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斗”或是“权斗”，原是东方社会（也可能不止于东方社会）文化背景下长盛不衰的一个影视题材。究其原因，在东亚文化圈的王朝政治中，曾长期存在过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血统政治文化：以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制度为核心，由家及国地铺衍出君臣伦理等一套政治逻辑。在新的政治伦理产生之前，这套制度维系着王朝国家的权力平稳过渡，固然有着某一历史阶段内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也无可避免地导致过险象环生。
熟习中国宫廷题材的观众，再看韩国拍出的《王国》，自然就没有什么文化隔阂。
《王国》虽然破天荒地将丧尸这种元素引入到古代社会中，创设出一个”瘟疫世界“式的宏大故事框架，但其实质（主线）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宫廷权斗内核：庶出的世子在宫廷派系政治中无可依恃，中殿娘娘及“国丈”赵学州大监背后代表的外戚——海源赵氏把持着国柄，自然对有可能继承王位的世子虎视眈眈。又因为如上所述的，这个国家的权力归根到底维系在一个至高无上、血统纯正的男性身上，因而现任国王的“死与不死”就成了政治派系之间的一次时间竞赛。
如果是熟知中国历史的观众，无需费心就能联想到秦始皇在巡行途中崩于沙丘的故事。权臣赵高和李斯正是运用了秘不发丧的手段，争取时间让胡亥登位成为秦二世。《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所谓千古一帝秦始皇，其尸体在死后只能与腥臭的鲍鱼共处一车，唯此才能暂时掩盖已死的事实。这何尝不就是《王国》中被赵学州用生死草制成的那具老国王丧尸？
也是因为这样，很多观众从《王国》中看出了深厚的历史讽刺意味，这一讽刺直指血统政治的权力荒谬：如果一个“王”对国家的意义没有那么重要，那就不至于连一具尸体都可以动摇国本。但血脉始终是宗法社会最有号召力的政治资本之一，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与三国时期的刘备，无不是借刘汉皇室的血脉号召天下；而在《王国》中，世子李苍追寻到被流放在江华岛上的“皇叔”，编剧借这个皇叔之口说出，王族与平民的血都是红色的（实意无非是反问世子：你坚持的这些有什么意义呢？）——诘问血统政治的讽刺意味在此再次突显。
不止于世子李苍深受这一血统观影响，就连贯穿《王国》一二季的剧中反派赵学州大监，其处心积虑阻挠世子登位，原意也是想他的女儿，也就是中殿娘娘诞下王子来继承国祚。如果他只是关心自己的权力如何绵延，他的立场应该无关于谁是那个真正的”王“，但在得知流产的女儿竟然假借外人儿子作为掩饰后，他的第一反应也是感受到对海源赵氏的背叛，继而生起铲除女儿的决心。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解读：最后反客为主的中殿娘娘，原本只是李氏王族和海源赵氏之间争权的工具，她曾以“父亲的女儿”，亦即“赵氏女性”这一身份深入到宫廷斗争，但得知自己在男性血统政治中从来不具有权力继承正当性之后，终于反刃父亲并亲手引发景福宫大乱——这其实是某种美狄亚式的复仇宣言。而这也与孜孜念念于生下男性并合流于男权政治的某些女性影视人物拉开了距离。
不具有现实启示意识不足以让《王国》成为一部话题剧集。对比其他以权斗为核心的东方宫廷题材作品，恐怕我们不能仅仅将“丧尸”的出现作为某种技术上的巧思与创新来理解。《王国》的用心，在历史考究迷看来还在于大胆架入李氏朝鲜的历史原型，让壬辰倭乱、势道家族、京湾商之类的朝鲜历史镜像，不断闪烁在一部讲述丧尸的玄幻剧集中。
而触发不同观剧趣味，甚至引起观众不满的，还可能是《王国》对主角“世子李苍”的人物性格刻画。如果说编剧金银姬意在讽刺乃至反抗东方式宗法社会的荒谬，那她似乎应该赋予李苍这一人物更多的反抗性；用影视术语来说，不少人希望看到世子的“黑化”——观众不满的似乎是，在历经残酷的政治斗争之后，也忍受了至亲挚友的背叛，却对已在眼前的王位拱手相让，世子这一“圣母化”的表现不合常理。
我们似乎习惯了，或者更愿接受的一种结局是，一个用仁心收拾残局的“游侠”（指没有体制化权力支持的世子）在大事已定之后登上权力巅峰，解下王道的衣裳，穿上霸道的盔甲。这是一种经由”爽剧“浸泡过的合理化逻辑。
对此我们当然可以解释为，如果世子不放弃王位继而北上，那第二季埋下的新危机就无法展开，这是悬疑层面对剧情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但在这一观剧心理背后，我更关心的似乎是观众对“仁”这一理念的虚无化怀疑——如果编剧创设了一个残酷、血腥、荒谬的宫廷玄幻权力世界，那我们还有必要保留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正面英雄人物吗？
《民主新论：当代论争》
（美）乔万尼·萨托利 著
冯克利 阎克文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8月
《民主新论：古典问题》
（美）乔万尼·萨托利 著
冯克利 阎克文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8月
我倒愿意这样理解：残酷与血腥固然是权力斗争常态中的“实然”解释，但“应然”的选择应该不止于仅仅提出如何生存其中的策略（如大部分宫斗剧给人提供所谓权谋参考而获得追捧那样），更应该保留出一片精神价值的自留地。美国政治思想家萨利托在《民主新论》中曾经说过：“纯政治同其对立面——完全理想化的政治一样，都是不切实际的。每一项政策都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混合物。”这句话在“怀疑理想主义”的人看来，似是更加例证现实政治无关于理想、只关乎利益；但这其实同样是对我们切勿堕为”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民主新论》译者冯克利语）的提醒——对世子李苍的圣母化嘲笑，意味着我们只认同权斗中的胜利者，甚至狭隘到已经不再认可残酷与血腥中可能出现的“人性之光”。恐怕这也不是反抗精神的应有面貌。
某程度而言，《王国》真正打动我的地方，并不是精巧新奇的丧尸桥段设计，也不是已经算得上陈滥的宫斗剧情本质，恰恰是世子在备受猜忌、陷害与追杀的环境中，既不愚昧地待死，又敢于坚持“贤明”式的传统政治道德去剿除腐坏的势力。这个过程中当然无可避免地充满反讽，也难以阻挡其老师安炫大人或是左翊卫武英的牺牲悲剧（因为这些结果本就包含了反讽）——但这种种的坏结果，也没有损减世子对自己行为的坚信。
在丧尸瘟疫横行的《王国》里，谁都不难替剧中那些绝望的民众追问一句：“贤明圣君真的可以平息这一切吗？”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大可对新继位的少年国王依然是接受儒家经筵式的贤明教育（第二季最终集提及到）提出一种效用性的质疑，但这不应该是我们嘲笑世子坚持道德追求的理由。
《王国》没有尽善尽美，但也已经跳出了很多窠臼。
■ 《晶报·深港书评》，袁艾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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