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离婚大战中、准备飞到美国去解决的徐伊万（徐峥饰）阴差阳错，被困在开往莫斯科的绿皮火车上，不得不陪伴母亲（黄梅莹饰）踏上圆梦之旅——在著名的红星大剧院舞台上歌唱3分钟——其背后是一个略带骗局性质的商业操作，可包括母亲在内的老太太们却异常投入，每人交了2万元，还整整排练了4个月。
内心焦虑的儿子，过度自我的母亲，他们平时在一起聊上5分钟，就会彼此大吼，如今却要挤在同一铺位上，一起度过6天6夜，这真是一次“苦痛之旅”。
乍看这样的情节设计，着实有些担忧。
首先，场景被框定在国际列车上，难免单调。
其次，母子之间从相爱相杀到和解，这类影片实在太多，该如何拍出自己的特色？显然，在《囧妈》中，导演徐峥下了一步险棋。
然而，黄梅莹的表演实在太精彩了，她将一位母亲的多种性格侧面，准确地演绎了出来：在舞台上，她是那么知性优雅，可气哼哼地独自吃完速热火锅后，带着红肿的嘴唇，她又是如此不顾忌形象；为圆梦，她不惜交给陌生的公司2万元，却为省几元钱，将大米、小西红柿、绿豆等带上火车；她爱儿子，给他吃了整整一盒红烧肉，只剩最后一块时，她却突然想到不利健康，就盖上盒子不让儿子再吃；她明知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没什么值得别人算计的，却老是怀疑别人，甚至担心成为火车大劫案的牺牲品……
矛盾的背后，是两代人内心中挥之不去的痛。在现实生活中，太多父母把爱理解为结果最优，过多干预孩子们的生活，他们的控制欲带来恶果——一方面，让孩子们丧失了对父母的亲近感，成年后纷纷选择逃离；另一方面，因缺乏独立生活的经验，孩子们很难拥有健康人格，为他们后来的人生投下阴影。
徐伊万正是这样的例子，在母亲规训下，成年后的他走入婚姻后，同样不自觉地想控制妻子，妻子选择退出，去美国发展，徐伊万却不愿接受失败，准备飞到那里，继续捣乱，以使她回心转意。
在《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汀提出了这样的命题：为什么明明有爱的两个人，却无法跨越自尊与误会的门限，面对面地表达出爱意呢？
黄梅莹时而歇斯底里，时而脆弱的特点，一次次打动了观众们的心弦。因为太多人心中有一位相似的妈妈，她们给子女们留下了巨大的影响，以致不会言爱、不敢言爱。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样一位妈妈，在成长过程中，太多次想去理解她、包容她，我能感受到她的孤独，乃至对爱的渴望，可一旦陪伴，又会立刻陷入绝望中。
在网上，“父母皆祸害”的讨论如此火热，无数年轻人在发问：也许我们能理解父母，但父母能否理解我们？他们是否意识到，我们内心的焦虑与爱无能，其实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他们真的愿意和解吗？
内心的暗伤是如此普遍与深刻，以致人海茫茫，每个人都是孤独者，我们不得不用一生的努力，来修复它对我们的影响。
在《囧妈》中，黄梅莹与徐峥用精准的表演，揭示出问题的本质——两种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徐伊万一代伴随改革开放而成长，在开放社会中，更大的信息量对他们的接受能力、判断能力、认知能力带来直接冲击，一切只能依靠独立判断，并承担全部责任，因此形成了现代人格，即自我本位的价值观。
但母亲这一代则不同，他们背负着几千年来的传统，坚守着传统人格，即家庭本位的价值观。
很难说自我本位与家庭本位孰优孰劣，它们都是具体环境的产物，是面对时代具体问题博弈而成的、原则性的解决方案。只是中国社会变化过快，只用了两代人的时间，走过了其他国家几代人，乃至十几代人才走完的路，这就让不同背景中的人站在同一时代背景下，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与冲突。
年轻一代往往难以理解，为什么老一代人的行为缺乏理性？这就忽略了，我们是一个拥有上千年小农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古代欧洲，上万亩的庄园并不罕见，可在古代中国，能达百亩的庄园已属凤毛麟角。土地被一个个家庭分割开，形成了独立的生产单位，这使竞争致密化——哪家做得好，就能继续生存，哪家做得不好，就会全家饿死。
为提高生产效率，传统家庭形成了内部的“自我剥削”机制，家庭成员完全服从家长安排，并将这种服从道德化——家庭成员必须用自我牺牲的方式，找到自己的位置，来确认“我是谁”。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古代中国女性会接受缠足这一陋习？因为只有付出缠足的牺牲，她们才能找到了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所以在近代“反缠足”的风潮中，女性的抵抗甚至大于男性。
类似的牺牲在传统生活中比比皆是，比如全家包饺子、回家过年、一起吃年夜饭等，在现代人看来，买饺子、去饭馆吃饭才更合乎经济理性。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即：迈克尔·乔丹是否应亲自给自己的庭院割草坪？结论是，篮球明星乔丹当时的年收入是3千万美元，折合成每个小时是3425美元，如果他把割草坪的时间用来训练，他将获得更多收入，所以他亲自割草坪是典型的浪费，而且剥夺了低收入人群的工作权。
可从家庭本位来看，这却是一个可笑的结论：人不只是赚钱的动物，他还有感情的需要，必须通过亲自参与、亲手操作来维系。在中国人看来，买来的饺子永远无法和全家一起包的饺子相提并论，前者之所以味道差，因为它没有感情的输入。
在《囧妈》中，妈妈不断用反理性的方式来表达爱，她将小西红柿、鸡蛋不断塞入正在打电话的儿子的嘴中，并不是儿子真的需要此时补充营养，而是它们是妈妈千辛万苦带上火车，并亲手处理过的，因此被加持了某种神性——它们已不再是普通的小西红柿和鸡蛋。得知儿子把小西红柿们扔掉，母亲怒不可遏，在她看来，儿子扔掉的是自己的爱，是她的一部分自我。
正是出于家庭本位，当徐伊万与俄罗斯美女（欧丽娅饰）眉来眼去时，母亲会挺身而出，用一套类似乘法口诀的语言予以教训。这体现了创作者犀利的幽默——当母亲因愤怒不知如何表达天经地义时，她只能诉诸于数学公式。
用笑声表达出现代人心中的痛，所以《囧妈》催人泪下：在时代变迁中，两代中国人进退失据，成为被剥夺了爱的人，这很可能是现实中种种困境的源头。在每个训练班的门外，在每年高考的考场门口，那么多的父母在翘首以待，他们爱孩子，自觉地奉献出自己，可这真是孩子们需要的吗？事实是，《囧妈》式的困境仍在延续，可以想象，当徐伊万们老去，他的孩子依然会选择逃离。
显然，创作者们也意识到，这是靠平常经验难以突破的困局，所以在《囧妈》中，设计出一个组合的解决方案：
首先，母亲终于站上红星大剧院的舞台，替代了家庭舞台的破碎。
其次，在生死考验下，家庭共同体中相互关爱、相互牺牲的本色得以彰显。
其三，母亲终于意识到，爱不是控制，而是给予对方自由，从而站在自我本位的立场上，与儿子达成共识。
为此，创作者们加入了热气球的桥段，堪称是神来之笔，暗示着随着认识的超越，所有梦想都将实现，所有遗憾终将被超越——“痛苦之旅”终于被逆转为“朝圣之旅”。
然而，从家庭本位到自我本位，并不是改变一下看问题的视角，所有问题便能迎刃而解，两代人便能从此和谐相处。毕竟现代人的自我本位之上，还有太多规范性，需要习得。成功演出后，老人们在机场中旁若无人地欢声笑语，令人回到现实：热闹的背后，她们依然没意识到他人的感受，依然将自己的方式视为当然正确。
《囧妈》的结尾略带忧伤：徐伊万得到了妻子的理解，但曾经爱过的两人还是选择了分手，毕竟内心的伤痕太过沉痛，已经无法恢复。也许，徐伊万能早一点开启莫斯科之旅，早一点意识到问题的源头，早一点主动修复，结局可能不同。这也许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既然我们内心都有伤痕，那么与其逃避，不如在陪伴父母中疗伤，以“痛苦之旅”为开始，以“朝圣之旅”为终结。
在徐峥的“囧”系列中，《囧妈》是最具现实性、也最感人至深的一部。如果说“喜剧是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囧妈》显然已超越了喜剧层面，它以直面真问题的勇气，提醒着每位观众：该如何去安放我们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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