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軍奮鬥破圍還，一百里程壘壁間。我劍已折我馬斃，秋風埋骨故鄉山。”
這首詩，是率領武士造反的“維新三傑”之一西鄉隆盛所寫，其描述的是倒幕戰爭後，帶領武士們造反的所謂“西南戰爭”。
然而，這場反抗明治新政的戰爭，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1877年，在明治官軍的圍剿下，西鄉隆盛與不肯離去的親信武士們披荊斬棘，在山嶺溪澗中迂迴穿行，最終回到了自己的故鄉鹿兒島。
然而，一路尾隨的也跟蹤而至。當年9月23日，在官軍下達最後通牒後，西鄉遣散僕人，後者臨行前問：可要帶些什麼給夫人和孩子？西鄉交給他兩把武士刀。
僕人提醒說，還有兩萬多塊錢是否帶回去給夫人和孩子，他們日子過得很辛苦。西鄉大怒：此皆私學校之錢，如何可動用！
9月24日清晨，官軍發動總攻。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最後的武士們要麼死於槍彈，要麼負傷後剖腹自盡，殘餘的則簇擁在西鄉的周圍頑強後撤。
在官軍的追趕下，西鄉隆盛身中兩彈，伏於路邊不能再行。最後時刻，身軀龐大的西鄉隆盛仰視身邊的別府晉介（桐野利秋的表弟），說：“動手吧，阿晉，就在這裡了。”
別府含淚，揮刀斬下了西鄉的首級。之後，其他將領如村田新八、桐野利秋等人也都紛紛戰死或自刃，完成了他們人生的最後演出。
得知西鄉隆盛戰死後，據說明治天皇沉默了良久，說：“朕不記得，有下過殺死他的命令嗎？”下面的人報告說，西鄉是自殺。天皇聽後長嘆一聲：“他有功。”
12年後，由於民間同情聲浪甚高，西鄉隆盛被追贈正三位之官階，後又在東京上野公園為其樹立銅像，供世人瞻仰。
早前，在聽說西鄉隆盛決意造反後，大久保利通曾毫不含糊地表示：“實為屈直分明，正正堂堂，宣佈罪狀，鳴鼓而討之，無可非議。”
戰後，大久保利通請人為西鄉隆盛立傳，說：
“他既是我的畏友，又是我的信友。從私情上說，也不想和他有隔閡。
我盡力勸說西鄉，不讓他西歸（鹿兒島），但他總是說不想幹了，然後離去。於是演出了去年的慘劇，真是太遺憾了！”
言罷，大久保也不免掩面而泣。
歷史就是歷史，與道德無關，與美學無關。四個月前，木戶孝允病死；八個月後，政府首腦、指揮平叛戰爭的大久保利通被西鄉派武士刺死。
“三傑”之死，都與西南戰爭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戴季陶曾說，西鄉的舉兵，固然不是出自本懷，然而大多數武士們的觀念，總以為天下大事，只有兵力是最利害的，是能夠奪取政權，達到快意的目的，而忘卻了武力成功的前提，是在民眾的需要，在時代的要求。
從某種意義上說，近代日本要走向新生，幕府、諸侯、武士這三個階層都必須被掃清，西南戰爭或說士族造反，其實就是這三部曲的最後餘波。
官軍的勝利，與其說是軍事的勝利，倒不如說是近代日本集權運動的最終定型。
在西鄉隆盛死後，再無大規模的士族暴動發生，那些滿懷怨憤的舊武士們，其不滿只能通過零星的暗殺活動發洩。歷史潮流，浩浩湯湯，舊勢力終究要被新時代一掃而空。
“維新三傑”中，西鄉隆盛最為個性鮮明，他熱情洋溢，嫉惡如仇，常有非常之舉。
然而，在個人生活上，西鄉隆盛卻十分儉樸。每次政府開會議事，西鄉都是自帶飯盒，而大久保和木戶孝允則“非美食不可”。
有一次，西鄉隆盛與同僚在太政官府吃午飯，西鄉的便當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裡面是兩個用竹皮夾著的飯糰，還有一點鹹菜而已。吃飯時，一個飯糰不慎落在地上，西鄉俯下身，撿起飯糰吹掉灰塵，仍像平常一樣吃掉。
在部下面前，西鄉隆盛一向和藹可親，從不假以顏色。在東京任職時，西鄉每月工資500日元，但他通常只用15元，剩餘工資就放在客廳架子上。
曾有人回憶說，“一天我去拜訪西鄉大人，正談話間，來了一夥士兵，請求西鄉給他們一些零花錢。西鄉大人一邊笑著，一邊頭也不抬地說，‘就在那邊架子上，隨便拿吧。’士兵們看來也是正人君子，每人從工資袋中拿走一二日元，道謝後便離開。”
Ps：“男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死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這首詩的作者並非西鄉隆盛，而是幕末志士、“尊攘派”僧人月性。
其原題為“將東遊題壁”，原詩為：“男兒立志出鄉關，學若無成不復還。埋骨何期墳墓地，人間到處有靑山。”
今日本山口縣的月性遺品展示館外有此詩的刻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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