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时期，满族逐渐强大起来，向中原迁移，建立了大清，并作为大清的发祥地之一受到东北的保护，使中国产生了“关内、关外”的概念。为进一步保护自己的龙兴地，清政府又加修了柳条边，防止中原人越“边”越“关”入东北。

道光、咸丰年间，由于战乱频仍，加上中原地区连年发生的天灾，迫使一些破产农民，不顾清政府的法令，纷纷出关，进入从前东北地区的“禁地”，由于战争迫在眉睫，又因中原地区连续发生的天灾，被迫部分破产农人，不顾清政府的条规，纷纷出关，闯入从前东北的“禁地”。而且此时的清王朝已无力对边关进行防守和管理，最终使“封土”政策成为一纸空文，从此，千千万万中原人来到东北谋生，历史上称为“进关东”。

事实上，早在道光咸丰年间之前，就有小股中原流民不顾朝廷命令，悄悄地闯入“关东”，与东北土著人融合而生存下来。它们在迁移过程中的成功生存下来，对今天东北人的性格有很大影响。

东北部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人多势众，亲密无间。它是对东北地区重要地域文化的概括，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形成了闯关东人的性格形态。你们帮助过我，你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不会忘记你们的。

北半球寒冷的气候要求更多的人共同建设东北，因此，当东闯关东来时，土著居民满怀热情地接纳了他们，而东闯关东也把落脚的希望变成了现实，这是彼此的希望和期望。这时，中原文化的“义”开始起到重要作用，“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思想，使后来者对先期到达东北的人更加感激，也就产生了“报答”的愿望。长久以来就有了远亲不如近邻的认识。这一观念最终导致了“友谊”高于“亲情”的客观历史真实，也为东北人性格的最终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在东北，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两个认识的朋友，一个种地，一个打猎，平时见面就是一块儿喝酒，从来不说话，有一次，种地的人得了重病可能会死，打猎的人送来一口棺材，看起来很粗糙，种地者的孩子们都觉得很粗糙的棺材看起来不好看，就把他们遗弃在草垛边，后来他们的爹病好了，他们从山上打猎回来的村子里，两人又坐在一起安静地喝着酒，打猎者说棺材是他用峭壁上的“风交木”做成的，300年前，它长到碗口那么粗，才长到碗口那么厚。别看棺材不好看，有防腐的作用，为了给朋友送礼，猎人还把两只野猪装在棺材里，看看坏不坏吧。种田说，孩子们知道什么呀。两个人扒过草垛，打开棺材后里边的两只野猪竟被白霜覆盖，二人又坐了下来，默默喝了一口。东北人的性格特点就是这样，不撒谎，不张扬。或许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迂腐的性格，“三杠子压不过扁屁儿”，但事实上，更多人喜欢的，是这种不动声色，但特别能体贴别人，而且能做实际事情的东北人。这种性格就是以实际行动回报对自己好的人。这种性格一旦遭到反抗或挑战，东北人就会立刻跳起来据理力争。处于危难中的东北人，敢于“两肋插刀”，丢掉自己，就能奉献他人，奉献社会。它是中原文化和东北文化融合而成的复合性个性特征。

为什么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其个性特征又与“东北”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比如长春一带，那时正是驿站和交通要道，来自中原的“流人”、“闯关东”，都要经过这里，首先来的就是接待的人。接待人员往往会表现出一种热情，接纳即接受，一种行为、一种思想将长期传承下下去，一种行动和一种理念将长期延续，这就形成了东北人最初的行为准则，并深深地融入了人们的思想之中。积极，热情，好客，接纳，表现在驿站、旅馆、客栈接应人员的职业行为上。加上之前东北寒冷荒凉，人烟稀少。土著人渴望遇见人，这就为他们的相遇准备了接纳的条件。

在人烟稀少的地方碰面往往很亲切，是人生与自然接触的必然结果。然后互相帮助，共同生存下去，这就是友谊。异性的言语，结合，便成了亲情。然后才能产生怜悯之心，形成一种超越过去或异域的亲情，并将这种“习俗”或“习惯”传递下去，这就是地域性。这种特征形成的地域原因，已为许多专家、学者，特别是文化人类学专家所确认。就像余秋雨先生在《山居笔记》中所说的，最能激发感情和友谊的地方，就是“东北”和“海南”。

从前的“放逐”制度，出现了“陪流”和“送流”。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和友谊的增长无处不在。因此，分开来说，就更加困难。而被放逐的人，一旦见到人，便更加渴望相聚，渴望被接纳或被接纳，这使这一地区的人们的情感得到了特殊的升华和发展，从而最终形成了东北是“最具人情味”的地方这一事实。

汉唐时期，汉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加西亚·加西亚·卡西亚斯(Gasia Casia, Kasiah Cassia)和后来的流放之人，经过长期的磨合，最终形成了当地肃慎、勿吉、女贞等土著人的诚挚和热情，经过长时间的磨合期，最后在思想行为上也有了大致的结论，如“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总之，东北人性格的形成和定型，与流人制度、闯关东史、东北地域史、自然史和文化史等都有很大的关系，它是在综合条件下形成的，闯关东是东北人个性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