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慎製造“跑步女”

今天故事的主題是

[ “好好跑步”

]

奧利弗-納赫特韋在《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中警示,“不安全感引發怨憎,要求認同,要求新的”我們”的感覺。”疫情期間全球一系列思想動向,都在成為這個觀點的新論據,出現在北京的“跑步女”事件就是如此

網絡思潮的一致抨擊並沒有錯,跑步女對抗疫情防控執法的一系列臺詞令人作嘔。有別於文化程度不高的潑婦罵街,“把領導叫來”、“拿著雞毛當令箭”,這種思維定式不是來源於傳遞者利益被侵佔的挫敗,而是其展示生活方式的優越感。

優越感可能流露在調侃、嘲諷,甚至是謾罵,但這只不過是生活方式。跑步女被人抨擊的,並不是她的優越感,而是她將自己產生優越感的生活方式,凌駕於更多民眾的利益之上。

這讓人不安,進而引發了怨憎。

謹慎製造“跑步女”


1

跑步女與執法者的衝突,是在現代文明的範疇內。如果摒棄現代文明的外衣,個人慾望的宣洩如同野獸不可控。人類慾望是獨立於自身利益的邏輯之外而運作的,並且對這種利益可能具有毀滅性。比如,跑步女並不會去想,外出跑步是否會讓自己感染病毒。

關於文明進程的一種核心理論,是埃利亞斯所說的:現代文明是一系列社會結構和心理結構變化的成果,通過社會分化和人類整體的相互依存體現出來。因此,在現代社會中,可以看到個體的自我約束在加強,情緒控制之後,形成的新的心理特徵,那就是思維空間的擴大。尤其是摒棄了及時滿足,以及開始長遠的思考。

這是說,在集體危機面前,個體的行為動機不應建立在維持當下滿足的範疇,而是應放得長遠。這不是集體與個體的矛盾,而是思維空間的問題。就像即便跑步女認為出門跑步是個人自由,但這種自由也並非是有利於個人的理智行為。

2

疫情蔓延讓人接受被限制的自由,這是一種延遲滿足,一系列措施得以實施,依賴的是長遠的思考,可以歸類為一次集體的犧牲。集體犧牲讓個體忽略自我創傷,並期待著集體復甦。這種聯結,讓任何悖於集體的行為都將受到個人意志的抨擊。因為被傷害的集體利益,在此時會如此直接、醒目、劇烈的反饋在個人利益之中。

但應該注意到,對跑步女抨擊最嚴重,並不是代表通俗文化的自媒體,而是掌握中產階級話語權的傳播者。自媒體煽動的通俗思潮受眾不會去思考生活方式是否適合當下的時代,或者換句話說,接受通俗思潮傳播生活方式的受眾,並不會在乎當下的時代會如何影響自己的生活。

但中產階級無法在時代的洪波的充當埋頭的鴕鳥,思考讓他們難以隨波逐流,中產階級承擔的憤怒多少,不僅關係著直接的物質生活痛苦,而且更多聯繫著存在的不滿。也就是說,聯繫著封閉的社會上升期待和無法兌現的、以往的社會承諾,讓中產階級對於跑步女事件尤為不滿。

而且,跑步女事件並非孤立事件,跑步女也不是輿論的傷害者,相反,她是既得利益者。

如果她不是外籍跑步女,而是中國跑步女,那她現在的處境,恐怕已經即被物理打擊(扇巴掌,參加重慶某家庭疫情期間打麻將被防疫人員扇巴掌),又被心理打擊(拘留,防疫期間這例子太多了)。因此,澳籍跑步女在北京防疫期間跑步,既沒有被扇巴掌,也沒有被拘留,她並不能將自己稱作受害者。

那麼,是什麼導致無法兌現的社會承諾的出現,答案顯而易見,而根源應該值得深思。

3

馬克斯-舍勒認為,社會怨憎心理的增長,也與商業、民主社會思想的傳播密不可分。作為一個社會固有的典型現代現象,個體之間的社會平等,與權力、教育、地位和財富的巨大差距並存。這些不一致,伴隨著關於個體願望和平等思想的不斷擴張,必然產生並不斷增長怨憎心理。

我們應該看到跑步女的做作與膚淺,但不應該忽視這種現代化下人類的思想慣性。況且,關於平等的幻想,依然在結構性的不平等擴張之際蔓延,怨憎心理已經是當今時代一觸即燃的全球性瘟疫。

我們要做的,是避免讓無法兌現的社會承諾輕易、放肆、毫不收斂的出現,這不僅是執法者的尺度問題,也是觀察者一視同仁的思維問題。畢竟,在這個全球化不斷萎縮,而信息疆界卻不斷擴張的當下,人們拿來和自己對比的,已經不再只是鄰居,而是生活在地球上每個角落的居民。

我們每個人終究難以迴避的是,我們面臨的會是一個全新的移民時代,這種移民,不僅是物理上的遷徙,更是視野上的窺視。這種全新時代的社會進步,絕不僅僅只是促進從高收入者手中徵收更多的稅,然後分發給低收入者去尋求物質上的相對平均,而更要了解並接受地球上不同角落的生活方式。

就像跑步女事件,不應該僅僅從孤例來看待。應該認識到,跑步女之所以成為“跑步女”,並僅僅是她自己塑造了“自己”,更有那麼多年來,屢屢不被兌現的社會承諾,縱容了跑步女們的跋扈。只有認識到這些,才不會簡單的將跑步女引申到移民或者族群,進而製造激烈的二元對立。

4

阿帕杜萊認為,這個時代的核心問題,是民粹主義正在全球流行。跑步女事件體現的思潮導向令人擔憂,引發思潮的人們似乎對於無法兌現的社會承諾,已經不抱希望,轉而將怨憎心理發洩在另一個被放開的缺口上。

也許跑步女確實表裡如一的可惡,但她並不能代表一個群體,也不應然讓一個群體的利益受一個人所左右。因為,正如弗洛伊德所言,人類原始的、野蠻的和邪惡的衝動從未消失,反而在一個被壓抑的狀態下繼續存在,等待機會施展它們的行動力。

遏制這種憎恨衝動,是在對抗人性的本能。別讓社會承諾的失敗,成為加劇這種本能的始作俑者。

謹慎製造“跑步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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