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電影的“國粹”——西部片在二戰前後已經發展得高度純熟，一套固定的模式與風格早早得以確立，沒有太大的變化。要想保持這一類型片的活力與吸引力，只能在各方面加以破舊革新。1952年，由新一代實力派導演弗雷德·金尼曼拍攝的《正午》就是西部片創新下結出的碩果。
《正午》給人留下的第一個也是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影片的放映時間與劇情時間罕見地高度統一。與其它大多數電影不同，《正午》的劇情時間不是漫長的一天、一年、幾十年甚至一輩子，而就是影片放映的真實時間——80分鐘。
影片一開始，就給出了明確的時鐘鏡頭：10點40分，其後隨著情節的展開，時間慢慢地走向正午，主人公威爾必須在這短短的一個多小時裡找到化解危機的辦法。
在這一過程中，又出現了16個時鐘的特寫鏡頭，每一次都意味著正午臨近的倒數計時，而且越到後面這一特寫的頻率越來越密集，這一高明的技巧使得觀眾的心理感受與劇中人物高度一致，好像完全與片中人物處於一個世界，能夠最直觀地感覺到危險與急迫感。
到影片快要結束時，威爾之前所指望的每位當事人逐一表態，他所期望的援助也全部落空，死亡的陰影一分一秒逼近，直到最後時針指向正午時，三個罪犯乘坐的火車到達小鎮，火車鳴響三聲汽笛，這一緊張的氣氛被渲染到最高潮。
《正午》的故事十分簡單，在一個典型的西部小鎮上，小鎮的警長威爾剛與自己的妻子完成了婚禮，卻得知自己從前逮捕過的三個臭名昭彰的罪犯將要集合起來尋仇。深感自己勢單力薄的威爾走遍整個小鎮，從普通居民到警察法官，無論是他從前的朋友還是同僚，都表示一副置身事外的姿態，甚至一些素不相識的人還冷嘲熱諷。
最終，威爾只能獨自面對兇殘的歹徒，他身邊唯一的夥伴是他嬌弱的妻子（雖然她也曾一度離去，但最終還是回到了威爾身邊）。影片沒有像傳統的西部片一樣，表現一位正義的獨行牛仔來到某個西部小鎮，除暴安良拯救無辜居民，而是一舉顛覆了這一模式，讓邪惡的罪犯氣勢洶洶地前來找警長尋仇。
警長也不像過去的英雄那樣冷靜神勇，而是像任何一個普通人那樣希望尋求支援，只是到最後所有的希望都落空以後，才單槍匹馬地與三個歹徒搏鬥，並像傳統的英雄那樣贏得勝利。
這一結局，雖然仍不失英雄本色，卻帶有十分鮮明的悲壯色彩。原本是一天當中最明媚的正午，卻好像是最黑暗的時刻。
這種黑暗的質感，自然是由於威爾被整個小鎮孤立並拋棄所造成。在《正午》裡，
英雄維護的正義被他所保護的這群“惡民”丟進了臭水溝裡，危險到來時人人只顧自保，他們有的嫉賢妒能，有的畏怯懦弱，有的隨波逐流，有的憤世嫉俗，還有的主張“棄卒保帥”，看似都有各自冠冕堂皇的理由，實則是人性的陰暗面作祟使然。影片的最大沖突，也不是傳統西部片那種英雄與惡棍的正邪對立，而是英雄與社會民眾的劇烈對抗。對於前者，影片著墨不多，只是簡單地交代了事件與背景，而對於後者，卻可謂層層深入。
一開始威爾樂觀地認為自己既然站在正義的一方，自然會得到一些支持與幫助，然而影片的大部分時間，卻是在一步步地敲碎威爾的幻想，直至最終將他逼入“得道寡助”的絕境。
這樣的情節，實則是編導借古諷今的有意編排。這一與眾不同的西部故事，其實是影片的編劇卡爾·福爾曼影射當年正肆虐全美的麥卡錫主義的寓言。
從1947年開始，好萊塢就掀起了一場“白色恐怖”，以極右翼議員麥卡錫為首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對全國的大批左傾人士進行了殘酷的打擊，大量的好萊塢電影人被列入黑名單，他們被要求接受審查，在此期間禁止一切藝術創作（關於麥卡錫主義，後文在《碼頭風雲》一片中將做更詳盡的介紹）。
卡爾曼當年正是被列入黑名單的人員之一，後來他被迫流亡英國，由他編劇的著名史詩片《桂河大橋》甚至在片頭都不能署他的名字。在接受審查時，他面臨著嚴峻的壓力，被要求配合當局回答一系列問題。但是福爾曼表現出一位正直藝術家的良知與傲骨，始終秉持著不出賣良心的原則。
然而，世態炎涼、人情莫測，也有許多電影人未能像福爾曼一樣堅守自己的原則，出賣和背叛了自己的同伴。福爾曼對於這一事態發出了自己的深思——當面對邪惡勢力的時候，每一個人該如何應對？
在福爾曼看來，邪惡並不足懼，真正可怕的是普羅大眾對於邪惡的姑息、退讓與麻木不仁。正是在自私、妒忌、冷漠、怯懦等種種理由縱容下，邪惡才可能得以大行其道，正義才可能被逼到危險的絕境。麥卡錫主義氾濫期間在好萊塢電影人中上演的悲劇，其實正是《正午》當中威爾的寫照。
《正午》拍攝的1952年，麥卡錫主義的陰雲已經開始逐漸散去，福爾曼和金尼曼及時且大膽地把這個故事拍攝出來（這也得益於製片人斯坦利·克萊默，本片是由他組建的獨立公司拍攝的，因此能夠擺脫種種體制束縛），正是要戳穿當時那種明哲保身、為虎作倀的凋敝社會氛圍。
他們用自己的藝術去淨化現實，希望“正午的黑暗”這一幕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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