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出生于1854年，祖籍江西奉新县，六岁时的张勋，还是一个长在村野间的穷苦孩子。这时在京城任左侍郎的许振祁罢官还乡，他见张勋憨厚，就招他做了童工。张勋白天在庄园放牛，晚间陪许家少爷读书、写字、习武。张勋记起爷爷叮嘱，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勤勉刻苦，用心攻读。于是，不管是做活还是陪读，张勋都兢兢业业，丝毫没有懈怠。
立志做陆秀夫那样的臣子
一晃4年过去，张勋虽然一直都是陪读旁听，却也熟悉了四书五经。老师每逢在课上讲一些历史上的忠烈壮士的故事，张勋都特别爱听。一次老师讲盐城的陆秀夫力主抗元保大宋，在蒙古大军的追逼下，宁死不屈，背着幼主在南粤投海尽忠。张勋便在心里发誓，要做陆秀夫那样的臣子，尽忠职守。
长到20岁时，张勋不再做童工了。于是，许振祁介绍他到自己的门生那里任骑牌，习武操练骑射，张勋自此走出家乡，开始走向了社会。正是因为许振祁，才能让他走出乡村，见识外面的世界，张勋对许振祁的感恩至此埋在心中。不久，许振祁又举荐张勋成了湖南湘军潘鼎新的部下，奠定了张勋日后的发展基础。后来，张勋做到上将，一路飞黄腾达。但至死，他都没忘记许家的恩惠。他重用许家门生，拜祭许家先人，一生敬重许家。
1895年3月，张勋统领骑兵1250人，于大沙岭阻击敌军。张勋令士兵推倒院墙做掩体，组织部队递次射击。他自己亲率卫队督战。退下的士兵，如有带伤的要立即治疗。
有一个士兵左臂动脉血管炸裂，张勋跳下马来，从兜里掏出鼻烟壶，举起枪把将烟壶敲碎，将白药敷在伤口上，副官惊道：“大帅，这可是御赐的呀！”张勋大喊道：“什么御赐，救人要紧！”士兵血止后，挣扎要返回前线，张勋令其撤下，士兵说：“我右手可以放枪！”张勋的军队纪律很严，军士们背着包袱退下的，要打开检查，发现有女人的衣物，不容分辩一律枪毙。
张勋当兵出身，深知当兵为养家，从不克扣军饷。那时一个士兵每月3两3钱，大米45斤，班长每月3两6钱，伙夫2两4钱。士兵探家准带大米，所以张勋部队稳定，有的从十几岁干到50多岁，还有的父子同营。1895年10月袁世凯奉旨组建新军，想起勇诛法军、力阻日军的张勋，便招张为小站兵营头等先锋官，从此张勋进入了中国最大的军事集团。
1911年9月，57岁的职业军人张勋调任江南提督，管辖江苏、安徽两省军队，共18营兵丁。张勋是江西奉新人，孤儿出身，能成就这一番伟业，靠的是恩人们的关照和浩荡皇恩，忠诚是他的品格。
除了张勋统领的兵丁之外，当时南京城内还驻有两支大清的武装力量：其一是江宁将军铁良统率的旗营，粮饷虚耗，军纪败坏，战斗力低下；其二是由统制，相当于师长的徐绍祯率领的新军两协，这“协”是当时的部队编制，相当于后来的旅，直属两江总督张人骏指挥。
提督张勋、统制徐绍祯与将军铁良，三方在事权上没有隶属关系，营规制度和饷银待遇都不一样，三军之间从将领到官兵，矛盾重重，摩擦不断。
10月10日，驻守武昌的新军发动起义，消息传来，刚刚上任一个月的江南提督张勋立即向朝廷请缨，他要率部驰援湖北，弹压叛乱的新军。慌乱的朝廷显然更看重袁世凯，立即任命袁为湖广总督，率北洋大军开赴湖北。朝廷劝慰张勋留在南京维持局面。
南京之战
武昌首义的破坏力，超乎清廷想象，各省纷纷宣布独立，眼见着大清帝国散了架。南京城内一片混乱，国内政治大气候和南京政治小气候都如一团迷雾，张、铁、徐三派力量都在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
徐绍祯号称是明朝开国元勋徐达的第十四世孙，虽曾得光绪、慈禧宠信，内心却认同革命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暗中保护遭清廷通缉的革命党人。武昌首义后，徐绍祯马上动员他的上司、总督张人骏宣布江苏独立。
徐绍祯同时还想争取张勋。他在南京后湖，也就是如今的玄武湖的五角亭设宴，请张勋出席。张勋带了二百亲兵前往，席间徐张二人话不投机，各自一声号令，部下们互相拔枪对峙。多亏了同席的张謇劝解，才没有造成火并事件。
张人骏并不同情革命，他很想趁机宣布独立，以图自保。为此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张人骏知道徐绍祯与革命党的密切关系，为防内患，突然下令把徐部调出南京城，开往40里外驻防。此举等于将驻守南京内城的机会，拱手让给了张勋。战术家张勋显示出过硬的军事判断力，迅速抓住战机，马上率江防军大部过江入城，战略态势由被动转为主动。第二件，张人骏作为南京城内名义上的最高长官，召张勋、铁良前来商讨对策。在这一场关乎南京、江苏命运的大讨论中，张勋表现突出。陈三立在后来的“张忠武公墓志铭”中这样描述：“公后至，帕首佩两枪，骤举其一，向诸人叱曰：敢有异议者，视以贼，当诛！”
张勋提枪大吼向末路清廷表忠心的同时，南京城内的督署卫队营和巡防营已经与革命党人秘密约定：在11月9日夜间共同起事，与徐绍祯的第九镇里应外合，同时发兵攻打南京城。
11月9日晚，徐绍祯派一个混成协，兵分三路，由秣陵关急驰南京，当晚十时到达雨花台，从三面包围了张勋的江防军阵地。
江防军指挥官是统领张文生，军事经验丰富，被包围之后并没乱了阵脚，据守阵地，静待徐绍祯的部队冲锋。等对方冲锋到阵前的时候，突然集中炮火正面轰击，机关枪从两侧扫射，两三小时内，徐绍祯部队的三千余人伤亡过半。战至凌晨，徐军退至曹家桥，江防军另一部出朝阳门追击徐军，又杀伤了数百人。徐绍祯的部队一路败退至秣陵关，官兵损耗大半，士气全无，一路狂奔，退到了高资、龙潭一带。
徐绍祯在城外围攻雨花台的同时，苏良斌也按照约定指挥卫队营、巡防营共四百余人在城内对江防军发起攻击。张勋事前已经得到密报，紧急把驻扎浦口的五个营调进城里，四百名起义军尚未逼进江防军大营，就被早有部署的江防军迎面截击，当时就死伤过半，残部四散逃命，潜入民宅。
革命党和新军的里应外合计划彻底失败，大获全胜的张勋下令全城戒严，江防军挨户搜查革命党和起义军：凡剪发、悬白旗、携白旗的人，格杀勿论。
这是百年来南京遭遇的第一次屠城事件。南京老人们回忆，当时辫子兵在城内横冲直撞，“壮丁、学生多有剪发辫者，悉拘杀不赦。”辫子兵称之为“杀和尚头”，青年学生因之罹祸者近千。一时间南京城内哀声不断，各城门及一枝园、小营、下关一带尸横遍地，妇女被辫子兵强暴者也为数众多。
南京之战，张勋指挥上万江防军张弛有度，得心应手；反观徐绍祯、苏良斌，则显得革命热血沸腾，军事指挥差强人意。
徐绍祯率残部退至镇江后，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吴淞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镇江都督林述庆等握有兵权的革命党人，都对徐绍祯给予大力支援，各自分派兵士，组成联军，由徐绍祯任总司令，以哀兵之势分四路合围南京。
11月13日，联军先锋部队将驻扎在乌龙山的江防军一部击溃。得到乌龙山急报，张勋立刻调集三个营兵力驰援，刚出城就得知乌龙山已经失守，紧急转往幕府山，试图据险扼守，拦住联军先锋部队的进攻路线。先锋部队刚刚打了胜仗，兵锋正健，利用夜幕悄悄包围了幕府山，一个冲锋将三个营的江防军消灭大半，将幕府山一举拿下。
张勋得知幕府山失守，再派两个营反攻幕府山，无奈战机已失，激战一昼夜，幕府山仍在联军控制之下。
两军先锋部队血战幕府山的同时，徐绍祯亲率联军精锐部队攻击江防军的重要据点孝陵卫，此处由张勋的得力干将王有宏率部据守。王有宏是记名的提督，朝廷赏穿黄马褂，他将此视为莫大的荣幸，战阵上也不愿脱下。徐部猛攻两昼夜，仍未有进展，渐显疲态。王有宏有些轻敌，亲自跨上战马，率队反击。可能鲜艳的黄马褂实在是太显眼了，联军士兵一排子弹射来，百余发子弹全打到了黄马褂里面的王有宏身上。消灭了敌军主将，联军士气大振，一鼓作气攻占了孝陵卫。张勋闻听王有宏阵亡，发誓要为他报仇。
拿下孝陵卫后，徐绍祯组织敢死队员强攻紫金山天保城。天保城雄居南京城外，联军敢死队经两个昼夜的集团冲锋，一拨倒下再上一拨，前赴后继，终于在守军子弹打光了之后，占领天保城。
识时务的张帅知道大势已去，于是在12月2日夜半时分，率卫队营出南京北门，带着从府库搬出来的80万银元，经浦口渡江，沿津浦线北上，直奔徐州。
辫军复辟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称帝83天失败，气绝身亡。黎元洪当上了民国大总统，但实权掌握在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手中。不久，黎元洪和段祺瑞在中国“参战”与否问题上发生矛盾，段祺瑞主张对德宣战，黎元洪和国会则坚决反对。张勋因德国支持他的复辟主张，故而也反对对德宣战，不过张勋又极其蔑视有名无实的黎元洪大总统。因此在黎、段二人争相拉拢张勋之际，张勋则另有打算。他伪装成黎、段之间的调解人，企图坐收渔利。
1917年6月7日，张勋率“辫子军”由江苏北上。黎元洪被迫下令解散国会。6月14日张勋到达北京，但“辫子军”驻扎京郊，他仅带少量随从进京。进京后，张勋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襄赞复辟大业。”
6月30日，张勋的“辫子军”开到北京城外，他本人到江西会馆戏场听戏--装出一副超然悠闲的样子，俨然是来调停黎、段的“府院之争”的。张勋一直听戏到子夜 12点，回到寓所，指挥参谋人员进进出出，频繁部署。保皇党的首脑康有为则在给张勋的谋士和幕僚分析当前形势。
这边张勋命令他的手下把京津临时警备总司令王士珍、副司令江朝宗和陈光远、以及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湖一并找来，当众宣布：
“本帅此次率兵入京，并非为某人调解而来，而是为了圣上复位，光复大清江山。”
接着他告诉众人，今日傍晚，他已进宫面圣，召开了“御前会议”，决定明晨请皇上复位。说完厉声问道：“诸位尊意如何？”
王、江、陈、吴四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弄得晕头转向。警备总司令王士珍壮着胆子问：“各省及外交部接洽过吗？”
张勋回答：“外交确有把握。冯国璋、陆荣廷均表赞意，并有电来催。各省督军也一致拥护。”
王士珍等人面面相觑，默默无语。张勋又说：“我志在必行。你们同意，则立开城门，放我兵马进来。否则请各归布置，决一死战！”
王士珍等人不敢再说什么。张勋于是下令打开城门，放五千“辫子兵”全部进入京城。军队到位后，7月1日凌晨，张勋穿上蓝纱袍，黄马褂，戴上红顶花翎，带领康有为以及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吴炳湘等文武官员，乘车进宫。
7月1日凌晨3时左右，年仅12岁的爱新觉罗·溥仪在瑾瑜两太妃和太保世续、师傅陈宝琛等人“护驾”下，来到养心殿召见张勋一干人等。在溥仪坐上龙椅后，张勋率先甩开马蹄袖，引领众人匍匐在地，向溥仪行三跪九叩大礼。接着由张勋奏请复辟，他说：
“五年前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的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
溥仪按照帝师陈宝琛的指点，故意谦让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
张勋立即歌颂道：“皇上睿圣，天下皆知，过去圣祖皇帝也是也是少年天子。”
溥仪连忙按照陈宝琛的嘱咐答应：“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
于是，张勋、康有为等人又跪拜在地上，高呼皇帝万岁，王士珍等人只得跟着跪下随口欢呼。
就在7月1日这一天，溥仪发布了“即位诏”，声称“共和解体，补救已穷”，宣告亲临朝政，收回大权。他公布了九项施政方针，一连下了八道“上谕”，大举封官授爵，恢复清朝旧制。凡参加复辟的重要人士，均被授以尚书、阁丞、侍郎等要职。比如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张勋任政务部长兼议政大臣，并被封为“忠勇亲王”。张勋还通电各省，宣布已“奏请皇上复辟”，要求各省：“遵用正朔，悬挂龙旗。”
7月1日凌晨4时，张勋派清室旧臣梁鼎芬等带着小皇帝溥仪赐封黎元洪一等公的诏书和康有为预先代写的“黎元洪奏请归还国政”的奏折，于凌晨5时叩开总统府的大门，要黎元洪在奏折上签字。黎元洪大吃一惊，才知道自己上了张勋的当，便严辞拒绝说：
“总统的职位，乃出国民委托，不敢不勉任所难。若复辟一事，乃是张少轩一人主张，恐中外未必承认，我怎么敢擅自主张？”
梁鼎芬恐吓说：“先朝旧物，理当归还。公若不肯赞成，恐致后悔。”
黎元洪索性闭上眼睛，不予理睬。梁鼎芬无奈，只得悻悻而去。第二天，黎元洪通电住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任大总统职务，自己躲到了东交民巷日本使馆避难。
7月1日早晨，北京街头警察挨家挨户命令悬挂“黄龙旗”，致使“黄龙旗”缺货，许多人家只好用纸糊的龙旗应付。而那些早就盼望清室复辟的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则大喜过望，兴冲冲地聚集在皇宫门前等候觐见“皇上”。那些没有朝服的人还急忙到旧衣铺去抢购朝服，没有辫子的人就到戏装店定做用马尾制作的假辫子。
张勋将1917年改称为“宣统九年”，通电全国改挂“黄龙旗”。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张勋复辟”或“丁巳复辟”。 复辟后，张勋给自己印了个名刺。名刺又称“名帖”，是拜访别人时通名报姓用的拜帖，为清代官员交际不可缺少的工具，就是今天的名片。张勋的这个名刺可不一般：长约九寸，宽约四寸，上面印有“前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前江苏都督、前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现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钦命御前议政大臣、晋封忠勇亲王张勋”等头衔，看了不伦不类，非常滑稽。
张勋复辟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全国的反对。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在天津的段祺瑞则组成“讨逆军”讨伐张勋，自任讨逆军总司令。段祺瑞召集驻天津马厂、廊坊及保定的北洋军于4日在马厂誓师出发。5日正式开战。讨逆军”分兵两路，沿京津、京汉铁路向北京进逼。7月7日，张勋的“辫子军”如豆腐一般不堪一击，很快退入北京城内。12日拂晓，讨逆军”攻进北京城，“辫子兵”一触即溃，如鸟兽散。对失败心有不甘的张勋满怀被段祺瑞出卖的怨恨，仓皇逃到荷兰使馆躲藏起来。
7月12日，重新做了12天“北京皇帝”的爱新觉罗·溥仪再次宣布退位。7月14日，段祺瑞返回北京，重新担任国务总理，掌握了政府实权。段祺瑞礼仪性地去迎接黎元洪重新担任总统，黎元洪回到家里通电全国引咎辞职。张勋导演的复辟闹剧就此收场。这里不妨补充一些关于张勋复辟的小插曲。
在讨伐张勋的战斗中，北京南苑航空学校的“讨逆航空队”首次出战，向“辫子军”的阵地和皇宫投掷了炸弹。这大该算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空军作战，而且轰炸的是紫禁城。
据史料记载，紫禁城总共挨了三枚炸弹。虽然三枚都是尺把长的小炸弹，已经吓得宫中的小皇帝溥仪、太妃、大臣和太监们魂飞魄散。在炸弹扔下后，宫里人慌作一团，纷纷扎进床下，以为只有睡觉的那个地方最安全。三枚炸弹的具体弹着点是：
一枚落在隆宗门外，炸伤轿夫一名；一枚落在御花园的水池边，炸坏了水池一角；还有一枚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虽然没有爆炸，但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几个太监吓得半死。
其实，复辟大戏开场前，张勋拥兵逗留津门时，就有人对他生了疑心，猜测他此次来京，有复辟之嫌。但当大家问到这件事时，张勋信誓旦旦地表示，绝无此事。见大家仍不相信，张勋对天发誓道：“我如果有此心，将来这一颗头颅必为利刃所断。”等他1917年6月30日到7月1日凌晨复辟后，某公问他：“前日誓词，言犹在耳。”张勋说：“以我一颗头换取大清帝国，有什么不值得的呢？”
6月30日夜，张勋从江西会馆回到自己位于南河沿的家，电话召来康有为、雷震春等人，宣布复辟宗旨后，就要率兵进入紫禁城。他的妻子知道后，急忙出来阻拦，一边拽着张勋的衣服一边趴在地上痛哭，力劝张勋不要逆潮而上。挣脱不了的张勋勃然大怒，掏出手枪对着妻子说：“你敢反对我吗？再不松手，让你肝脑涂地。”经过大家的劝解，张勋才稍稍平静：“五伦之中君臣在先，夫妇在后。今日之事，我但知有国，不知有家，此举正所谓大义灭亲耳。”
张勋的妻子姓曹，实际上这位深明大义的张夫人早就规劝过丈夫不要倒行逆施，如今见张勋一意孤行也没有别的办法，据说随后她派儿子携带三十万银元巨资南下广州，去求见孙中山，希望一旦事败，能为张勋买一条后路，遇到这样贤惠的妻子，的确是张勋莫大的福气。
复辟中被“提携”的“陆军部尚书”雷震春原是第七镇统制，复辟“成功”之日，他穿着崭新的朝服，坐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摩托车去宫中谢恩，他不知道摩托车的惯性，车未停稳就下车，结果摔得头破血流，护兵上前扶他时问他疼否，他回答：“心乐则不觉痛。”还真有点张勋的味道。可是好景不长，这个被伪帝溥仪刚刚封的“紫禁城骑马”，没出几天，就化装成“骆驼祥子”拉着人力车从正阳门逃出，没想到还是被人认出抓了起来。这件事后来还上了民国的报纸，题目就是“不在紫禁城骑马，却来正阳门拉车”。
1917年6月30日到7月1日凌晨，张勋进宫扶12岁的溥仪又一次登上皇位。张勋带兵入宫时，溥仪睡得正香，张勋把他从龙床上抱起来，强行令他登极，不明事理的溥仪吓得大哭。听到哭声的瑾妃、世续、溥伦忙问是怎么回事，当得知张勋要复辟时，瑾妃吓得连连摇头，说万万不可。
没想到张勋怒目一瞪，厉声说道：“今日之事，行也行，不行也得行。有不从者，别怪老夫无情了。”
一旁的溥伦一听，质问道：“难道你还想学曹操逼宫吗？”张勋这时气色也缓和了许多：“曹操逼宫，那是杀后惊主；我今日逼宫，是拥君即位。这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当南苑的飞机向紫禁城扔下炸弹的时候，溥仪惊恐万状，忙向张勋求救。张勋向某国使馆要求避难，没想到被婉言拒绝。张勋质问某公使：黎元洪就能藏你使馆了，宣统皇帝为什么就不能在你使馆暂避一下？”某公使回答说：“黄陂为民国元首，突遭政变，我们理当予以保护。你如今说的所谓皇帝，尚未得到我国政府承认，我们真的无能为力。”
就要离开北京的张勋向清皇室要黄金万两作为酬劳，以助其逃命。按照当时的价格，黄金万两约合银元四十余万元，而溥仪即位不过十二天，意思是溥仪每当一天皇帝，就要给护驾的张勋三万多银元。
瑾妃气愤地说：“如今复辟势将消灭，民国每年优待的四百万岁费，都要断送于你之手，我们又向谁去讨呢？”张勋知道原来民国政府答应每年给清廷四百万两岁费，如今复辟闹剧上演，这些钱也成了空中楼阁。听到这里，张勋无言以对，只得空着手退了出来。
张勋复辟失败后，参与复辟的康有为曾写诗总结此事，内行人说，康有为的诗还算写得不错，将复杂曲折的复辟经历简练地复述出来了，却于事无补。
复辟失败后，康有为再次选择了逃跑。他自从戊戌变法失败后便成天东躲西藏，逃跑的经验很丰富。这次，康有为仍旧化装成一个老农逃之夭夭。事后听说，康有为开始不想逃跑，想去北京法源寺剃度出家，结果被同乡梁鼎芬识破，气得大骂：
“你早不剃发，晚不剃发，偏偏在这晨光出家，这不明摆着是想脱逃吗？”康有为说：“胡说，你几曾看见我逃跑？”
梁鼎芬大笑道：“戊戌之役，你若不逃，岂能活到今天？你这次来，既然想做复辟功臣，就不要怕死，怕死就别来。成则居功，败则惜命，有你这样的圣人吗？从今天起，我不承认你是广东人了。”
应该说，张勋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张勋的性格，最突出的特点是传统、实心眼，有些憨厚，也很暴躁，这些特点结合在一个武人身上，那就几乎是顽固不化。”说的是张勋为人忠厚，食古不化。早在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职位时，张勋就向袁世凯呈送过《上大总统请尊崇“孔教”书》。正因为张勋的食古不化以及知恩图报，他才逆时代潮流而动，希望复辟帝制，报答“圣恩”。 他一生效忠清室，常常对人说：“我在前清受恩深重。”
张勋平素还十分讲义气，乐于助人，这源自张勋的出身贫寒。他在身居高位时，常提拔江西老表，对江西实惠政策颇多。关于张勋的乐善好施、乐于助人，有过许多义举。比如，张勋的家乡观念很强，他对家乡父老多有照顾。特别是张勋老家江西省奉新县赤田村的乡亲沾光最多--张勋给每家每户造了一座大瓦房，同时有求必应。
江西人在外地做生意、需要建会馆的时候，但凡找到张勋，他都会慷慨解囊。民国时期在北京的江西会馆，就是张勋出钱建造的。位于宣武门外的江西会馆算得上当时北京城最豪华的西式建筑，不仅有洋楼花园，还有最时兴的戏台，而且还配有发电机提供电源，可供晚上唱戏。
对于在北京读书的江西子弟，特别是奉新县的学生，张勋更是出手阔绰，提供了价值不菲的奖学金。如江西省第一任省长邵式平、举世闻名的革命者方志敏、张国焘、许德珩等，都曾得到过张勋的大力资助，他们当时都是北京大学的江西籍学生。张勋同时资助在京的江西籍贫苦人士，另在奉新县还用粮款救济当地的灾民和孤儿寡妇。
寓公生活 ——汾酒半斤 雪茄三元
浦口道6号的建筑之于天津小洋楼，如同张勋之于中国现代史一样，不可或缺。张勋旧宅如今已是天津众多名人故居中著名的一所，它处于闹市中的幽静、气派的体态，精美的布局，已成为建筑中的精品。而它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这里曾记录了在自己导演的历史闹剧中狼狈退场的张勋，在历史舞台上谢幕后的人生故事。
如今仍有张勋的后人在天津生活，但与他的孙女张青霭联系时，她坦言，对祖父的事情她并不了解。因为张勋去世时，她的父亲也只有几岁，更何况，在历史上，张勋是个倒行逆施之人，张青霭在成长的岁月里，也不可能从长辈那里听到更多关于祖父的事情。
张勋的最后几年，虽说离开了呼风唤雨的军政舞台，日常生活却没有陷于落魄的境地，仍不改奢华之色。他在天津松寿里有一式的小洋房一百多栋，与黎元洪的家宅比邻，外加几处大宅子；在北京南河沿、南昌高升巷等地也有豪宅。
他在北京安定门内永康胡同的一处住宅，是他的把兄弟小德张送的，当时袁世凯想买，小德张不卖，后来干脆送给了张勋。从荷兰使馆出来，到直皖战争之前，张勋就在这里被监视居住，后来他串通张景惠，借送字的机会跳上张景惠的汽车逃到了天津。
此外，张勋独资或投资经营的当铺、银行、钱庄、金店、工厂、商店、电影公司等企业有70多家。他家的佣人不下百余人，花匠、木匠、厨子、司机、丫鬟、仆人等分门别类，一应俱全，门口还有英租界工部局派来的警察站岗。
有人估计，张勋的动产、不动产加起来达五六千万元之多。
张勋有一妻十妾。妻名曹琴，曾为张勋守贫10年，被光绪帝的皇后隆裕封为一品夫人。据说张勋“事之若母，家庭事无大小，俱一一问过曹夫人”。
妾中之一邵雯是天津人，父母早丧，被弟弟骗到张家，卖了一笔钱。邵雯被张勋先奸后允，后来逢弟弟来张家，都被邵雯痛骂，以至姐弟不能碰面。
张勋到天津生活之后，三姨太王克琴和他的马弁好上了，王克琴为脱离险境和日后生活所计，也效前人之法装疯卖傻，脱光了衣服乱跑。张勋信以为真，于是将王克琴逐出家门。后来王克琴与张勋的马弁终成伴侣，这件事还上了当时的杂志，轰动一时。
张勋的姨太太们给他生了九子五女，大约半数早夭。活下来的长大成人后，有多位与民初人物的子女结亲。
长子梦潮是张作霖的女婿；五子梦范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靳云鹏的女婿；七子梦津娶了南昌洋油大王赵干卿的女儿；长女梦缃嫁给了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潘复的儿子；五女梦嫁给江西督军陈光远的儿子。
当初张作霖很想与张勋结成儿女亲家，据说曾派人带着他四个女儿的照片到张勋家，任张挑选其一。张勋因只有长子梦潮与张作霖的四女年纪相符，于是选定了这个女孩子做儿媳妇。等到了两人成亲时，张勋和张作霖都已故去，新娘的花轿是从张学良公馆接来的。
张家的这几门亲事，虽说看上去门当户对，可也并非都能美满到底。梦潮自小失于管教，狂嫖浪赌抽大烟，曾一夜输掉坐落天津跑马道价值数万元的一栋大洋房。他成婚不久便夫妻反目，随后离婚。梦缃行为不太检庄重，曾和天津起士林咖啡馆的一个茶房想好，两人时不时出双入对。有时茶房送菜到张家，梦缃便和他相伴外出，弟弟梦汾指着她的背影说：“姐姐又跟人家走了。”梦缃为人妻为人母后，依然不守妇道，老毛病未改。她嫁到潘家，育有二子，相继考入大学，后因看不惯母亲的行为，都颇为激愤，又相继患上了精神病。
张勋晚年赋闲在家，每天用八裁纸练习《麻姑仙坛记》颜体大字，每张写四字。他还经常研习《资治通鉴》、《曾文正公家书》以及四书五经等典籍，除了自行圈点，也请一些老派名士来家讲课，温毅夫、陈贻重、商衍瀛、陈师曾、陈宝琛等，都长年被他待为上宾。
张勋好热闹。张家后楼内有个很大的戏台，每逢他或者妻子过生日，都要请梅兰芳、姜妙香等名角来家里唱戏。
1922年，张勋在家里办堂会贺寿。一些京剧名角如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等人在八十多岁的京剧界老前辈孙菊仙带领下，前来天津张家花园给张勋祝寿--这也成为当时梨园一场空前的盛会。
在张勋的面前，这些名角儿登台都很卖力，获得的报酬自然也相当优厚。特别是孙菊仙，张勋是他一生的老戏迷，这次给出的报酬高达六百大洋，把孙菊仙感动得老泪长流。感叹说：“懂戏者，张大帅也！知音者，张大帅也！”以至于勋死后，老人孙菊仙甚至哭倒在地，他感叹说：“黄钟大吕，恐自绝响！”
每到正月十五灯节，张勋必定让在家里庭院中搭焰火架子，邀请亲友观赏焰火。溥仪在天津居住的时候，曾到张勋家看焰火，张率妻妾儿女佣人等跪在院子里迎候。溥仪后来这样评价张勋：“我对这位忠臣的相貌多少有点失望--显得比师傅们粗鲁，大概不会比得上曾国藩。”
此外，张家每天都“食客盈门”，他名下的大片房子中，不少是供食客居住的。
张勋对家乡菜情有独钟，晚年居天津，仍每年都由其二弟从老家奉新寄来烘鳅鱼、腊肉、辣椒末、豆豉及米粉之类的家乡风味。
张勋酒量过人，每顿饭需饮汾酒半斤。张还酷爱雪茄，平时用三元现洋一根的雪茄烟待客。一次，唐绍仪来访，张勋用此烟招待，孰料唐绍仪以十元一根的雪茄回请，让张勋顿有小巫见大巫之感。
张勋晚年，对自己的复辟言行并无任何反思或悔改之意。
他当权时，被称为“辫帅”，他的部队被称为“辫子军”。失势后，辫子军已不复存在，但张勋和很多前朝遗老一样，依然留着辫子。有人劝他剪掉辫子，张答道：“我张勋的辫子等于我张勋的脑袋，脑袋掉了辫子才能掉！”
张勋平时在衣着上也极力模仿旗人的打扮，头戴尖顶缎面儿的帽子，上面缀有宝石或钻石；身穿尺寸肥大的大褂或马褂；腰缠绸带，挂着眼镜盒、扇子套和槟榔荷包等。夏天则穿两截大褂儿，足登官靴。
民国十来年时，他依旧是这副打扮。他曾在酒桌上说：“虽然天不假缘，然而我的心地亦莫至矣尽矣……”意思是说，虽然天意不在，复辟未成，但我张勋的一颗忠君爱国之心也算天日可表了。
1923年9月12日，张勋在天津公馆病逝，终年69岁。张勋的灵柩经过一番周折，运回老家江西省奉新县安葬。无数的赣籍百姓自发相送，无数的名人高官纷纷敬献挽联，成为当年在江西地方上最为轰动的大事件之一。
对于张勋的去世，当时很多各界名流都给出了评价：
章士钊说：“民主竟如何？世论渐回公已殁；斯人今宛在，党碑虽异我同悲。”
欧阳武说：“无言不仇，无德不报；丹心照千古，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后来，张勋的家属在门生故旧的帮助下，专门编辑了四册《奉新张忠武公哀挽录》，人称“同道者的封神榜”。其中不乏民国要人的笔墨，读之颇为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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