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如果要避免“信息茧房”现象，研究者应该致力于打破既有的认知框架，不断突破认知边界，在研究方法上要有问题意识和扎根意识。
钱穆曾说：“学问之事，贵能孤往。”钱锺书先生则称学问为“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两位钱先生不知道，当下一些做学问者却信奉“有没有新发现先放一边，以偏概全才能快速出位”。新闻报道是一种认知框架的呈现，学术研究其实也类似：预设了一个立场后，就会选择性地寻找数据、文献资料，观点立不立得住不管，只要能“自圆其说”就行了。
这让我想起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桑斯坦曾提出的“信息茧房”效应，也就是“在信息世界里，我们只接收我们所挑选的和让我们舒服与开心的信息”。在名为《信息乌托邦》的书时，他指出：“如果公司建立了信息茧房，就不可能兴隆，因为其自己的决定将不会得到内部的充分挑战。一些公司就由于这个原因而失败。如果政治组织的成员——或国家领导人——生活在茧房里，他们就不可能考虑周全，因为他们自己的先入之见将逐渐根深蒂固。一些国家就由于这个原因走向灾难。对于生活在信息茧房里的领导人和其他人而言，一个安慰是这是一个温暖、友好的地方，每个人都分享着我们的观点。但是重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舒适的代价。对于私人和公共机构而言，茧房可以变成可怕的梦魇。”①
虽然他没有提及学术研究领域，但在我看来，这种现象在学术研究中并不鲜见。在选题、立意和论据方面，学者自设“茧房”的不在少数，纵万千好风光，深掘小孔成一统。这种单向论的研究有时候确实很讨巧，因为它锐利、独断，从而易引发关注。但其副作用亦很明显：研究的论点与论据一如信息的蚕丝，将受者的思维和思想束缚住，成为茧房里的单向度人。当然，这一结论更适用于那些具有思考惰性和缺乏批判思维的人。学术上的“信息茧房”效应极端的结果是导致个人及群体极化。按桑斯坦的说法，“群体极化”是指：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②他指出，新科技，包括网络，让人们更容易听到志同道合的言论，却让自己更孤立，听不到相反的意见。仅仅由于这一原因，就种下了极端化的因子，对社会和民主都是潜在的危险。群体极化背后的成因，是因为论据实在太有限了，而且被扭曲导向特别的方向。③
这种现象在学术研究领域难道还少吗？学术研究上的“信息茧房”成因有多种：一种是研究者自身视野有限，获取论据偏狭；一种是不实事求是，就理论而理论；还有一种是基于功利主义目的做单向性研究，成为事实上的“双面人”……
因此，如果要避免“信息茧房”现象，研究者应该致力于打破既有的认知框架，不断突破认知边界，在研究方法上要有问题意识和扎根意识。当然，更重要的是，学术研究要遵循自己的内心，而非人去亦云或堕落到只为稻粱谋。
学术研究当然不是自说自话，而是有使命的。在我看来，学术研究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以人为本，解决人类、人群或个体的困惑，满足其物质或精神之需要；二是追求真理，也就是探究自然及社会运行的特征及规律。就学术研究来说，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意图是并存的。比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是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则在基于现实考察的基础上试图提出解决方案。如果我们放眼人类的精神产品史，真正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可以穿透历史的。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一百多年后，还能激发人写出《21世纪资本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出版于1983年，已成民族主义研究经典；詹姆斯·C.斯科特1986出版的《弱者的武器》提供了阶级战争的新视角。
这些经典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其中的研究发现有启发性和可推广性。真正优秀的学术研究是可以轻松跨越国界的，也就是能引发共鸣。而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有第一手的材料，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正如韦伯所说：“业余与专家的不同，只在于他的工作方法缺乏严整的确定性，因此他通常做不到对他的想法所包含的全部意义进行控制、评估和贯彻到底。”④
对学术研究者来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过时。在世界纷繁复杂、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除了思想和视野的开放性，还应该脚踏实地，多做调查研究，这样才能将一些散点式的素材整合并萃取出精华以形成理论。这样的发现才有可能突破“自说自话”的“茧房”，从而引发全球共鸣。
记者圈/罗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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