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風捉影”、沒有證據就參奏，這似乎聽起來很荒謬，然而這其實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風聞言事”。“風聞”對“發奸剔弊”，“澄肅官方”，鞏固與加強皇權有著積極作用。“蓋自晉宋以下如此”，可見“風聞”早就有了。在大清順治朝期間，因有言官參與黨爭造成的慘重後果，所以下令禁止“風聞”。但康熙登基久，其輔佐大臣便以皇帝名義下旨；“嗣後指陳利弊，必切實可行，糾彈官吏，必確有證據。如參款虛誣，並不寬貸。”

那麼究竟是何等原因，讓“風聞”被明令禁止之後，到中期又再次被啟用呢？

康熙年間，之所以重新實行“風聞”是因為當時的複雜的社會背景所導致的。在康熙統治的中期出現了把持朝政與相會爭奪權利的朋黨集團；康熙皇帝的“寬仁之政”，也促使了貪汙之風的盛行。因此等現象的出現，康熙帝為了穩固清朝的政局，在康熙二十六年重開“風聞”。

為打擊朋黨集團

在“三藩之亂”被平定之後，局面穩定，清朝的統治進入了治理階段，但康熙統治的中期，朝中形成了索爾圖黨、明珠黨和以“南黨”具有越大權力與勢力的幾大朋黨集團。

索爾圖與其之子索尼，在康熙八年因參與抓捕鰲拜一事後，深受康熙帝的器重。但索爾圖利用職務牟取利益與廣值黨羽。在康熙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樞就向康熙皇帝告發過索爾圖“植黨市權，排斥忠良。”康熙皇帝也曾指責其；“自任以來，家計頗已饒裕，乃全無為國報效之心，朋比徇私。朕聞之已久，猶望悛該。”因當時正是三藩之亂時期，而且康熙皇帝自己也對其結黨的情況瞭解頗少，所以並未對其進行處罰。但索爾圖並沒有把康熙帝的指責放在心上，一如既往的集結黨羽。

明珠在康熙五年被授予弘文院學士一職。其在吳三桂疏請撤藩時，立了功勞所以其受康熙帝的重用。明珠“務謙和，輕財好施”，其與索爾圖有所不同。但其卻十分陰險狡詐，利用康熙帝對其的信任與重用，對不支持不聽命於自己的大臣加以陷害，對依附自己的大臣極力推薦，將權力攥入自己的手中，集結黨羽。

以徐乾學與高士奇為首的“南黨”其中徐乾學在康熙二十四年任內閣學士一職。高士奇是被明珠舉薦給康熙皇帝的，“明公轉須向江村(士奇號)訪消息”，其一直被康熙帝重用。這二人也貪贓嚴重並集節黨羽。

在康熙中期所形成的朋黨集團，已對康熙的政治統治有了影響。在朝堂上對於同一問題，各集團的人員都以集團利益為主，站統一的立場，這使得他朝臣因恐其勢力與自身安全，不敢抒發己見，這就導致了“相互包庇”、“瞻顧推諉”的局勢。

朝臣如此結黨干預朝政，但科道官卻不上報，康熙帝為此對科道官極為不滿。但其主要是因為康熙帝禁止“風聞”使科道官的權力受到了限制，再加上這些大臣們都位高權重掌握其的證據實屬困難，所以導致了科道官對朝臣結黨不上報的局勢。在康熙二十六年，上述的情況非常常見，康熙帝朝臣集結黨羽之事也都有了一定的瞭解，其認為只有提升科道官的對下的監督權力，才能解決將官員貪汙集結黨羽等，才能改變不利專制的局面。

整頓朝政的需要

在康熙二十三年，發生了因宜昌阿、金俊貪汙導致的逆產之事。當時，平南王的護衛張永祥與張士選進京告發其密謀叛反，康熙帝因此派遣宜昌阿與宋俄託等，以巡視海疆為幌子，實則前去廣州一探究竟。但是，令康熙帝沒有想到的是，宜昌阿到達廣州後夥同其地方巡撫金俊貪汙軍餉等貢獻給朝廷的財物。其也收到了平南王等的賄賂。但因宜昌阿害怕此時被告發所以將給其賄賂的沈上達殺死。此案件牽扯了眾多官員其都分有財物，其中就包括巡視金俊、郎中宋俄託、員外郎卓圖等。

在康熙二十四年，又有穆爾賽在山西的貪汙腐敗案件。當時穆爾賽是山西的巡撫，其壓榨百姓，暴斂錢財，使得百姓生活十分艱苦。但由於言官不能收集到證明穆爾賽貪汙的有力證據，所以不敢向康熙帝彙報。直到康熙二十四年，廣西道御史錢珏“採訪至確”，其上奏言；“臣訪問了太原府的許多州縣，每次徵收錢糧的時候，相關部門都有從中抽取銀子作為收入。這些都是取自百姓，所有不得不在徵收錢糧的時候，每兩多加三到四錢。”

錢珏表示在探訪之後，證據確切的情況下，不敢不報給皇帝。康熙帝對這件事非常不滿，這樣一個貪贓枉法的巡撫，居然沒人察覺嗎？

於是康熙帝開始追問尚書科爾坤說；“有人說穆爾賽，為人樸實，不生事，你是否同意這個說法？” 科爾坤便稱讚穆爾賽，為人樸實，不生事，人人皆知。

左都御史陳廷敬，先是說穆爾賽不生事，為人樸實。當康熙帝再次問陳廷敬之時，陳廷敬似乎聽到了什麼風聲，又馬上推諉說，內閣大臣會議時，臣只說穆爾賽並無異常，並沒有說他不惹事。

康熙帝又問科爾坤，說：‘穆爾賽為人樸實，不生事’這句話是誰說的？科爾坤上奏說，侍郎蔣弘道有說過這樣的話。

康熙問蔣弘道，這是你對他為人的瞭解？蔣弘道立刻推諉，我離開家太久了，都不太清楚穆爾賽如今的行為。

看到官員如此互相包庇與相互推諉，康熙帝深感無奈，但卻讓他進一步肯定了官場中的腐敗已經十分嚴重，也這是此案件使得康熙皇帝開始想辦法整治官場腐敗現象。

為加強專制統治

在康熙初年，由四位輔佐大臣執政。當時鰲拜身任集議政王與輔佐大臣，其集結黨羽，權力日益擴大，嚴重的威脅了皇權，最後康熙帝費盡心思才除掉了鰲拜集團。所以康熙具有強烈的權力觀念，從其親政以來，一直在推行君主專制。

康熙帝曾稱，“朕於國家政務、竭力勤求。是非自任、從不委於臣下。即如遷移吳逆之事、索額圖奏稱建議之人、應請正法。朕堅持獨斷、必令遷移。彼時十三省用兵數載、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獨任。”

康熙帝為了進一步加強君主專制，其將用人之權和行賞之權都攥在自己的手中，非常忌諱他人干涉。康熙帝還明確表示“用人之權，關係最為重大”。即使是很受康熙帝信任的河道總督于成龍，在得知去“自任巡撫及為總河，惟知援引私人”時，康熙皇帝斥責言：“大抵欲助人者，後必自己獲罪，爾其戒之。”康熙帝對行賞之權更為看重，在平定了三藩之亂後，左都御史徐元文以“天下蕩平”，請求康熙帝頒佈恩澤，康熙帝說；“頒佈恩詔，出自人主”，並對其進行斥責“沽名市恩”。從以上可知，康熙帝具有強烈的權力觀念，對用人之權和行賞之權都非常看重，但其的最終目的都是來維護專制皇權。

康熙帝為了加強君主專制，其需要重開“風聞”。

科道官對上具有上封駁制敕，對下具有監督百官、評議朝政的兩大權力。皇帝、科道官於官員實則是三種權力相互制約的關係，康熙帝重開“風聞”，其主要目的是提升科道官的對下監督大臣的權力。重開“風聞”只是強化了清朝君主的權力，並不會對其權力有所削弱。因此，為了加強清朝的專制統治，是康熙在其統治中後期重開“風聞”的一重大原因。

結語

康熙帝對其實行“寬仁之政”形成的後果以及朝政腐敗、集結黨羽的局面，進行了及時的針對調整與政策的實行，其利用加強科道官風聞言事的權力，來約束權臣，進而防止權臣腐敗與結黨，使清朝來之不易的天下江山與政權的得到了穩定，康熙帝為後來的“康乾盛世”的出現打下了非常重要的政治基石。

閱讀更多 歷史那些不為人知的事 的文章

關鍵字: 山西 政治 順治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