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康 |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副教授。

研究规划理论是通往绮色佳之路——《规划理论及1978年以来中国规划理论的进展》后记

决定毕生的研究方向是在2003年，其时正在南京大学攻读人文地理学博士。导师顾朝林教授并不会强求学生按照自己的研究路径来开展博士论文研究，而是会在与每名学生聊过天以后，根据学生的既往专业以及研究能力、兴趣来确定他/她的博士论文方向。我的硕士论文是有关于建筑设计理论，所以顾老师确定了（城市）规划理论为博士论文方向。自此之后的10多年时间里一直感恩导师帮我做的这个抉择，因为这是一个能够完美结合我兴趣爱好与工作的研究方向。

21世纪初，网络尚不发达，获取外文文献难度颇大，但为了写博士论文又需要阅读大量有关规划理论的国外文献。国外留学的同学好心借给我Athens账号，能够登录很多在线英文期刊数据库，下载英文期刊文章全文。同时，得益于南京大学作为全国的地学外文文献中心的定位，在图书馆阅览了一些地理、城市发展与建设的外文书刊。也曾数度去国家图书馆查阅最新城市发展与城市规划类外文书籍。

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逐渐接触到一些欧美知名的规划理论学者的名字及其主要研究方向，并开始与诸如帕齐·希利（Patsy Healey）、琼·希利尔（Jean Hillier）等规划理论学者通过邮件的方式交流。她们都是研究规划理论的国际顶级期刊《Planning Theory》的编委或主编。在2010年《Planning Theory》期刊编委会增补编委时我有幸成为编委会一员，自此踏入国外规划理论学者的核心小圈子。通过编委会每年依托于欧洲规划院校联合会年会（AESOP）的聚会，和规划理论研究同行们交流研究心得，接触最新规划理论研究趋势；探讨期刊的发展方向，寻求促进规划理论的国际研究的途径。也是在这样的交流中，原本只是出现于纸面上铅字中的苍白的名字，抽象的术语、理念以及思辨，变成了真实的人和他们亲口道出的话语。

在这些年的规划理论求索当中，虽然对国外的规划理论动态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并未意识到planning theory这一术语虽然未加前置定语，其实是西方、发达国家、北半球（the Global North）或者是欧美的。在与《Planning Theory》主编琼·希利尔合作编纂发表于《国际城市规划》上的特辑“后结构主义”（2010年出版）以及发表于《Planning Theory》上的专辑“Chinese Planning Theory”（2013年出版）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应该有“规划理论”（planning theory）、“规划理论在中国”（planning theory in China）以及“中国规划理论”（Chinese planning theory）的区分。“规划理论”狭义上仅指产生于欧美的理论。传入中国以后其理论特征以及内容会被有意无意的强/弱化或修正，是为“规划理论在中国”。而中国规划理论研究学者需要努力求索的，是产生于中国的、带有中国特色的、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规划理论”。这样的区分显然不仅存在于中国规划理论与（欧美）规划理论之间，也存在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等非欧美的国家的规划理论与（欧美）规划理论之间。然而遗憾的是，《Planning Theory》这样一本研究规划理论的国际顶级刊物的受众仍然是以欧美读者为主，缺乏非英语国家的贡献，因而也缺乏对这种区别的意识。

那么，中国规划理论与规划理论的共性与差异何在？中国学者或者研究中国规划的理论学者，究竟怎么思考中国的城市规划？中国的规划从业者与实践者又总结了哪些方法、模式或者原理？想要弄清楚这一系列问题的想法越来越强烈。2014年起，我开始试图通过全面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学者发表于国内规划类期刊上的文章以及出版的专著方式，来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

在对学者的研究做系统回顾以前，就知道研究中国规划理论的学者中引用率最高的是张庭伟教授和梁鹤年教授。他们通过20多年的文章发表、专著出版，搭建了一座从规划理论到中国规划理论的桥梁。对他们的文章曾一读再读，每次重读都有新收获。2017年，我将自己的写作计划告诉了张庭伟教授，冒昧地问他是否愿意指导我并一起写文全面回顾中国规划理论进展。张老师很爽快地伸出援手，并在之后的撰写当中从立意到结构到逻辑到内容全方位提升了这一回顾。他虽然长年身在国外，但对国内学术动态的把握精准。并且学贯中西，不仅对中国规划理论的本质与发展脉络有着深邃的认知，也能够精确把握中西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制度差异、研究惯习差异、以及规划理论从学理到内容上的差异。在与张老师共同工作当中，直接感受到了理论大师的学术积淀、思维、视角以及认真、求实、严谨的做事态度。文章修改阶段适逢张老师母亲去世，他在回国处理后事期间仍然拨冗修改内容和增补文献，这样的治学精神与钻研态度令人深深敬佩。

中国规划理论发展(1978年以来)分期观点

《规划理论及1978年以来中国规划理论的进展》一文在性质上属于思想史。庞杂的学术观点与思想梳理起来可以大致遵循几种线索——时间线索、空间线索、时空线索、主题线索、人物线索等。其中时间与主题线索比较常见，霍尔（Peter Hall）在其《明日之城》、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在其《公众领域的规划》当中分别运用了这两种方法。这篇对中国当代规划理论的回顾采用的是时间线索。按时间逻辑来分析某一事物的发展，时间节点或者说是断限问题非常关键。基本上所有学者都认同中国规划及其理论的发展的分水岭是在1978年，但对其后的理论发展分期则有不同见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土地市场的建立是第一个时间节点。以此为界，1980年代是摆脱苏联经验影响后的摸索期，1990年代是市场经济体制初建期。但对于21世纪以来的发展，一是因为距离当前太近难以分析，一是规划体系本身正在经历巨大变革，不是做系统分析的最佳时机。但是如果仍然按照21世纪以前的以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线索来作为断代依据的话，比较明显的分界点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2014年新常态的提出。但其后还有2015年全国规划工作大会以及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2019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初步奠定等重大事件。综合考虑，我们将第三个节点定为2017年。

1978年以来中国发展阶段及规划理论的演化

沿循时间线索探讨思想史的一个弊端是跨越不同时段的主题线索会被切割，主题的前后变化与延续性会显得不那么清晰。因而在文末我们归纳了一些贯穿一个或多个理论发展时段的规划理论主题，例如规划的性质、规划二元性、理论研究不足、规划法定工具、规划师身份等。这些规划理论主题可以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不过，这些主题反映出，与西方规划理论当中贯穿始终的主题例如权力、知识、主体性（subjectivation）、公平、他者（others）等相比，中国的规划理论少思辨、多务实——中国规划理论的基础特征之一。

理论回顾类型的研究当中，另外一个关键点是理论的分类，学者大都认同法鲁迪（Andreas Faludi）的“规划的理论”与“规划中的理论”的二分法，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鉴于中国规划理论的特殊性，对其本质的探讨成为一条贯穿整个理论发展的重要线索，必须重视。这也是我们在各种拓展分类法当中最终选取了美国女性规划学者秀·亨德勒（Sue Hendler）的三分法的主要原因，因为她将规划的理论进一步细分为程序理论与规范理论。三分法具体为：（1） 规划中的理论，或称“基于实体的理论”（subject-oriented theory），为规划工作提供知识基础。（2）为了规划的理论（theory for planning），或称“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y），探讨“规划究竟是什么，它如何适应社会经济文脉”。中国学者对中国规划性质的探讨，就属于规范性理论的范畴。（3）规划的理论，或称“程序性规划理论”，讨论规划过程问题，即怎样用最佳方式化知识为行动。同时，由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以接收国的姿态吸纳外来先进理念、技术与经验，其中也包括各类规划理论。所以文章中还加了一类思想引介，概述被原文翻译引进的规划理论。

中国规划理论无论是规范理论还是程序理论与西方的“规划理论”相比都具有独特性。就规范性理论而言，中国规划理论的本质是实用性，尤其是相较于学理性非常强的西方规划理论。同时，由于规划理论必须直接为经济服务、为城市发展的实践服务，所以中国规划理论还具有政策性，学者的理论研究与政府政策具有极强的互动性。这也是为何规划领域的实践准入门槛较低，不少相关专业与行业领域的人都可以并且在实践规划。但是学理性又是理论天然自带，因而在学者研究中国的规范性规划理论时，关于规划的科学性、理性的探讨不绝于耳。

就程序性理论而言，中国规划理论很好地体现了弗里德曼所说的“从做中学”原则（learning by doing），理论以实用和能够直接指导实践为第一要义，因为中国的城市建设实践迫切需要的是实用的而非抽象的规划理论，以便指导大量项目的建设。张老师有一句名言，即“如果把规划理论理解为指导规划实践的价值观、准则和工作程序，则中国规划师早已有一套自己的规划理论。”这是对中国规划理论最精辟的注解。而西方的程序性规划理论多源自理论学者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与抽象。以沟通规划或协作规划理论的产生为例，几乎是在同一时段，英国、美国、瑞典等国的学者感受到了规划的沟通本质及其在规划过程中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各自独立地总结与归纳现实案例，并且分别依据了不同的哲学、社会学基础理论作为自己提出的规划理论建立的学理基础。中国当前的规划理论研究尚缺乏这样的思辨，但正因如此，规划理论研究之路才因挑战性而变得有趣。否则，一切都是已知，道路已是坦途，就失去了探索的乐趣。

中国规划理论的持续议题

这篇回顾从立意到最后发表历经6年，中间翻阅了能够找到的大多数研究中国规划理论的文章、专著与论文集。感慨于改革开放40年来规划学者与实践者积累的巨大的知识宝库，也感受到了以《城市规划》为首的中国规划类期刊的成长历程。这些期刊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传播与推广学者的所见所思。非常感谢《城市规划》的主编石楠先生、李林老师、匿名审稿人以及责任编辑，感谢期刊接收这样一篇回顾。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没有与张庭伟老师合写，完成它是mission impossible。但理论求索道路的特征与乐趣或许本就在这里。路途艰难，未知的尽头有时让人绝望，有时又是一个强烈的诱惑。其实，在求索的道路上旅人已经充分体验了求索的乐趣。数年前曾在梁鹤年老师的文章中领略了希腊诗人康斯坦丁·卡瓦斐（Constantine Cavafy）的诗歌《绮色佳》（Ithaca，冰心的绝妙翻译）。我认为它是对在规划理论道路上求索的旅客最好的形容与勉励：

你沿途得到了这么多的财富，不能再希望绮色佳给你财富，绮色佳给了你这愉快的旅程。

（全文见《城市规划》2019年第11期P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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