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鬥”或是“權鬥”，原是東方社會（也可能不止於東方社會）文化背景下長盛不衰的一個影視題材。究其原因，在東亞文化圈的王朝政治中，曾長期存在過一個以男性為主導的血統政治文化：以嫡長子繼承製的宗法制度為核心，由家及國地鋪衍出君臣倫理等一套政治邏輯。在新的政治倫理產生之前，這套制度維繫著王朝國家的權力平穩過渡，固然有著某一歷史階段內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也無可避免地導致過險象環生。
熟習中國宮廷題材的觀眾，再看韓國拍出的《王國》，自然就沒有什麼文化隔閡。
《王國》雖然破天荒地將喪屍這種元素引入到古代社會中，創設出一個”瘟疫世界“式的宏大故事框架，但其實質（主線）依然是一個傳統的宮廷權鬥內核：庶出的世子在宮廷派系政治中無可依恃，中殿娘娘及“國丈”趙學州大監背後代表的外戚——海源趙氏把持著國柄，自然對有可能繼承王位的世子虎視眈眈。又因為如上所述的，這個國家的權力歸根到底維繫在一個至高無上、血統純正的男性身上，因而現任國王的“死與不死”就成了政治派系之間的一次時間競賽。
如果是熟知中國歷史的觀眾，無需費心就能聯想到秦始皇在巡行途中崩於沙丘的故事。權臣趙高和李斯正是運用了秘不發喪的手段，爭取時間讓胡亥登位成為秦二世。《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會暑，上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所謂千古一帝秦始皇，其屍體在死後只能與腥臭的鮑魚共處一車，唯此才能暫時掩蓋已死的事實。這何嘗不就是《王國》中被趙學州用生死草製成的那具老國王喪屍？
也是因為這樣，很多觀眾從《王國》中看出了深厚的歷史諷刺意味，這一諷刺直指血統政治的權力荒謬：如果一個“王”對國家的意義沒有那麼重要，那就不至於連一具屍體都可以動搖國本。但血脈始終是宗法社會最有號召力的政治資本之一，東漢開國皇帝劉秀與三國時期的劉備，無不是借劉漢皇室的血脈號召天下；而在《王國》中，世子李蒼追尋到被流放在江華島上的“皇叔”，編劇借這個皇叔之口說出，王族與平民的血都是紅色的（實意無非是反問世子：你堅持的這些有什麼意義呢？）——詰問血統政治的諷刺意味在此再次突顯。
不止於世子李蒼深受這一血統觀影響，就連貫穿《王國》一二季的劇中反派趙學州大監，其處心積慮阻撓世子登位，原意也是想他的女兒，也就是中殿娘娘誕下王子來繼承國祚。如果他只是關心自己的權力如何綿延，他的立場應該無關於誰是那個真正的”王“，但在得知流產的女兒竟然假借外人兒子作為掩飾後，他的第一反應也是感受到對海源趙氏的背叛，繼而生起剷除女兒的決心。
所以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解讀：最後反客為主的中殿娘娘，原本只是李氏王族和海源趙氏之間爭權的工具，她曾以“父親的女兒”，亦即“趙氏女性”這一身份深入到宮廷鬥爭，但得知自己在男性血統政治中從來不具有權力繼承正當性之後，終於反刃父親並親手引發景福宮大亂——這其實是某種美狄亞式的復仇宣言。而這也與孜孜念念於生下男性併合流於男權政治的某些女性影視人物拉開了距離。
不具有現實啟示意識不足以讓《王國》成為一部話題劇集。對比其他以權鬥為核心的東方宮廷題材作品，恐怕我們不能僅僅將“喪屍”的出現作為某種技術上的巧思與創新來理解。《王國》的用心，在歷史考究迷看來還在於大膽架入李氏朝鮮的歷史原型，讓壬辰倭亂、勢道家族、京灣商之類的朝鮮歷史鏡像，不斷閃爍在一部講述喪屍的玄幻劇集中。
而觸發不同觀劇趣味，甚至引起觀眾不滿的，還可能是《王國》對主角“世子李蒼”的人物性格刻畫。如果說編劇金銀姬意在諷刺乃至反抗東方式宗法社會的荒謬，那她似乎應該賦予李蒼這一人物更多的反抗性；用影視術語來說，不少人希望看到世子的“黑化”——觀眾不滿的似乎是，在歷經殘酷的政治鬥爭之後，也忍受了至親摯友的背叛，卻對已在眼前的王位拱手相讓，世子這一“聖母化”的表現不合常理。
我們似乎習慣了，或者更願接受的一種結局是，一個用仁心收拾殘局的“遊俠”（指沒有體制化權力支持的世子）在大事已定之後登上權力巔峰，解下王道的衣裳，穿上霸道的盔甲。這是一種經由”爽劇“浸泡過的合理化邏輯。
對此我們當然可以解釋為，如果世子不放棄王位繼而北上，那第二季埋下的新危機就無法展開，這是懸疑層面對劇情進一步發展的需要。但在這一觀劇心理背後，我更關心的似乎是觀眾對“仁”這一理念的虛無化懷疑——如果編劇創設了一個殘酷、血腥、荒謬的宮廷玄幻權力世界，那我們還有必要保留一個“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正面英雄人物嗎？
《民主新論：當代論爭》
（美）喬萬尼·薩託利 著
馮克利 閻克文 譯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8月
《民主新論：古典問題》
（美）喬萬尼·薩託利 著
馮克利 閻克文 譯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8月
我倒願意這樣理解：殘酷與血腥固然是權力鬥爭常態中的“實然”解釋，但“應然”的選擇應該不止於僅僅提出如何生存其中的策略（如大部分宮鬥劇給人提供所謂權謀參考而獲得追捧那樣），更應該保留出一片精神價值的自留地。美國政治思想家薩利托在《民主新論》中曾經說過：“純政治同其對立面——完全理想化的政治一樣，都是不切實際的。每一項政策都是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混合物。”這句話在“懷疑理想主義”的人看來，似是更加例證現實政治無關於理想、只關乎利益；但這其實同樣是對我們切勿墮為”徹底的現實主義者“（《民主新論》譯者馮克利語）的提醒——對世子李蒼的聖母化嘲笑，意味著我們只認同權鬥中的勝利者，甚至狹隘到已經不再認可殘酷與血腥中可能出現的“人性之光”。恐怕這也不是反抗精神的應有面貌。
某程度而言，《王國》真正打動我的地方，並不是精巧新奇的喪屍橋段設計，也不是已經算得上陳濫的宮鬥劇情本質，恰恰是世子在備受猜忌、陷害與追殺的環境中，既不愚昧地待死，又敢於堅持“賢明”式的傳統政治道德去剿除腐壞的勢力。這個過程中當然無可避免地充滿反諷，也難以阻擋其老師安炫大人或是左翊衛武英的犧牲悲劇（因為這些結果本就包含了反諷）——但這種種的壞結果，也沒有損減世子對自己行為的堅信。
在喪屍瘟疫橫行的《王國》裡，誰都不難替劇中那些絕望的民眾追問一句：“賢明聖君真的可以平息這一切嗎？”身處現代社會的我們，大可對新繼位的少年國王依然是接受儒家經筵式的賢明教育（第二季最終集提及到）提出一種效用性的質疑，但這不應該是我們嘲笑世子堅持道德追求的理由。
《王國》沒有盡善盡美，但也已經跳出了很多窠臼。
■ 《晶報·深港書評》，袁艾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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