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時間，互聯網上火起來了一個詞，叫“北漂”，指的是漂泊在首都北京的人，他們為了自己的事業在北京摸爬滾打，一度成為了勵志的代名詞。事實上，在資源豐富的首都漂泊，自古就存在，宋代就有大量的考生在京城漂泊，可以說是京漂一族。
那麼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考生滯留在京城，沒有收入的他們該怎麼生活，會面臨著像現代人一樣租房難的問題嗎？下面為大家揭曉宋代考生的京城生活。
眾所周知，宋太祖趙匡胤取天下並非名正言順，是以兵變的方式從後周孤兒寡母手中奪得的。也正因為如此，宋太祖怕手下驕兵悍將效仿自己黃袍加身，採取了重文輕武的國策，用科舉制度籠絡士大夫階層，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此外，相比較隋唐，宋代對科舉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取消“公薦”，採用糊名制以及謄錄制，打破了血緣世襲關係和世族對政治的壟斷，大大增強了考試的公平與公正。
科舉是宋代社會向上流動的主要途徑，文人積極投身於科舉之中，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數也大幅度增加。據統計，宋代每年應試的考生多達40萬人，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來說也不為過。但是，宋代每年登科的人數不足千人，那些考不上的人該怎麼辦，是打道回府還是繼續復讀？大多數人選擇留在了京師，畢竟只有科舉才是改變命運的機會。
對於大多數考生來說，經過科舉考試躋身上流社會的少之又少，大量的歷屆考生以及待考的考生滯留在京城，便形成了龐大的“京漂”群體，那麼他們為什麼要漂在京城，有家不回呢？主要的原因大概有三個方面。
首先是因為宋代的科舉考試製度。古代的科舉考試一般為層層選拔，考過一關才能進入下一關，因此最終的殿試只在京城舉行。殿試的考場只設置在京城地區，那麼在交通不便的古代，遠方的考生出行自然不方便，路途千里再加上路上的艱辛，到達京城後也累得不輕。此外宋代的殿試四年一次，偏遠地區的考生在路途往返上不僅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加上沿途吃喝住行更是負擔不起，因此大量落榜的考生乾脆居住在京城，為科舉備考。
其次，大量考生漂泊居住在京城，和考試內容也有著很大的關係。經歷過高考的人都知道，政治的考試內容大多為最新的時事消息，考生如果不熟悉便很難作答。宋代的科舉考試相比隋唐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詩詞歌賦轉向務實，策論尤為關鍵，況且當時的信息閉塞，獲取信息極為不易，而居住在政治中心京城更容易打聽到前沿的信息。
這還不夠，宋代的考試內容和政治形勢聯繫的極為緊密。仁宗初期，改變以詩賦取士的舊制，轉向務實的策論，讓考生針對國家形勢發表評論。到了神宗的時候，帝國內部矛盾累積，王安石為了變法招攬人才，科舉的內容轉向經義和時務策。目的是為變法提供借鑑。後來王安石變法失敗，科舉考試的內容也發生改變。後來，隨著朝堂內部政治鬥爭的變化，策論變得越來越重要，甚至決定了考生的宦海沉浮。
策論偏向議論時政，向朝廷建言獻策，所以宋代的考生要想科舉考的好，需要做好兩手準備。一方面是自己的理論功底，儒家經義要記牢，治國大略不可少。另一方面在則要掌握國家形勢以及試題動態，別偏題導致落榜。留居京師成為了獲得考試信息來源的聰明選擇。
最後，“京漂”一族的出現和科舉考試的公平性密切相關。眾所周知，在明朝初年，發生了南北榜的冤案，這可以看作是考生們為考試公平做出的積極鬥爭，其實這樣的情況自科舉制度創立以來便就存在。宋代以前，國家的經濟重心在北方，因此科舉取士偏向北方，宋代之後，經濟重心南移，南方少戰亂文教興盛，科舉登科人數超過北方，明代的南北榜案不過是考試公平與地域性矛盾的一次大爆發。
北宋時期，科舉考試同樣存在地域性的問題。開封府與國子監約佔全部參加科舉人數的一半左右，其中開封府又是國子監的兩到三倍，錄取比例也相應高於其他路。仁宗嘉祐三年，開封府參加科舉人數278人，錄取44人，錄取比例達到了1:6，而參加科舉人數最多的河北路錄取比例不過1:30，錄取比例最高的利州路只有26個參考名額。
更為極端的例子發生在仁宗嘉祐七年，參加科舉人數最多的河北路錄取比例只有1:154，而偏遠地區的廣南東路、西路甚至無人被錄取，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封府的錄取比例仍然達到了1:5，並且參加科舉人數還多於其他地區。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宋代科舉考試中京師籍的考生佔據著一定的優勢，產生了“天下州郡舉子，既以本處人多解額少，往往競赴京師，旋求戶貫”的情況。此外，宋代規定倡優、罪犯、丁憂不得參加科舉，而這些人為了能夠取得功名，唯一途徑是偽造身份，而在生源地應考，身份更容易被查證，再加上京師戶籍的種種好處，自然樂意取得京師戶籍。就這樣，大量考生聚集在京城，形成了“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文教典範。
大量科舉考生都需要趕到奔赴首都，這期間所需的交通、食宿、社交費用是一筆極大的開支，給舉子造成了很大的經濟負擔，並且宋代大部分舉人家境貧寒，籌備趕考費用自然是頭等大事，在借貸業不發達的古代，這一大筆錢應該從哪裡來呢？
家庭的供給自然是士子考試經費的主要來源，古代能夠考上舉人便是一件光耀門楣的大事，更不用說能夠進京趕考了。士人在籌措經費時，十里八鄉甚至當地的士紳都會出錢贊助，科舉入仕不僅僅是鄉里有頭面的一件事，還會為贊助人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此外，宋初的公券制度、地方政府舉辦的鹿鳴宴以及舉子間自發成立的互助組織——義約都，都為舉子的赴考旅費籌集提供了幫助。
宋代舉子經濟上的貧困導致其社會關係網較低，而政府和社會層面的資助對貧困舉子的幫助實屬有限，在宋代經濟發展和商業繁榮的氛圍之下，大部分舉子會選擇經商以賺取趕考經費。“吳興士子六人入京師赴省試，共買紗一百匹，一僕負之。”經商不僅成為首要的脫貧方式，甚至成為貧困士人科舉考試成功必不可少的條件。
每逢科舉之年，大規模的考生以及其隨從人員湧入京師，必然給城市帶來大量的臨時性生活消費，使得“鋪席買賣如市”，南宋都城臨安甚至產生了“該試官生活”這一俗語，意為應一時之需。士子們到了京師以後，除了人生地不熟以外，面臨最為重要的事，便就是和當今北漂同樣的住房問題。
隨著城市經濟發展，流動人口大量增加，宋代旅店業不可謂不發達，利益驅使很多官員都參與其中，宋初丞相趙普就因為“廣第宅，營邸店，奪民利”受到彈劾。與市場需求相應的，出現一批主要以考生為目標消費群的旅店，如北宋東京城內的狀元樓，服務對象便是進京趕考的士人。貢院附近同樣也是旅館密集的地區，這主要是為了滿足前來趕考的秀才、舉子們的租房的需求，大比之年的房價更是水漲船高，“雖一榻之屋，賃金不下數十楮”。
面對擁擠的住房現狀，在京漂泊的考生們自然會選擇及時租房，經濟狀況好些的，會選擇單獨租賃，差些的便三五成群一起合租。在租房時間上，分為短期租賃以及長期租賃，短期租房集中在二三月份，多是科舉登科或是家境優渥的士人，而長期租房大多一年或者數載。“不幸有故”的“才學之士”，沉淪數十年漂在京師，租房度日的時間更是無限期延長了。
即便是這樣，京城的旅店業也無法承載科舉為京師帶來的巨大的人口壓力，不能滿足所有士人們居住，士子不得不暫時“權借仙林寺、明慶寺、報恩觀、元真觀”，宋代小說中以書生寓居寺院為背景展開的情節也每每可見。
陳演恪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宋朝文化繁榮的背後無疑和科舉取士密切相關。宋朝上達天子，下至黎民百姓對於科舉的推崇，使得科舉考試成為階層流動的重要途徑，這不僅為士子們營造了良好的向學風氣，還促成了宋代文教的繁榮，同時也是“京漂”一族出現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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