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軍以“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之勢結束了列國紛爭，大秦帝國統一天下，秦始皇制定了一套治國舉措，採用三權分立的中央政府以及“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法家治世思想來鞏固統一之後的大秦政權，來穩定社會秩序。文化經濟上統一文字、度量衡、貨幣等；軍事上北築長城御匈奴、南平百越、西撫諸夷、東平遼東；政治上實施郡縣制、官僚之間相互制約等等。
不可否認，秦朝歷時十五年完成的“大秦基業”是空前絕後的，他收繳天下兵器鑄十二銅人，意欲大秦江山傳遞二世、三世乃至萬世，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僅短短15年，看似強大的大秦帝國迅速瓦解，因此，秦始皇一心打造強秦而付出的心血隨之付諸東流。
然而，後世很多歷史研究者往往只見秦法之流弊，將秦“興之驟然，亡之瞬間”的首要原因歸咎於秦實施的法家之治世思想，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走進歷史，聊聊秦二世亡背後深層的故事——成敗皆由法家起，也許僅是一個偽命題。
一、商鞅變法，秦國走向強大
先秦前期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當屬管仲，先秦後期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非商鞅莫屬，二人對於法家思想的發展貢獻了巨大的力量，管仲對於法的思想主要記載於《管 子》一書；而商鞅法的思想卻見證了大秦帝國之崛起，是秦國發展壯大的思想源泉。
1、法家思想的起源
上古傳說乃至商周時期，社會主流思想為“天命觀”，即人們把上天人格化，認為一切皆由神造，“上天”則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主宰者，同時信奉君命神授，君王也是有“上天”任命的，因此“以德配天”成為當時期統治階層合法性的權威，用以穩定社會人心與秩序。
由於當時嚴格實行分封制，社會階層固化不可撼動，導致後期各階級矛盾加劇，各諸侯階級之間的鬥爭導致天子的威信逐漸喪失，天子“德不配天”的觀念慢慢深入人心，天命觀的影響力逐漸下降，君王依靠“上天”的威信維護統治的思想得到挑戰。
管仲基於自身政治經驗的總結，對當時流行的“天命觀”主流思想首先提出了質疑，指出“災亂”並不取決於上天或神明， 他認為 如果人們能夠掌握自然界的發展規律，並且遵循自然規律行事，是成功的必然因素。 他首先將神化的”上天”宣傳為有著自然發展規律的“天”，是先秦時期法家思想的啟蒙思想。
長城
在政治層面，管仲向來主張以法治國，推崇法治理念，但他也肯定了德化對於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性。《管子 ·牧民》中記載他認為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因此，管仲制定了教化和政令並駕齊驅的治世思想，主張統治者除了愛惜民力、順應民心之外，還要以身作則、遵守法律，達到上下行效的結果。
《管子 ·任法》“黃帝之治也，置法 而不變，使氏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
2、商鞅踐行法家思想，秦國走向強大
商鞅變法以前的秦國雖然具有一定的實力，秦穆公時期成為春秋五霸之一，但此時秦國的處境並非處處順利，其國內的經濟 、政治 、軍事等綜合實力與各諸侯國相比不佔優勢, 尤其鄰國晉實力甚至強於秦國。
據 《史記 》載 : “孝公元年 , 河山以東強國六, 與齊威、楚宣 、魏惠 、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 ,自鄭濱洛以北 ,有上郡。出自漢中, 南有巴 、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 。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 ,夷翟遇之。”
秦孝公時期，秦孝公曾說：“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 , 吾且尊官, 與之分土”，他強烈的表達了建設強秦的願望。在這種時局下， 孝公任用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大刀闊斧的搞變革，拉開了商鞅變法的序幕，大秦帝國至此開始走向富強。
商鞅採用法家思想治理國家，他吸取了李悝、吳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國實行革新的經驗，並結合秦國的實際情況，對法家政策作了進一步發展，大致劃分為四個方面，分別為“治”、 “強” 、“富”、“王”。治 ”即是採用法家思想，以法治國; “富 ”是採取重農抑商的政策，以農業富國，保證軍糧;“強 ”是以強國為願望，戰勝諸國; “王 ”便是實現稱霸天下、一統各國的目標。
“治 ”、“富 ”、“強 ”相輔相成 ,協同推進秦國 “王”目標的實現 , 商鞅正是採取了法家思想，通過革新弊政，實現秦國富國強兵的願望，事實證明 , 商鞅採取法家思想強國確實是正確選擇 。秦國國內方面：行之十年, 秦民大說, 道不拾遺 , 山無盜賊 , 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 怯於私鬥, 鄉邑大治；國外方面：秦國逐漸稱霸於諸國，為日後秦國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而且為後世確定了法治的思想。
（一）惟有秦國以“法”治國
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為實現富國強兵的願望，諸子百家紛紛獻言獻策，造成了這一時期思想百家爭鳴的景象。
不過這一時期，禮崩樂壞，如何重構社會秩序，為人們尋求安身立命之根本是各國永恆思考的話題。當時，法家思想對社會的革新影響最為深遠，公元前 445 年，李悝在魏國率先發起變法；吳起在楚國變法。但魏國和楚國的效果沒有達到預期，只有秦國的商鞅變法涉及，面最為廣泛、歷時最長，使秦國從“國弱兵寡”的狀態上升為“國富兵強” 的地位。
（二）商鞅變法主要成果
法家思想為秦朝一統六國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商鞅變法主要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編制戶籍，限制人口流動，保證糧產，實行連坐制度，減少社會不和諧因素；
其二、重農抑商，鼓勵農業發展，出臺政策促進農耕；
其三、廢除皇室貴族的世襲特權，制定軍功制度，憑功獲封；
公元前 350 年，秦國遷都咸陽，商鞅深化變革:
其一、推行縣制，加強對地方的控制；
其二、推行授田制以及革新賦稅制；
其三、統一度量衡，促進經濟的交流與發展。
商鞅以法家思想為背景，進行商鞅變法，徹底廢除了舊制度，制定了一套以法治國的新秩序，使得平民百姓具備憑藉軍工獲得封賞資格，極大地提高了士兵戰鬥意志；採取重農抑商的政策，鼓勵百姓開墾荒地，保證了國家的稅收等等，商鞅變法的成效是顯著的 ，可以說秦國之所以能夠統一六國，都是建立在商鞅變法的基礎之上。
二、秦國滅亡原因
秦朝建國後，僅存在短短15年，便迅速衰亡，很多人將秦朝滅亡的原因歸咎於法家思想，以秦酷刑嚴法為背景，總結出一套秦朝“成業法家、敗也法家”的言論思想，不過我並不認同這個思想。
法家思想能夠使秦朝強盛，走向富強，足以表明法家思想適合了當時秦朝的社會，況且後世社會並沒有拋棄法家思想，而是採取儒家思想和依法治國結合的治國理念維護政權統治，因此，單純的將秦亡的原因歸咎於法家思想是不合時宜的。
對於秦朝真正滅亡的原因也眾說紛紜，如:司馬遷認為秦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 ;董仲舒認為秦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呂思勉認為秦人致敗之由，在嚴酷，尤在其淫侈，用法刻深，拓土不量民力，皆可諉為施政之誤，淫侈則不可恕。
以上各觀點都具有一定的道理，但事實上秦亡的原因並非複雜，大致上可以總結為以下兩個原因。
㈠、秦始皇四大工程勞民傷財
秦始皇的功績有目共睹，但秦始皇統一全國後，不僅南征南征百越、西御匈奴，還進行了著名的秦代四大工程，徵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給百姓的農忙造成很大損害，加劇社會動盪，正如《阿房宮賦》所言“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樑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
秦朝四大工程分別如下：
①秦長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為防備匈奴南侵，詔令蒙恬負責在北方修築長城。長城西起嘉峪關，東至遼東虎山，全長近九千公里，高六餘米、寬4餘米，動用役夫30萬。
《史記·蒙恬列傳》曰：“秦已並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
②秦始皇陵：秦始皇在位37年，而秦始皇陵修建了39年（一說38年），是中國歷史上規模龐大，設計完善的帝陵，呈覆鬥形，周長1700餘米，高51米，陵墓周邊還分佈著數量眾多的陪葬墓，現已探明的有400多個。
據史書記載：秦始皇嬴政即位次年即著手修陵園至公元前208年完工，歷時39年；丞相李斯為陵墓的設計者，大將軍章邯為監工，共調用72萬人力，頂峰時期達到80萬。
③阿房宮：阿房宮有“天下第一宮”的盛譽，位於今陝西省西安市西郊15公里處，建於秦始皇三十五年，建築規模巨大，總面積15平方公里與長城、秦始皇陵、秦直道並稱為“秦始皇的四大工程。
④秦直道：秦始皇於公元前212至公元前210年命令蒙恬監修的一條軍事要道，屬於古達的高速公路，專門為秦軍修建，方便將軍隊迅速調動至所需之地。
該道南起京都咸陽、北至九原郡，貫穿14個縣，全長800多公里，路面最寬處約60米，平均寬度20餘米，道路兩旁栽種行道樹，為秦始皇四大工程之一。
㈡、趙高亂政
秦朝統一全國後，本來六國貴族失去了貴族地位，心中憤而不平，在社會上廣泛散步反秦言論，秦朝建立時間又短，士人尚未獲得對秦朝社會的認同感，秦始皇故去後，舊六國勢力打出造反旗號，各地出現的趙王、燕王、齊王、楚王等各勢力紛紛發起反攻，伺機恢復原有國度。
而正在危急時刻，秦國沒能出現力挽狂瀾拯救危局之人，相反秦二世用人失察，重用趙高，使得趙高控制了秦朝國政，甚至在秦國朝堂出現逐鹿為馬的這種滑稽局面，趙高製造的多起秦朝宮廷政變，加劇了秦朝內部的動盪。
秦朝後期，秦二世已經失去了朝野的控制能力，而趙高對於各地發生的起義事件隱瞞不報，導致秦國喪失平定叛亂的機會，終究釀成秦國覆滅的結局。
歷史上大多數人對趙高持否定態度，將趙高歸屬為秦國滅亡的罪魁禍首。
漢昭帝時的賢良文學評價趙高：昔趙高無過人之志，而居萬人之位，是以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瑟。
結語
法家思想在先秦時期是治國方略的首選，秦朝正是順應了時代需求而發展壯大，然而古今眾多學者把秦亡的原因歸咎於法家治世思想，這種看法似乎順應了秦朝實施暴政的需要，以致於法家思想一直揹負著秦亡之責的糊塗賬。
其看法無非來源於法家思想使得 “秦為無道，實施暴政、殺術士、棄禮義”，後世儒家學者評論秦亡時大都以秦法嚴苛為微詞，不過這種結論不但沒能揭示出一個新王朝衰敗的內在因素，還造成了長期的歷史誤會。
法家治世思想導致的秦嚴酷的法律緊緊是秦滅亡道路上的助推劑，然而更深刻原因當屬百姓未獲得秦帝國認同感，而秦國不愛惜民力，重用趙高，造成政治腐敗，二者是導致秦朝滅亡的主要因素，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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