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魏啟揚
來源 | 智能相對論（ID：aixdlun）
日本筑波大學在學術界頗有名氣，既是日本RU11成員，又是SGU項目中的頂尖學校，除了學術成就，筑波更為人所熟知的是由筑波大學與科研機構所構建的筑波科技城，在日本“技術立國”的戰略下，創新了一個城市建設、經濟發展的新模式。
以筑波科技城為樣板，從1999年開始，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很多城市也進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學科技園（城）的建設風潮，大家的目的只有一個，都想在產學融合、產研融合甚至產城融合的路上搶跑突圍，成為中國的“筑波樣板”。
經歷了20個年頭之後，如今算起來，由科技部和教育部共同認定的國家大學科技園（城）已有超過10批，大大小小各種大學科技園（城）的數量也超過了百個。
大家的起點大致相同，但如今進行復盤可以發現，各大學科技園（城）的發展卻呈現出高低不等的狀況，有的已經跑出，真正成為促進產業發展、城市建設的孵化器；有的進展甚微，有其形而無其神；還有的直接掉隊，或成爛尾，或直接從國家大學科技園（城）的名單中除名。
在這場競爭中，我們明顯發現，地處長沙的嶽麓山大學科技城有些“特立獨行”，它的發展路徑既不同於國內其他大科城，與筑波科技城也有很多差異。
一、大學科技城的前世今生，三種不同的發展模式
事實上，國際上知名的大學科技城很多，比如美國的斯坦福科技園（城）、英國的劍橋科技園（城），都因其大學的品牌不光有相當的知名度，科研成果向產業和企業的轉化以及商業上的成果也非常可觀，但為什麼拿日本的筑波科技城來說事作為樣板呢？
這還得從筑波科技城的歷史說起，它是世界上第一個大學科技城。
上世紀60年代時，日本政府意識到未來會是技術競爭的時代，其戰略方向開始從戰後的“貿易立國”逐步轉向“技術立國”，1961年時，提出了建立筑波科技城的設想，後此設想於1970年被內閣會議通過。
從上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期，筑波大學由前身東京教育大學更名後，與其他42所研究教育機構陸續遷往筑波科技城。經過10餘年的發展，逐漸形成了以國立試驗研究機構和筑波大學為核心，擁有擁有6個諾貝爾物理學、化學獎得主，2萬餘科技研究人員，300餘所研究機構、高科技企業的大學科技城。
由於開創了科學工業園區建設的新模式，筑波科技城也成了各國模仿的對象。
“智能相對論”認為，大學科技城發展至今，形成了三個模式和分支，即大學主導型、政府主導型和產業主導型。
大學主導型大多為一校一園模式，上文提到的斯坦福科技園、劍橋科技園都是其中的代表，國內大學主導型最成功的科技園當屬清華大學國家科技園。根據《中國火炬統計年鑑》的數據顯示，2012年時，清華大學國家科技園在孵企業總收入就達到13個多億，實現工業總產值超過4.6億元，淨利潤超過2.6億元。
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陳旭在2014年舉行的第二屆世界科技園區領導者圓桌會議也曾公開透露，此前10年入園清華大學國家科技園企業的總收入超過4000億元，上繳稅收總額超過400億元。
政府主導型大學科技城以筑波大學科技城為代表，筑波大學城的所有基礎設施建設都是日本政府的公共投資行為，根據公開資料顯示，筑波大學科技城的建設週期非常長，從上世紀60年代末開始，直至現今，日本政府仍在持續投資，截至2004年時，投資總計約2500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663億元。
國內的政府主導型大學科技城大多為多校一園模式，由政府出面組織在某一區域內形成一個綜合多所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園區，國內比較成功的有東湖高新區國家大學科技城和嶽麓山大學科技城。
前者由華中科技大學、武漢大學、華中農業大學、武漢理工大學和華中師範大學這5所武漢知名大學共同組建而成；後者彙集了中南大學、湖南大學、湖南師範大學等湖南的高校院所20多所、國家和省部級重點實驗室57個、擁有“兩院”院士40多名，在湖南省和長沙市政府深度介入園區規劃建設之後，真正形成了由大學科技園向大學科技城的跨越。
產業主導型大學科技城比較典型的代表有美國三角研究園和法國索菲亞科技園。
三角研究園的名字來源於其位置位於羅利的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達勒姆的杜克大學和教堂山的北卡羅來納大學所形成的三角區域，同時又是依託這三所大學建設而成。在園區的運營中，“三角研究院”作為市場和研究園的連接機構，發揮著重要作用。其服務的對象和領域包括政府、學術界、公共領域、產業界甚至美國之外的國家。也就是說，只要你提出需求，就可動用三角研究園的資源進行配置，直至滿足你的需求。
索菲亞科技園的特點是依託國立巴黎高等礦業學校索菲亞分校和尼斯大學兩所高校，園區所有的企業都參與園區管理，形成了“西埃姆-西米瓦爾-經營中俱樂部”的三角形管理架構。西埃姆公司負責園區宣傳和招商引資；西米瓦爾公司負責土地開發和物業管理；經營者俱樂部制訂基礎設施的技術標準和人力資源培訓。
二、如此多的樣板在前，為什麼國內很多大學科技城還是跑偏了？
由上文可以看出，有關大學科技城的建設，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都有比較成熟的經驗可以借鑑，然而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是，國內不少城市的大學科技園（城）的建設並不順暢。
公開資料可見，在由科技部、教育部聯合組織的2011年度國家大學科技園評價中，南開大學國家大學科技園就因為不合格評為D類而被摘牌了，此外另外一所985大學廈門大學為依託的廈門大學國家大學科技園，以及山西中北國家大學科技園則被列入繼續繼續整改名單。
國內大學科技城跑偏的原因有哪些呢？
1、產學融合受阻，技術懸在空中難落地
從“大學”到“大學城”再到“大學科技城”，名稱一變再變，內涵也一直在擴充，但實際上加入大學科技城建設的各方依然是各吹各的號、各走各的路、產學研政之間有明確的區隔，校園與城市之間、技術與市場之間存在高聳的“圍牆”。
這裡說的是“圍牆”主要指的是產業與研究之間的對接服務。科技部火炬中心的數據顯示，國家大學科技城2004-2007年的早期階段，在孵企業的畢業率（是指按照一定評估標準，當年孵化成功的企業佔所有孵化的比例）非常低，到2012年時，總體畢業率也只在10%以下。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孵化企業即便畢業了也不代表未來能夠存活，畢業後的企業還是要面臨市場的不確定性風險。
相比畢業率，孵化企業的失敗率更高，從2004年以來，孵化失敗的企業數量每年都超過畢業的數量，2013年以來，孵化失敗的企業均超過2000家，2018年更是超過了3000家。失敗企業與畢業企業之間的比值接近4，孵化成功率下降到25%。
這也就是說，失敗幾乎成了大學科技園孵化企業的默認選項。
像國內很多大學科技園，由於規劃的原因，孵化企業越來越多，但是孵化場地卻沒有增加，導致很多孵化企業只能在孵化器以外的地方辦公，企業集聚的效應得不到最大程度的發揮，也不利於孵化企業享受到科技園的創新創業服務，還有一些需有生產車間或廠房的企業，由於沒有接產基地，發展大大受制，這也是產學融合受阻的典型現象。
2、產城融合走歧路，打著科技城的旗號做地產
在大學科技城的建設中，產城融合是無法迴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像筑波大學科技城，其從最初的基礎設施到後來的信息網絡建設都由日本政府一手包辦了，日本甚至還出臺了《筑波研究學園城市建設法》專門用來調控筑波大學科技城這一特定區域的城市建設。
回到中國，一說到城市建設，必定會與房地產套上關係，對於地方政府而言，由於大學科技城孵化的技術從實驗室到產業的轉化，再到形成產業價值推動經濟發展是一條需要時間的長鏈條，如果缺乏足夠的耐心和前瞻性，其獲得收益的速度遠遠低於房地產。
於是這就造成了，利用大學科技城的人文氛圍、教育資源作為地產項目的賣點，在產城融合的過程中，將品牌地產作為主角放在C位，從而形成以地產經濟撐起大旗，具有明顯“中國特色”的大學科技城。
很顯然，這樣的產城融合模式缺乏可持續發展意識和長遠發展戰略，當土地資源用盡之時，也就是這個大學科技城走向沒落之時。
3、大科城競爭的關鍵是人才而不是經濟指標
與產城融合的誤區一樣，在體現大科城競爭能力的各項經濟指標與人才這兩個要素中，很多城市在短期利益和長遠戰略的對比中迷失了方向。
選擇經濟指標，符合當前的工作目標，但必定會陷入無休止的數據焦慮之中，每天每月每年想的都是如何完成上級任務；選擇積聚人才，雖然也是任務考核的項目之一，但人才對大學科技城建設和發展的作用難以量化，且需要很長一段孵化時間才能開花結果。
雖然人才重要的道理都懂，但在實際工作和執行過程中，積聚人才的推進往往被放在一個次要的位置。
事實上，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默的觀點裡，除了傳統的資本和勞動，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是人力資本和新思想。
特別是在全球化、互聯網和新經濟時代，真正具有首要戰略意義的資源與決定性的生產要素，既不是資本也不是土地，而是人才。人才競爭力是城市硬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從根本上決定了一個城市的綜合實力和綜合競爭力。
像筑波科學城的幾百家科研機構和企業中，大約25%的科研人員是外國學者，來自中國、韓國、印度、越南、美國、泰國、俄羅斯、印度尼西亞、英國等10多個國家。這大大提高了科學城的國際化程度與國際吸引力，也優化了科學城的功能。
另外，筑波當地也擁有雄厚的人才儲備，如筑波大學前校長江崎玲於奈、筑波大學名譽教授白川英樹、高能加速器研究所機構名譽教授小林誠等6人先後獲得諾貝爾物理獎或化學獎。
三、嶽麓山大科城憑什麼從“中國圍城”中跑出？
在中國的眾多大學科技城中，清華大學科技園因為清華大學自身強勁的科研實力，以及清華大學品牌的積聚能力，可以說是國內的獨一檔。
除了清華大學科技園之外，國內還有哪些大科城具有較大的發展潛力且特色鮮明呢？智能相對論認為，同是政府主導型的嶽麓山大學科技城或有可能成為中國版的“筑波大學科技城”，其原因有三。
首先，在人才吸引上，長沙具有天然的優勢。
長沙的芒果臺、茶顏悅色、文和友，以及重大節假日都會如約而至的橘洲煙花是讓人嚮往的文娛之城、時尚之都，這些或可構成吸引人才的“軟實力”。
長沙的“硬實力”則是低房價。
截止2019年年底，長沙房價均價僅在1萬元左右，即便中心城區的高價樓盤也僅有1.5萬-2萬元，這個房價，不僅低於同處中部的其他省會城市，甚至還不及一些東部地區的三四線城市。
根據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發佈的《2019年上半年全國50城房價收入比報告》顯示，長沙以6.4的房價收入比成為“吊車尾”，同時在50個城市中也是唯一一個低於7的城市。
事實上，長沙牢守“住房不炒”的原則底線，既繞開了大學科技城產城融合誤入開發地產的歧途，又為吸引人才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其次，嶽麓山大科城的創新產業已具規模。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長沙近年來在工程製造產業的基礎上，積極發展智能製造、自動駕駛、機器人等以人工智能技術所驅動的創新產業，特別是自動駕駛在國家智能網聯汽車（長沙）測試區被授牌、“雙一百”項目完成、Robotaxi落地等行業標誌性事件的推動下，基本坐實了中國“自動駕駛第一城”的標籤。
事實上，嶽麓山大學科技城就位於長沙自動駕駛產業的核心區域湖南湘江新區之中，再加上湖南大學的機械工程和車輛工程專業這個國家立項的“211工程”、“985工程”重點建設學科的智力支持，嶽麓山大科城在智能駕駛這項創新產業上已經具備相當的基礎和規模。
在嶽麓山大科城的規劃中，融合智能駕駛產業和技術落地的”智能駕駛城”的建設已經啟動。
最後，跳出地產思維，對高校周邊重新進行功能定位做產城融合。
前長沙市委副書記、嶽麓山大科城推委會主任朱健曾在公開場合表示，嶽麓山大科城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其中牽涉到20多個行政和利益主體，很多參與單位和主體之間沒有隸屬和硬性約束，因而進行跨行政區域、主體促進科技、經濟、金融、人才和信息等資源匯聚和整合是一個難題，也是一個挑戰。
嶽麓山大科城的特別之處在於，湖南省和長沙市政府的深度介入，打通了建設過程中各個行政和利益主體之間管理與協同的屏障。除了確定“兩核一帶”的規劃佈局之外，還對高校周邊地區的功能進行了重新定位，比如引入文創產業提升高校周邊地區商業形態的形象，比如利用大學創新資源，建設後湖藝術設計區，打造“後湖意庫”，再比如為連接產學融合、產研融合，建設嶽麓智慧谷、嶽麓科創港等項目。
顯然，嶽麓大科城的產城融合建設都是建立在科創經濟綜合導入的基礎之上，都是為科創經濟發展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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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大學科技園大學角色與功能》——中經未來產業研究中心
《大學科技園的發展模式分析》——中經未來產業研究中心
《筑波科學城與筑波大學：日本的“技術立國”戰略》——公眾號：城市怎麼辦
《長沙，一座讓炒房客“有來無回”的城市》——全景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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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人工智能 十萬個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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