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佳山 中國藝術研究院
在劉慈欣的《三體》尚未獲得“雨果獎”之前，《三體》在國內就已經極具人氣。然而大多數受過良好人文社科教育的人群，對《三體》遠沒有社會的相應認可度，為什麼？一個很大程度上的原因，就是因為翻開《三體》第一部，是很大篇幅的關於文革的創傷體驗式描寫，給人一種蹩腳的三流傷痕文學的印象。也正是因為這種已經太過老套的陳詞濫調，使得主流學界在很長一段時間忽略了對《三體》的思想資源的深度挖掘和剖析，因此不僅無法有效闡釋《三體》，也錯失了直擊這個時代的真正癥結的可能。
在《三體》第一部的開篇，受迫害的物理學家葉啟泰的女兒葉文潔，在一顆有著300年樹齡卻被紅衛兵砍倒的大樹旁和兵團記者白沐霖的對話中，就已經充分展示出了劉慈欣所依託的核心話語資源。被白沐霖奉為“聖經”，並給葉文潔造成極大震顫的，正是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這本書中的第六章《地球的綠色斗篷》、第十五章《大自然在反抗》、第十六章《崩潰聲隆隆》的章節名稱更是圖窮匕見式地直接出現在《三體》三部曲中。那麼，為什麼劉慈欣這麼重視《寂靜的春天》，或者說為什麼說生態話語是《三體》三部曲所依託的核心話語資源？就是我們今天討論生態話語，是如何內在地限定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科幻的想象力的關鍵。
《寂靜的春天》出版於1963年，在大陸出版則是1979年，《三體》中以白沐霖為代表的知識青年在文革期間對其進行地下翻譯也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因為他們和劉慈欣一樣，都將其作為反思、超越社會主義現代性的核心理論資源，認為《寂靜的春天》是和《新階級》、“走向未來”叢書一樣，可以為我們開創出一條超越社會主義現代性的不一樣的未來道路。的確，《寂靜的春天》是人類社會第一次意識到自啟蒙時代以來，由人性替代神性之後的“征服大自然”理念是有問題的。這本今天看起來屬於科普讀物範疇的圖書，基本圍繞著一種叫做DDT的用於防治瘧疾的殺蟲劑的危害展開，卡遜作為女性以細膩的筆觸為當時的世人非常有文學性地勾勒出了以DDT為代表的現代農業、工業所可能導致的惡果——人類有可能會迎來一個個再也聽不到鳥叫蟲鳴的春天。所以，這本書一經面世就產生了摧枯拉朽式的效果，不僅取消使用DDT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經過十年左右的發酵，1972年聯合國更是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了人類環境會議，並發表了《人類環境宣言》，生態話語的政治正確和道德正義在那個年代就被牢牢樹立。
然而，與之相對應的是，自《寂靜的春天》出版之日起，對其的非議就始終不絕於耳。這其中當然有那個年代麥卡錫主義的迫害，因為它確實觸碰到了大資本的利益，但一些來自科學家的不同聲音，也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中被以麥卡錫主義的迫害這種陰謀論之名所掩蓋。問題在於，2002年，也就是自《寂靜的春天》發表後的半個世紀，聯合國宣佈恢復使用DDT，為什麼？因為在能夠數據統計到的範圍，由於不再使用對環境有害的DDT，導致因為瘧疾肆虐而死亡的人數高達2000萬，孰輕孰重？這無疑是一個太過殘酷的嘲諷。
所以，我們再回到《三體》，《三體》的有著典型三流傷痕文學特徵的起始部分，正是將以《寂靜的春天》為表徵的生態話語，作為敘事的核心動力之一。在這裡科學與政治的關係是以二元對立的結構進行著意義的衍生，葉文潔的父親葉啟泰之所以被批鬥，就是被安置在因為堅持愛因斯坦相對論和宇宙大爆炸理論不符合經典馬克思主義宇宙觀這樣的結構中。
在這裡，自然以及被轉喻為自然的宇宙與以文革為代表的越來越激進的人類活動特別是政治實踐，都被放置在二元對立的關係中，科學背後的生態話語具有著支配性作用，這也構成了該小說的基本基調。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隨後出場的三體人看來，地球人在他們眼中就相當於地球人眼中的蟲子，在這種生態話語的邏輯下，後來的“水滴”等地外文明的先進武器，其實無外乎就是人類對付蟲子的殺蟲劑，在這裡：三體人—地球人、地球人—蟲子、水滴—殺蟲劑，也都具有了等價對應效應。而且，在《三體》的尾聲，也是通過宣稱殺蟲劑從沒有真正戰勝過蟲子，來暗示人類依然在“黑暗森林”般的宇宙中保有希望。而這個邏輯的源頭，無外乎就是生態話語所設定的，自然和宇宙是有其自身規律的，是能夠完成自我調節的有機體系；而包括政治實踐在內的人類活動則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原罪色彩，是人類社會的過分發展干涉了、打破了原本均衡有序的、和諧穩定的自然、宇宙的秩序，所以必將受到零道德的“黑暗森林”法則的懲罰。
歷史的悖論就在於，在現實中，劉慈欣們可能絕不會料想，葉哲泰所堅信的創造了相對論和宇宙大爆炸理論的愛因斯坦，他本人在卡遜被熱捧的年代也因為同情共產主義而遭受到遠甚於錢學森遭遇過的麥卡錫主義的迫害，他晚年的活動和言論受到了美國國家安全部門的嚴格管控，並沒有享受到比葉啟泰們好太多的人生際遇。當然，即便在今天，這些歷史的真相早已經被披露，但絲毫沒有阻礙新自由主義的生態話語在全球範圍的平順運行。的確，生態話語背後的生態政治，特別是氣候政治，是當今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核心話語場域。
只不過，新自由主義話語在收編這種顯然具有政治正確和道德正義的，曾經具有反叛性乃至革命性的生態話語的過程中，也同樣經歷了漫長的摸索階段。在1963年《寂靜的春天》出版，1972年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之後，直到1992年世界各國才好算簽署了實質上是非常一般原則性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全球間政府層面的圍繞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談判和磋商才正式拉開序幕，相當於生態話語直到1990年代中期前後才真正進入到世界範圍的公共文化領域，形成今天這樣的壓倒性優勢更是在1997年《京都議定書》之後的世紀之交。特別是近年來在哥本哈根、坎昆、德班，包括最近的巴黎等地所召開的一系列關於氣候變化的聯合國會議中，與會各國就全球生態保護問題的市井集市般的討價還價後所產生的尖銳分歧，更是引發了全世界範圍內的廣泛關注和焦慮。以2016年4月剛剛簽訂的《巴黎協議》為例，就是這單單40頁的協議，世界各國也存在5大類別的高達939處爭議，更何況《巴黎協議》在法律效力上甚至都遠低於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
因此，儘管《三體》三部曲這看似面向未來的浩瀚想象世界，其所借用的社會理念和創意資源，基本都來自“冷戰”時期獨特的政治文化體制和跨領域協作下的發明和實踐；但《三體》小說本身能在今天再次成為問題，受到國內外的如此程度的關注，就在於它所依託的生態話語資源。在今天的新自由主義生態話語中，自然以及被轉喻為自然的宇宙，已上升為具有某種“神性”的存在，人類在自然、宇宙面前則已經淪為“自然法”意義的“原初”生命。這的確頗有些顛覆性效果，新自由主義話語所改寫、收編的生態話語的實質，是將啟蒙時代完成的由人取代上帝作為世界的中心，逐漸置換為自然以及被轉喻為自然的宇宙為中心，也就是《三體》中所謂的“死神永生”，人類作為和蟲子一樣的“原初”生命，必須在這場“自然法”、“自然神性”的輪迴中摒棄人性的弱點完成自我進化。這就是目前幾近全球通行的新自由主義生態話語的邏輯和規則，《三體》在這個意義上是不是更像是星際版的《飢餓遊戲》？
在這裡並不是要否認《三體》的文學性和文學史意義，只是要進一步昭示它並沒有為我們開創出一個曾經讓大多數人都真誠相信的不一樣的未來。小說的二元對立的起點其實就並不成立，不僅僅愛因斯坦曾經遭受過沒比葉啟泰好到哪去的人生遭遇，中國政府代表團其實也參加、出席了1972年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甚至還把一段毛主席語錄插進了現在也被奉為“聖經”的《人類環境宣言》的第三條：“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所前進。”歷史就是這樣殘酷，這種嘲諷程度絲毫不亞於對卡遜的嘲諷。
歷史確實是如此的弔詭，包括科幻在內，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看似已經走到了賽博技術、生物技術革命的歷史臨界的前夜，但我們事實性的是如此深置在1980年代之後在全球範圍內已經佔據了統治性地位的新自由主義話語的認知結構中，歷史縱深感被前所未有的抹平。在這個維度上，我們對《三體》的討論其實遠遠沒有充分展開，它很有可能並不是一本能被視作是面向未來的文學名著，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冷戰年代作為戰略應用文學存在的話語體系和資源，在新世紀的後冷戰年代的一個同人寫作意義上的當代迴響。在今天，我們所有人的想象力可能都在被新自由主義的生態話語所嚴絲合縫地包裹，只能被拘禁於這種新自由主義生態話語的穹頂之下。
畢竟對當下大眾文化的中產階級趣味主體來說，包括《三體》在內的科幻作品中的生態災難所導致的逃亡，不過是對在當下和可預見的未來的全球通貨緊縮的經濟危機週期中，很有可能再也回不去的曾經的日常生活的恐懼感的真切投射。畢竟，對於這些被認定是這個世界的大多數的群體來說，想象地球乃至《三體》中的太陽系的毀滅，遠比想象資本主義的終結要容易得多，更遑論對資本主義統治全球以來所伴生的現代主義審美範式的反思，顯然絕無可能。這就是推動當下科幻文學演進的新自由主義生態話語的全部秘密，這也是一種最為清醒的夢境，一切都是如此真實、自然，一切又都遙不可及。
那麼，如何從這最為清醒的夢境中醒來？純粹在理論上講，若想打破這種新自由主義生態話語的幻境，首先要打破將自然、宇宙和人類社會、人類活動的關係置於二元對立式結構的二分法，儘管在今天這幾乎是不可逆的世界觀。因為，尤其是在人類社會開啟了現代性進程以來，自然就從來就沒有外在於人類社會，我們就是不在進化論的意義上進行討論，均衡有序的、和諧穩定的，具有完善的、自律的自我調節機制的自然或宇宙，也並不存在或者說從未存在，充滿了不可預知的突變、災難，才是自然和宇宙的真實常態。只不過這些曾經的“常識”顯然被選擇性無視和遮蔽，因為這壓根不可能是這個時代所能允許的“常識”。
綜上，在今天，科幻是否還可能？何以可能？亦或，人類該如何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答案依然飄蕩在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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