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系辞下》中说：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
小胜靠智，大胜靠德。一个人的德行里，藏着他的人生起落。
若是一个人名不副实，只会压垮自己。
德薄而财厚，财必移其位
古人云：“无德无行而取厚利，必有奇祸；善行善德而受磨难，多有后福。”
一个人得到了和自己品德不相符的财富，只会让这些财富压垮自己。
因为没有品德的人，在过多或者来得容易的财富面前，会迷失自己的心智，让欲望吞噬自己。
一夜暴富，是很多人的梦想，小何因为一张彩票实现了这个梦想，可是因为德行浅薄，这突如其来的财富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
有了钱的他沉不住气，出门大手大脚，迅速引来了一群狐朋狗友，也引来了一些贪慕钱财的女人。
听着身边人的恭维，他格外厌烦妻子的唠叨，最终在纸醉金迷里迷失了自己，执意要和妻子离婚。
甚至，他还被所谓朋友带去做各种投资，不懂这些的小何最终中了别人的圈套，不仅被骗光了所有的钱，还背上了巨额欠款。
短短时间，如同黄粱一梦。
很多德行不够的人，都会像小何一样，当财富来临时，就会把自己迷失在里面，忘记什么是对错，忘记谁才是自己最重要的人。
还有那些不从正道获取财富的人，也会这条“人生捷径”上，付出了代价。
和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著名的贪官，也得乾隆皇帝的信任，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完美的“人生赢家”。
虽然和珅在没有成功之前很勤奋，但是在成功后他没有抵制住金钱的诱惑。
他会利用职务之便，私吞贡品；他按钱卖官，掀起了朝中的贿赂之风；
他还趁人之危，在别人落难的时候低价买进土地等，并以此获利。
可和珅哪里知道，他风头的背后，一把致命的刺刀已经悬起。
护着和珅的乾隆皇帝一死，嘉庆皇帝就对和珅动了手。
和珅经营了那么久的财富，尽数归到了嘉庆皇帝的口袋，据记载，和珅的家产相当于清政府十五年的总收入。
尽管和珅有一时的风光，但还是因为德不配财，最终落地“和珅倒，嘉庆饱”的下场。
一个人有多大的德行，就承载多大的财富，否则，财必移位。
就如《了凡四训》中说：“百金财富必定是百金人物，千金财富必定是千金人物。”
的确，外财不富德穷人，只有在德行的依托下，才能真正的拥有财富。
德薄而位尊，灾祸则临身
俗话说：“德不称，其祸必酷；能不称，其殃必大。”
如果一个人的道德和所处的位置不成正比，那灾祸必然就来了。
秦始皇时期的李斯便是一个例子。
李斯是一个没有道德品行的政客，为了得到高位，害了很多人，尤其是自己的同窗韩非子。
韩非子不善于表达，所以不被韩王看重，但是他所写的《孤愤》、《五蠹》、《内外储说》等书，得到了秦王的赞赏，并感叹“如果可以见到这位作者，和他交流该多好呀”！
秦王的感慨让李斯很嫉妒，便在背地里说了很多韩非子的坏话，还想方设法陷害韩非子，最终逼韩非子在狱中服药自尽了。
在秦始皇死后，李斯又在赵高的威胁和诱惑下，与人一起合谋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让胡亥成为了皇帝。
从此秦国政权岌岌可危，而靠陷害别人成功的李斯，也被比自己更诡计多端的赵高所害，最终“具五刑”并腰斩。
当一个人不看重自身的德行，只顾追求自我利益，那灾祸也就不远了。
《庄子·让王》中讲到这样一个故事，楚国有一个屠夫叫屠羊说，在楚昭王逃亡的时候，他帮楚昭王解决了很多问题。
后来楚昭王复国了，很感谢屠羊说，问他想要什么赏赐，他却表示自己只想要自己的羊肉摊。
楚昭王的执意要给他一个大官，屠羊说说：
“这职位，我知道比宰羊的工作更高贵；这万钟俸禄，也比宰羊的收入多很多，但是，我怎么可以贪图爵禄而使君王有行赏不当的声名呢？我只想恢复我的羊肉摊。”
在高位面前能有如此清醒的人很少，但也只有明白位需配德，才能远离灾祸。
修德惜福之人，必能厚德载物
那怎么样才可以做到德以配位、德以配财呢？
《周易》中这样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所谓德，其实做起来很简单，就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工作、生活、做人等。
比如，孝敬父母、诚实守信，在我们做一些好事、善事的时候，就是在为自己修德。
这样，就可以承载到金钱、权力、名望等这些“万物”。也就是说，你的品德越好，你所能承载的财富和地位越高。
孙思邈历览前代医籍，以方书浩博，简册繁重，难于寻检。他根据自己在医药学上的研究和实践，删繁就简，编为《千金方》，“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之济，德踰于此”。（《千金要方序》）是书简易实用，可以救急，故曰《备急千金要方》。这部书包括对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卫生等各方面，尤其注重对妇科、儿科疾病的治疗，所以把妇人方、少儿方列于全书之首。他又把晚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撰成《千金翼方》三十卷，作为《千金要方》的补充，书中收载了当时所用药物八百余种，对其中二百多种药物的采集、炮制等不仅作了详细的记述，并且补充了许多治疗方法。孙思邈认为食物对养生、治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他在《千金方》中特别列出《食治》一门，详细介绍了谷、肉、果、菜等食物疗病的作用。并注重饮食卫生，如主张“食欲数而少”（《千金要方•养性》），即多餐少吃，“熟嚼”，不吃陈腐的东西，食毕要嗽口，以及“食止，行数百步”（《摄养枕中方》），等等。他认为作医生的应当先了解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千金要方•食治》）他说:“药、食两攻，则病勿逃矣。”（《千金翼方•养性》）还主张把药物与针灸结合起来治病，所谓“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千金翼方•针灸》），这是医学上提倡综合治疗法的先声。当然还应指出这些书里还夹杂一些鬼神迷信的糟粕，这正是作为道教徒的孙思邈的宗教世界观的局限性。
明正统《道藏》中所收医药类书籍自《黄帝内经素问》、《八十一难经》以及上述之《肘后方》、《千金方》等约二十部，但还有一些道教医籍如张三丰《仙传方》、赵宜真《济急仙方》、邵真人《青囊杂纂》、臞仙《寿域神方》等都未收入。总之，道教是重视医药的，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宗教上的求仙长生，但其内容包含有不少科学的有价值的东西，应该引起重视，加以发掘整理。
一、道教与医药
道教为了达到成仙长生的目的，首先得却病延年，而医药的作用也在治病、防病、延寿。所以，医药成为仙道修炼的重要方术之一，凡是学道求仙的人必须懂得医药，医药成为有知识的道教徒的必修功课。道教徒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成仙，长生不死。《抱朴子•对俗篇》说:“知上药之延命，故服其药以求仙。”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才用来治病。上药中的上上品就是道教的金丹大药，葛洪说九鼎神丹服之都可以成仙，如云:“九转之丹，服之一日得仙。”还丹“服之一刀圭，即白日升天。”（《抱朴子•金丹》）但是这种金丹是经不住实践检验的，历史上许多求仙心切的人，吃了金丹大药，不仅没有成仙，反而中毒死亡，不仅不能延年，反而短命。所以古诗上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历史上服丹而死的事例不少。唐朝诸帝，如宪宗、穆宗、武宗、宣宗都是服丹药中毒死的。①五代时南唐烈祖李昪使道士史守冲等炼金石为丹。李昪服金丹中毒，临死时给他的儿子齐王李璟说:“吾服金石欲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视以为戒。”（《南唐书•烈祖本纪》）自宋以后炼外丹服食术求仙之风才日渐衰微。隋唐以前由于道士一直追求金丹妙药，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寻找长生不死的“上药”，这种“上药”事实上是没有的，上药不可得，只好退而求其次，找寻可以延年益寿、治病养生的中、下药。为了服食，必须懂得医药，所以道教徒中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都是著名的医药学家。
《神农本草经》是战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这部书里就带有明显的方士和仙道的色彩。它把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药一百二十种，久服可以轻身益气，不老延年。中品药百二十种，可以抗御疾病，补虚弱。下品药百二十五种，可以除寒热邪气，破积聚。葛洪引《神农四经》说:“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羽毛，行厨立至。……中药养性（生），下药除病”。（《抱朴子•仙药》）可见上药就是修道求仙所追求的，这些药物大都出战国秦汉时方士所传，其中对好些药物都说:“不老神仙”，“长生不老”就是证明。在《汉书•艺文志》里就把“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四类书同列于方技略，正说明古代迷信与科学是互相杂糅混在一起的。在上品药物中列于首位的就是历代方士奉为仙丹妙药的丹砂。葛洪说:“仙药之上者丹砂”。（《抱朴子•仙药》）“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远矣，故能令人长生。”（《抱朴子•金丹》）葛洪在炼丹中做过这样的实验，把丹砂（HgS）加热离解出水银，水银和硫黄反应，加热升华，又生成丹砂。道士们不理解其中的化学反应，把它看得很神秘，视为仙丹，结果许多人服之中毒而死。李时珍批判道:“水银乃至阴之精，禀沉着之性。得凡火锻炼，则飞腾灵变，得人气熏蒸，则入骨钻筋，绝阳蚀脑，阴毒之物，无似之者。……《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本草纲目》卷九水银条）
葛洪（283-363年）丹阳句容（江苏句容县）人。他“综练医术”，（《晋书》本传）是著名的医药学家。葛洪医药方面的著作有《玉函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神仙服食药方》十卷，《黑发酒方》一卷等。他感到医药的方书卷帙烦重，加以选辑整理，编撰成《玉函方》一百卷。又将方便经验方编撰为《肘后要急方》，用以救急，便于携带，可以悬于肘后，故又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它包括传染病、慢性病、外科、眼科、小儿科及兽医等各方面。对各种病的起源、病状、治疗方法都有所叙述。如其中关于痘症（天花）流行和结核病的记述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记载。又提出用狂犬脑敷贴伤口来治疗狂犬病的方法，这也为后来科学证明狂犬脑里含有抗狂犬病毒的物质。《肘后方》经陶弘景增补为《肘后百一方》，“取佛书人有四大，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之义名之” （《直斋书录解题》）。以后金代杨用道又取唐慎微《证类本草》中所附药方，加以增补，名为《附广肘后备急方》，足见这部书为历代医学家所重视。
陶弘景（456-536年）丹阳秣陵（江苏南京）人。弘景知识广博，是南朝著名的道教学者。史称其尤明“医术本草”。（《梁书》本传）他的医药学著作有《本草集注》，增补葛洪《肘后方》为《肘后百一方》，还有《药总诀》、《效验施用药方》、《集金丹黄白要方》、《服草木杂药法》、《灵方秘奥》等。
如上所述，由汉代结集的一部古代药典《神农本草经》载有药物三百六十五种，分为上中下三品，这一分类法受炼丹方士的影响，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成仙，显然是不科学的。《本草》经过汉魏晋以来的历代传抄，字义残缺，品次错杂，弄得很混乱。陶弘景是精通药物学的，他在《本草》学上的贡献是:（一）整理了《神农本草》，陶弘景在《本草集注》中改变了把药物按上中下三品分类的方法，他根据药物种类的不同分为玉石、草木、虫兽、米食、果、菜及有名未用七大类，这种分类法显然比三品法更科学、更明确一些。以后唐代的《新修本草》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分类都是在这基础上加以改进的。（二）根据汉魏晋以来几个世纪许多名医用药的经验加以提炼总结，于《神农本草》三百六十五种药物之外，又增补了三百六十五种药物，取名为《名医别录》，把《本草》中药物发展成七百三十种。（三）对药物的性能、形状、特征、产地都加以说明。对于一种药物有多种性能的，就以它主要的功能为本。中医在用药上本有君、臣、佐使的分别。但在《神农本草》中则以上品为君，中品为臣，下品为佐使，这种机械的划分显然是受了炼丹家方士的影响。陶弘景以药物主治之病来确其性能，如治黄疸病的药有茵陈、栀子等，祛风的用药有防风、防己、独活等。这是对《本草》学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四）在药物的配伍使用上，以主治之药为君，辅助的药物为臣、佐使，又根据人的老少、男女、身体的虚实以及各地的生活习惯、环境的不同进行辨证论治，发展了《本草》学。
隋唐之际的著名医学家孙思邈（581—682年）。他隐于太白山，学道炼气，精于医药。著《备急千金方》三十卷、《千金翼方》三十卷。
古有“三不朽”的说法，即立德、立功、立言。
其中立德便排在第一位，我们可以回溯历史，那些流芳百世的人，无不是有品德的人。
一代名将曾国藩也这样告诫过自己的弟弟：“德不配位，是最危险的！那些靠吹捧和糊弄老百姓，神化自己的人，一定会摔的很惨！”
所以曾国藩很重视自己的德行，每次去办事，他都会送上一份随手礼，包括门房在内，而礼物也是用心挑选的。
但别人送礼的时候，他总是会婉拒，实在拒绝不了，就收一份最少的，并给对方一份回礼。
他更不会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去报复别人，也不会利用权力去搞小动作让自己家财万贯。
久而久之，文武百官越来越尊重曾国藩，下属也心甘情愿听从曾国藩的指挥。
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
一个人先修自己的德行，事业和财富，便都会随之而来。
因为一个人品德，也是他的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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