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的历史学家通常对“历史必然会重演”这句古老的格言不置可否。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有时历史的现实确实如此。
这几日，西方的新冠肺炎疫情可谓是愈演愈烈。面对疫情的蔓延，西方整体在体制和措施上呈现溃败之势，欧洲团结的理想成为“纸上童话”，美利坚的“美国优先” 也不靠谱。甚至于西方政治家幼稚和不负责任的言论让国人看的哭笑不得，一场疫情真的成为了西方制度的照妖镜。
但是，我们不尽要问西方此次面对疫情的失利只是因为高福利导致承平日子过太久后的荒废？其实这很答案是否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这就是资本主义逐利性的文明缺陷，因为和现在类似的事件早在100年前也发生过。故事源于一个对于我们来说很陌生的名词——西班牙大流感，时间则是发生在1918到1919年这一年间。
污蔑似乎是西方统治者的惯用伎俩
读者可能会问，所谓西班牙大流感，顾名思义是不是起源于西班牙？起初，当时的人们和科学家也都认为西班牙是最早发现这种流行病的国家，但近几年，历史学家发现，西班牙大流感这个名词是美国人让西班牙来背锅的，这种情况简直就是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污蔑新冠肺炎是中国病毒一样，可见造谣也都有历史传统。
据信，1918年3月，当美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动员时，堪萨斯州莱利堡的富斯顿营的士兵开始报告急性流感样症状，症状包括了疼痛、发冷、咳嗽和高烧。仅仅在一个月后，美国就有超过了1100人染上了这种疾病。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西班牙流感”的开始。
作为一战时期协约国的成员，在疫情发生两个月后，美军仍然照常开往法国，在法国布雷斯特登陆，准备与英法等国一起对抗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结果，却把这种被当时人认为是老式的“感冒”带到了法国，然后，又以法国为跳板，迅速传遍了欧洲各国，最后导致欧洲各国几乎无以幸免。
由于欧美的各参战国怕影响士气，对消息进行了封锁，而各国几乎都当着一种普通的感冒在治疗，均未采取相应的措施。直到5月疫情传到了西班牙，世界人民才知道爆发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感冒”。
为什么这疫情流行了那么久，而消息却最终爆发在西班牙呢？
这是因为很巧的是，西班牙在一战期间是一个中立国，没有对新闻实行严格的审查，因此可以自由地发表关于这种疾病的报道。结果，人们错误地认为这种疾病是西班牙特有的，于是西班牙流感这个名字就流传下来了，甚至于当时的英国人还为大肆引经据典的污蔑西班牙人。比如：
根据尼尔·约翰逊的著作《英国和1918- 1919年流感大流行》，英国人将西班牙的流感疫情归咎于西班牙的天气：“……干燥多风的西班牙春天是一个不愉快和不健康的季节。”
当时《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则写道：
据推测，携带微生物的灰尘正通过西班牙的大风传播，这意味着英国潮湿的气候可能会阻止流感在西班牙的传播。
这就是可怜的西班牙替美国背了黑锅。
类似的不作为简直和今天西方政府所作所为一模一样
一百年前，西方政府的失误和普遍的准备不足使西班牙大流感像野火一样蔓延，但是显然西方人没有从中吸取一点教训，我们来说说一百年前美国的表现：
以当时最糟糕的费城为例，当地政府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方面表现得尤为不佳：
在1918年的9月7日，当300名船员（其中一些已经感染）在海军船坞停靠时，瘟疫的种子悄然生根。当时费城公共卫生与慈善机构主任威尔默·克鲁森是一名从来没有受过流行病学培训的妇科医生。
从疫情发生一开始，他就淡化了这种威胁的严重性，当死亡人数开始上升时，他坚持认为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不是“西班牙流感”，而是“老式流感或流行性感冒”，这就像现在的特大统领所做的惊人相似。
在匹兹堡，当地官员忽视了在东部不作为的代价。当地红十字会注意到：
尽管“来自这个国家其他地区的大量死者的悲惨故事”，但市议员或者城市管理者似乎对安排好医院的空间和医务人员这种事漠不关心。当州长下令所有城市关闭大多数地方的公共设施，其手下的市长开始反对,“整件事似乎错了,”而城市的公共卫生局长则挥动了电话向市民保证,“疾病患者并没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匹兹堡“。
毕竟，美国的哪个市长或州长想要与反对强制关闭的地方企业开战?有什么卫生官员想要与一战时期鼓励战争运动和军人团结一致的强制精神相冲突呢?在丹佛，官员们屈服于商业压力，甚至取消了各种防疫限制，这导致了感染率和死亡率再次攀升。
根据历史记载，就在美国各个城市因疾病的爆发而步履蹒跚之时，纽约市的民众对提高警惕的呼吁置之不理，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勇气，始终坚信着这是“其他支气管疾病，而不是所谓的西班牙流感……患流感的大多数人也仍将“所谓的西班牙流感”斥为“与老式的流行性感冒差不多”。
而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动员了强大的公共关系力量，争取民众对战争的支持，但他对于疫情什么也没说。因为在那时候，总统们还没有例行公事地介入公共卫生事件，在流感大流行期间为全国提供建议、安慰或安抚的义务。
可以看出，1918年的西方政府在应对大流感的举措似乎具有诡异的先见之明，甚至于可以说过了一个世纪居然没有什么变化：
当时的华盛顿缺乏领导，州和地方各级的差距被不均衡地填补。美国国内则是充斥着说谎、掩饰或编造事实的政府官员；利用大众媒体误导公众并在此过程中迅速获利的叫卖者；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不足，无法应对挑战；以及那些经常拒绝听从专家警告的普通公民。
结论
西方应对疫情的谎言和不作为最终导致这场大流行几乎在世界各地无一幸免。据悉，西班牙大流感导致了英国有22.8万人死亡，美国损失了67万人，日本损失了40万人。南太平洋的西萨摩亚则直接失去了五分之一的人口。根据研究人员估计，仅在印度，死亡人数就在1200万到1700万之间。全世界死亡人数的确切数据难以获得，但全球死亡人数估计在感染人数的10%至20%之间。
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后，人们认识到，卫生问题是一个公共问题，并不单纯的是医疗技术问题。
因为传染病无限蔓延的特性，任由市场经济支配，让富人享受大部分医疗资源，是一个双输局面。保护最贫困的人，同样是在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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