来的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莫过于西厂、皇庄和传奉官三事。
设立西厂，特务统治
与东厂一样，西厂也是一个特务组织，始立于明宪宗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皇帝朱见深派太监汪直提督厂事。西厂正式成立后，汪直借用锦衣卫中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他的特务网络，西厂的特务人数，在当时比东厂要多出一倍。西厂气焰非常嚣张，成立的当年就连兴大狱。
直到明宪宗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汪直失宠以后撤销为止，总计存在了五年有余。 成化朝的西厂，一方面是扩大了明代特务的职能与侦察范围，侦察的地点不限于都城、地方，而遍及南北边腹各地，这是此前的东厂所没有的；另一方面，明宪宗朱见深之设西厂，无疑加强了皇帝对于特务组织的偏爱心理。
后来的武宗，也就是宪宗的孙子，就效仿他祖父的做法，非但重建西厂，又增设了内行厂。
特务组织的存在，使原本属于厮役之流的旗尉，得以肆意凌辱大臣，也算是明代的“创举”。
设置皇庄，与民争利
明英宗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明宪宗朱见深没收宦官曹吉祥在顺义的田地，设“皇庄”。
皇庄并不单是皇帝一个人的庄田，而是包括皇帝本身、后妃、皇太子及在京诸王的庄田，也就是说，是皇帝及其妻、子的庄田。
皇庄的设立，开创了明代土地兼并的先河。
明宪宗朱见深的皇庄，很快就遍布顺义、宝坻、丰润、新城、雄县等处。
上行下效，皇帝既然带头兼并土地，藩王、勋戚、宦官也纷纷请求皇帝赐给土地，于是有所谓的王田、官庄。
据说，到明孝宗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全国官田的面积达到民田的七分之一。
土地兼并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例如，在京城附近的皇庄设置，就直接导致了正德年间河北霸县的刘六、刘七起义。
因此，明宪宗朱见深设置皇庄的做法，无疑在与民争富，是在毁坏王朝统治的经济基础。
设置传奉官，破坏吏治
明英宗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二月，即位不到一月的明宪宗朱见深下了一道诏令，授予一位名叫姚旺的工人为文思院副使。
这便是“传奉官”之始。
“传奉官”是当时人们称呼那些不经吏部，不经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
很明显，这违反了正常的手续，却只是为了满足皇帝或者后宫中某个妃嫔或宦官的愿望。这一举措对制度的破坏十分巨大。
而传奉官中多数是一些佞幸之人，靠着结交宦官或者行贿的手段取得一官半职，他们的在职也就大大地败坏了吏治。
明宪宗朱见深自己往往一传旨就授官百数十人。
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官爵原是“天下公器”，皇帝这样的行为，无疑将官爵变成了“人主私器”。
对于一个文官政府来说，混杂着一大批出身于军人、僧道、工匠、画士、医官的官员，政府的文化认同性必然产生问题，政府运作中的冲突必然加剧。
可以说，执政后期的明宪宗朱见深不再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皇帝，朱见深一的三大弊政也给明王朝衰败埋下了祸根，也无怪乎世人把明宪宗朱见深称为“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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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小掌柜
说起明宪宗，很多人可能并不太清楚，但要说起土木堡事变中被瓦剌俘虏的明英宗，很多人应该都不陌生。这位明宪宗，正是明英宗的长子朱见深，明朝第八个皇帝，也叫做成化皇帝。
这位朱见深，也是一个苦命的孩子，他未满两岁时就被父亲立为皇太子，结果同年土木堡事变就发生，他的父亲明英宗被瓦剌俘虏，自己的叔叔成为新皇帝，即明代宗。
三年后，明代宗有了自己的儿子朱见济，自然不愿意自己侄子再担任皇太子，于是朱见深被废为沂王，明代宗的儿子被立为皇太子。结果第二年明代宗的儿子便英年早逝，但明代宗却也不愿意立朱见深为皇太子，反而对他各种打压和猜忌。
没多久，明代宗病逝，英宗通过夺事变上位，便给明代宗一个恶谥，叫戾。不但如此，连早已夭折的明代宗儿子都被追废为世子，直至明朝灭亡都没有再承认过这个太子。朱见深的太子之位失而复得，然而幼年卷于皇位之争，精神压力极大，因而落下个口吃的毛病。
八年后，明英宗病逝，太子朱见深登基，即明宪宗，并改年号为成化。明宪宗一共当了23年皇帝，总的来说政治清明，经济处于良好发展状态，后来的《明史》在评价他时，特意用了这样一大段话：
“宪宗早正储位，中更多故，而践阼之后，上景帝尊号，恤于谦之冤，抑黎淳而召商辂，恢恢有人君之度矣。时际休明，朝多耆彦，帝能笃于任人，谨于天戒，蠲赋省刑，闾里日益充足，仁、宣之治于斯复见。”简单翻译一下就是：明宪宗的太子之位曾被代宗所废，但等到他登基后，却并没有因此怀恨代宗，反而恢复了代宗的皇帝尊号，还平反了于谦的冤案，任用贤明的大臣商辂等治国理政。一时间大明风气清明，朝廷多名贤俊彦，百姓安居乐业，给人感觉仁宣之治又重新回来。
对于仁宣之治，大家应该知道，它是明朝的三大盛世之一，主要执政者是朱棣的孙子明宣宗朱瞻基，另外两个盛世分别是朱元璋的洪武之治和朱棣的永乐盛世。
从这层意义上说，在《明史》中，这位明宪宗的地位，是可以和朱元璋、朱棣以及朱瞻基这三位最优秀的明朝皇帝相提并论的。
并且在史书上，人们一直把明朝的“仁宣之治”与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相并列。而在《明史》中，说明宪宗治理国家犹如仁宣之治重现，也就是说，明宪宗也是可以和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这种伟大帝王相提并论的。
从这层意义上说，《明史》却是对明宪宗评价很高。至于原因，史书上也做了总结，一方面是明宪宗为明代宗和于谦平反，博得了朝野的一片称颂之声；另一方面是他重用贤明的大臣治理国家，让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具体表现为三方面：
一是在他刚登基时，因为父亲留下的“烂摊子”，导致先是广西省发动大规模的大藤峡叛乱，接着又是荆襄地区爆发了明王朝立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流民起义，涉及到近百万流民，但明宪宗却都顺利解决，尤其是荆襄流民难题，从明朝建立时就存在，结果被他一劳永逸地解决。
二是征讨建州女真，犁庭扫穴，擒斩包括努尔哈赤之六世祖、建州酋长董山在内的1700余人，并焚毁屯寨四百座，释放被其掠夺的汉人奴隶“包衣”千人；同时重用名臣王越，多次出塞打击蒙古，连中兴蒙古的传奇摄政皇后满海都，也是死在明军的突袭中。
三是在他的执政之下，明朝经济一直呈现繁荣发展的状态，人口和财富都在不断增加。
不过，由于明宪宗迷恋比他年长十九岁的贵妃万贞儿，并放任万贞儿把持后宫，逼众多妃子堕胎，间接造成他的儿子朱祐憆的艰辛童年。同时，他还设立西厂，重用汪直等官宦等。类似的“八卦”显然比枯燥的治理国家更具有吸引力，因此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所以这样传来传去，大家再说起明宪宗朱见深时，就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万贵妃把后宫搞得乌烟瘴气，还有那些西厂的死太监们，比如《龙门飞甲》中的雨化田，把朝堂搞得乌烟瘴气。类似的种种，最终让现在的很多人们，觉得明宪宗就是个宠信奸妃、宦官和奸臣的大昏君。
我是赵帅锅
宪宗也是一代雄主，英宗留给他的就是一个烂摊子，不比崇祯好多少，看实录前几年几乎就是不断的平叛，当时两广几乎沦陷，荆襄百万流民，叛军都建国了，四川土匪连下多个州县，南京山东也有骚乱，北方蒙古侵扰，女真也不安分，用韩雍赵辅平定两广，白圭项忠平定荆襄，王越打击蒙古并和汪直一起犁庭，这才保证中原的稳定，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因为社会财富增多，后期民间奢华之气渐气。虽然晚年怠政，但是前中期底子打的太好了，年级大了享受享受生活，这个当然不好理解一下老人吧[捂脸]，顺便说一下对于叛乱分子宪宗几乎从不招抚，抓到就是杀，绝不手软，这股狠劲崇祯如果能学到也就没有后来的事了，至于万贵妃的事懒得说，直接看宪宗实录里内阁首辅商恪的奏章，里面写的很清楚孝宗是万贵妃养大的万贵妃的问题自己看，宪宗实录内阁首辅大臣商辂奏章 臣等仰惟皇上至仁大孝，通于天地，光于祖宗，诞生皇子，聪明岐嶷，国本攸系，天下归心。重以贵妃殿下躬亲抚育，保护之勤，恩爱之厚，踰于巳出。凡内外群臣以及都城士庶之门闻之，莫不交口称赞，以为贵妃之贤，近代无比，此诚宗社无疆之福也。但外间皆谓，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见，揆之人情事体诚为未顺。伏望皇上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烦贵妃抚育，俾朝夕之间便于接见，庶得以遂母子之至情，惬众人之公论，不胜幸甚。
358团尘封缘
不新鲜，《明史》对哪位皇帝评价都不低，总是能找出皇帝的优点，然后褒扬一番。
你千万不要觉得《明史》对皇帝评价好就产生错觉，觉得好像现代人在有意黑某位皇帝，不是的。
清朝修《明史》是有政治考量的，那就是通过夸赞和遮丑明朝皇帝，来顺延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通过保护明陵，祭奠明太祖，修明史等措施，让天下的士民明白，清朝不是明朝的破坏者、革命者，而是明朝的延续者、继承者。基于当时全国的舆论环境，清朝只有不遗余力的褒扬明皇而批判明朝佞臣太监才能得到汉人士大夫阶层的认同，所谓明君奸臣就是这个道理。
虽然每朝皇帝的年份大事不会错（明史中对每个皇帝的本纪的记述是按照时间轴进行的，记述的都是军事政治、外交民情、官员任免、水旱灾变等，完全没有细节描述和内幕消息，期间不掺杂任何评论和倾向性的描述，很客观但也比较笼统。列传除外，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一部分间接的了解到一些关于皇帝的细节和因果关系。），但是在最后的提赞部分会对皇帝有一个总体的评价。
如果你看过明史就会发现，对于历代皇帝基本都是赞扬褒扬的部分多，不足或者批评的部分很少。因为它基本没有皇帝、太监、高官的私生活描述，而且对于事件发生的原因、内幕以及事态演变过程都没有记载。
如果对比明朝一些著名的私人笔记私史札记等，你会发现，一些在《明史》上大略记述的事件往往都有很复杂的背后原因，最后的演变结果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里面经常会掺杂很多人为的因素，人际关系、政治私心、朝廷大局、个人情感往往会起主导作用，所以很多事情处理上会给人一种处事不明或者偏袒维护甚至昏聩无为的感觉。但是这些有街头传闻性质的评论和隐情，明史是不采用的。
就拿宪宗来说，明史对他的最后评论就是：
赞曰：“宪宗早正储位，中更多故，而践阼之后，上景帝尊号，恤于谦之冤，抑黎淳而召商辂，恢恢有人君之度矣。时际休明，朝多耆彦，帝能笃于任人，谨于天戒，蠲赋省刑，闾里日益充足，仁、宣之治于斯复见。顾以任用汪直，西厂横恣，盗窃威柄，稔恶弄兵。夫明断如帝而为所蔽惑，久而后觉，妇寺之祸固可畏哉。
你看看，从始至终基本都是夸赞，剩下的就是为宪宗找借口，说他是因为被蒙蔽才导致万妃为祸后宫、汪直横行天下的。明白人都知道这其实就是为宪宗找台阶的话，所谓为尊者讳，也不过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