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2年，明穆宗駕崩，他十歲的兒子朱翊鈞登基繼位，因年齡尚小，朱翊鈞未能親裁政事。
朱翊鈞的生母李太后果斷而敢於擔當，手掌最高權力。隨著高拱和高儀相繼倒下，張居正順利上位。他對萬曆皇帝嚴格要求，教授他如何學習，如何批閱奏章，如何防止宦官獨攬批朱權。
萬曆帝畫像
這種日漸密切的師生關係，使李太后非常信任他，也使朱翊鈞十分敬畏他。張居正充分利用李太后望子成龍的願望和穩定朝政的雄心，於萬曆元年，也就是1573年，開始了浩浩蕩蕩的變革運動。
張居正改革，著手於整頓學校，倡導務實之學；節流開源，清丈田畝，推行一條鞭法，重建新型財政體系；創立考成法，推行全面政治改革整飭武備；改革軍事，穩定邊疆。
張居正改革可以說是從嘉靖初年開始的一系列社會改革的最高峰，並一度使大明帝國轉危為安，大大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進步。時人評價道：“自正、嘉虛耗之後，至萬曆十年間，最稱富庶。”
九年之後，1582年張居正病逝。在他死後，萬曆皇帝朱翊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張居正。張居正滿門查抄，家屬因被查抄餓死者十餘人，長子不勝刑而自縊，弟和次子等充軍煙瘴地面。除一條鞭法外，全部改革措施均遭到廢除，張居正改革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張居正畫像
縱觀張居正這一生，他充分抓住了時代賦予的紅利，攥緊皇權的衣帶，以超人的膽識，開啟了大明王朝前所未有的改革活動。但無論他取得了多麼輝煌的成果，也都是曇花一現，旋即凋謝。
繼任首輔張四維借打擊張居正拉攏人心，疏奏他“務為促急煩碎，致征斂無藝，政令乖舛，中外囂然”，提出要“盪滌煩苛”。於是科道官對改革紛紛攻擊，支持改革的官員均遭到排擠迫害，“斥削殆盡”。而張居正所打擊的人，即使是因貪酷不謹被罷官，也得以官復原職。
張居正改革在他身前輝煌無極，為何以在他身後卻一敗塗地，失敗的背後有何歷史必然原因？
1.政以人舉，必以人亡，皇權力量不以張居正意識為轉移。
車輪前進絕不取決於蹲在上面的蒼蠅。百獸懼怕絕不取決於站在老虎身前的狐狸。
張居正改革至始至終，全部靠的是政令強制，而強勢的政令背後，是因為皇權的絕對導向。
皇帝年幼，未能親政，事事依靠首輔張居正，於是他得以代行皇權，從而充分利用了這一特殊條件來推行改革，這是改革前期推行順利的很關鍵的原因。
明穆宗去世後，因萬曆皇帝年齡尚小，內廷中，李太后掌握最高權力，她毅然“徙居乾清宮，撫視上，主持國策”。而外廷中，原首席顧命大臣、內閣首輔高拱，因頂撞李太后母子，被斥回原籍；另一顧命大臣、原吏部尚書高儀又急病身亡，於是張居正順利上位。
李太后畫像
他堅持進行經筵、日講，並利用這些機會，向皇帝灌輸自己的為政思想，密切君臣之間的關係，使皇帝對自己尊敬畏服、言聽計從。
張居正希望“致君堯舜上”，要求萬曆勤政恭儉，勉為一代令主。而萬曆帝隨著年齡的增長，親政能力日強，其好權多疑、追求淫樂享受、治嗣於酒色財氣的墮落生活也日深。
在萬曆元年至五年，萬曆帝把張居正當成嚴師，對他的意見幾乎是言聽計從，就像學校中的少年對待嚴厲的師長一樣。即使萬曆帝對諫諍偶有不同意見，也因李太后的督束管教，不敢駁回。但是壓力下的尊重只是暫時的，實際上君臣之間矛盾正在潛滋暗長，並且向著日益緊張的方面發展。
張居正劇照
萬曆六年，萬曆皇帝大婚後，貪婪的心思他心中逐漸生猛，而且越來越不加掩飾。但幾乎每次皇帝下詔斂財，興建內工，增加織造，或過優封贈內戚以及倦於上朝等方面，無不受到張居正嚴肅嚴苛的諫諍勸阻，君臣之間矛盾被激化。
萬曆七年三月，皇帝諭令取用光祿銀十萬兩，張居正雖被迫飭令光祿寺繳付，但同時又疏言：
財賦有限，費用無窮，積貯空虛，民膏罄竭。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可為寒心。此後望皇上凡為費用，痛加撙節。若再有取用，臣等亦決不敢奉詔矣。
按當時的君臣關係，公開聲明“決不敢奉詔”，是極其嚴重的不敬，實屬罕見。
所以，萬曆帝對張居正表面恭敬有加，實則心裡卻是怨恨已久。
加上隨著改革的推行，國家政治、經濟形勢好轉，他已感受不到危亡的威脅，統治者的本能使他要突破改革對他的種種限制，以滿足自己濫用權力和恣意享受的慾望。
萬曆皇帝畫像
於是，在張居正身歿不久，所謂屍骨未寒之時，對他的殘酷清算自然在萬曆皇帝默認下被煽動起來，有力地支持過改革的萬曆皇帝，這時轉而反對改革，而原來受到打擊的保守勢力，這時迅速集結到皇帝的龍椅之下。這時，一旦皇權不再由張居正掌握，張居正便會失去一切優勢、一切足以推進改革的力量。事實果然如此。
2.張居正改革未觸及問題根本，缺乏社會底層群眾支持。
張居正的改革運動，是以違法成風，世風日下的前提下進行的。民生多艱，民不聊生的原因是豪強對土體的兼併，使樂於安土重遷的傳統農業社會的人民失去了對穩定的嚮往。
但是，張居正的改革並未從根源上解決土地兼併問題，他採用的均賦役，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豪猾不欺隱，裡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糧”的效果，但是根本無法響應人民群眾發自心靈深處最強烈最初心要求。土地兼併的問題無法得到解決，改革也就無法處於不敗之地。
張居正劇照
與他顧全統治地主階級利益相反，張居正對農民起義是堅決不手軟。張居正雖然知道“吏不恤民，驅而為盜”，承認農民起義是逼上梁山，但出於地主階級的立場，他汙衊他們是“妖魅”“盜賊”，明確指示提督兩廣軍務的凌雲翼對廣東農民起義要“大事芟除，見賊即殺，勿復問其向背”。
對剿殺不力的文武將吏，亦“悉以軍法從事，斬首以徇”。在嚴令督責下，“嶺表悉定”，廣東農民起義很快被鎮壓下去了。“一條鞭法”的推行，雖然減輕了無地或少地的商人、手工業者的負擔，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但並未能促成一股足以支持改革的政治力量的出現。
在官僚隊伍中，由於張居正在奪情以後“益偏恣”，許多舉措失當，以致一些開明之士最後亦放棄對改革的支持。這樣，張居正在各方面得不到有力的支持，與保守勢力的盤根錯節相比，改革的力量過於單薄，也就難以堅持了。
3.張居正忽視統治階級的封建屬性，過度遵循地主階級法制禮制。
張居正的改革是封建性的，但是儘管他深刻貫徹封建法制，維護封建統治階級長遠的利益，保守勢力還是堅決反對。
強宗豪民為了維護和擴大既得利益，使出了渾身解數，利用自己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特權以及社會上保守的習慣勢力，毫不留情地對改革阻撓、誹謗、打擊。
而張居正，卻處處要遵循封建法制，維持大局，維護整個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所以對豪強的打擊總得考慮掌握分寸、注意影響、策略。這就使同屬於地主階級的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有調和的可能，而且往往使自己陷入矛盾的困境。
張居正劇照
例如，他看到了社會矛盾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兼併，賦役不均，“夫民之亡且亂者，鹹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併而民貧失所故也”，“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
但是，出於階級性的侷限，他只能進行“夫富者，怨之府；利者，禍之胎”一類的說教，企圖以此使富戶“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蓄，以完積年之逋”，使他們因此得以“終身乘堅策肥，澤流苗裔”，“長有其富”。或者在肯定賜田“糧且不納，何況於差”的前提下，提出“自置田土，自當與齊民一體辦納糧差”這樣有限度的要求。
對清丈出的逃稅田地，也只要繳納賦稅，便承認其所有權合法。這些做法，充其量也只能達到增加賦稅收入的目的，而無法解決“豪強兼併”的問題。
但是，即使這種“循法以守其富”的要求，畢竟也觸動到地主階級各階層，尤其是權貴大地主的利益，因而難以被他們接受，反招致怨恨、阻撓，使改革無法進行下去，只能半途夭折。
4.張居正對權力的過度崇拜，導致形象自毀，人設崩塌。
張居正在得志以後，在治身方面鬆懈了不少，過分愛好攬權和攀附逢迎之人，生活作風問題不斷被暴露，自己一心為國，一心為公的正面形象逐步被毀，這在最後也給反對派提供了進攻的把柄。
後來的張居正喜歡順從，討厭頂撞，所以他錯用了一些旨在投機、內藏禍心的人物，張四維就是典型。張四維對張居正四時愧問不絕，被引薦入閣。而在閣中“曲事居正”的結果，是“積不能堪”，日後成了反改革的主將，“務傾江陵以自見，盡反其所為”。
有人送張居正對聯，極盡吹捧之能事，聯為：“上相太師一德輔三朝，功光日月；狀元榜眼二難登及第，學冠天人”，“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丘山為嶽，四方頌太嶽相公”。
張居正畫像
他竟得意地掛上了。他病了四個月未愈，京都和地方的所有官員，都為他齋醮祈禱，所拜表章的副本，很多都通過行賄他的家人送到他手裡，他則“或見而頷之，取筆點其一二麗語”，以致官員“爭募詞客為之，冀其一啟顏”，這使明中葉以後士大夫趨權附勢之風颳得更猛。
他雖然也說過“為政必貴身先”，曾禁止兒子交結官場，但卻又抗拒不了功名的誘惑，在科舉上作弊。最明顯的一次，是萬曆五年，由神宗出面，在廷試中用了調包計，把原定為狀元的宋希堯，降為二甲第一名，把張居正之子張嗣修，從二甲第二名拔為一甲第二名。
事後，神宗對張居正說：“朕無以報先生功，當看先生子孫”，張居正也就欣然接受。於是諸大臣子弟紛紛效尤，競相獵取功名，以致連真正憑才學考取的大臣子弟亦“無有見信於天下者”，在士大夫中起了很壞的影響。
張居正的生活更是窮奢極欲，妻妾成群，自奉甚厚。回鄉辦喪事時，“自京師除道，達其室四千餘里，填塹刊木，廣狹如一。所至廚傳列灶千計，外藩大吏望塵迎拜”。
坐的是特製的大轎，由三十二人抬，前面是起居室，後面是寢室，兩廊一邊一個書童焚香揮扇。他還改遼王府為第宅。
抄家時，抄出黃金萬餘兩，白銀十餘萬兩，這數字雖然遠遠比不上嚴嵩、馮保，但張居正並非世家大族出身，明朝官俸又極薄，皇上所賜有限，他何以能過上奢侈的生活，不言自明。這又給反對派以可乘之機。
張居正的改革活動，反映了他以“威猛”“重刑”“果敢”手段推行改革的一貫作風。面對積弊尤深的社會問題，不如此就難有成效。非常時期採取非常手段，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由張居正主持的萬曆初政、所進行的改革，雖然最後以失敗告終，卻在明史上留下了閃爍的光輝。
張居正改革的失敗，證明了在封建社會沒落之際，不徹底的政治改革，確實是“涓流徒煩於注海，而寸石何望於補天”，無法解除封建制度的痼疾。張居正改革被推翻後，明朝形勢急轉直下，不可收拾，這情況亦證明了張居正對穩定明朝統治之功不可沒，而改革總比不改好。雖然張居正改革終歸於失敗，但都有著值得認真反顧，引為歷史借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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