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打了苏东坡的脸-高俅之于苏轼的现世报-焦子栋

罗贯中打了苏东坡的脸-高俅之于苏轼的现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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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宋神宗时于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被贬惠州、儋州。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病逝于常州。著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苏轼有《荀卿论》,文中认为李斯犯有“焚烧夫子之六经,烹灭三代之诸侯,破坏周公之井田”三大过错,且用典型血统论“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的想当然,把李斯过错全部推到荀子头上,关键的是他崇拜的孟子被荀子批判为“乱天下者,子思、孟轲也。”苏氏在否定荀学的道路上比韩愈“大醇小疵”走的更远。这或许正应了苏轼自己所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意,缺少独立思考成了理学拥趸者们的一个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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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给苏轼开了个玩笑,《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也籍此演义一番,直接揭了苏轼的疮疤,打了苏轼的脸。你不是说“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其师荀卿”吗?切看你把你的门生高俅推荐给太尉王晋卿,王晋卿又把这个踢得一脚好球、写得一手好字的特长生送给端王,成了端王(即后来的徽宗皇帝)的心腹。微宗皇帝在高俅等人的“精心辅佐”之下,成长为蹴鞠巨星,书法名家(发明瘦金体),特长得到充分发展。可治国主业却是十分荒唐,便有了不堪回首的“靖康之耻”。

端王当了皇帝,高俅也就近水楼台,直接进入权力高层,成为掌管国家军政大权的殿帅太尉。据《靖康要录》记载,靖康元年五月二十日,“臣僚上言,谨按: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然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废校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所以前日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实俅恃宠营私所致。”可以说“靖康之耻”里面就有许多高俅的“杰出贡献”。所以,《水浒传》就将他与童贯、蔡京和杨戬四人并称为四大奸臣,也就是荀子所讲的四大国妖。

人家秦始皇与李斯联手,可是统一六国,车同轨、书同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中央集权与郡县分层治理相合,虽有“焚坑”之瑕疵,却炼铸出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之不朽基因与底蕴;宋徽宗与高俅联手干了什么?国土沦丧,生灵涂炭,靖康之耻,亘古未有。按照苏学士的逻辑,那高俅祸国殃民千秋之罪,他自己不也是有一份大大的“功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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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陵后学焦子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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