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晶：發達經濟體“新平庸”與我國應對方略
財經縱橫
★★★★★
摘 要：本文指出發達經濟體新常態的最重要表現是“長期停滯”, 並從技術、人口與收入分配方面揭示出造成長期停滯的三大因素。文章進一步從需求與供給角度總結了發達經濟體的應對之策。
關鍵詞：發達經濟體; 方略;
與中國經濟出現結構性減速這樣的新常態相比, 發達經濟體面臨的新情況是什麼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將其概括為“新平庸”, 其特徵是一種持續的低經濟增長和高失業率狀態, 它影響包括髮達國家在內的很多經濟體, 而且“新平庸”還受到來自地緣政治因素以及各國央行不同步的貨幣政策威脅, 全球政策制定者還面臨金融危機遺留下來的高債務和高失業率等難題。
“新平庸”首先是潛在增長率下滑。整個世界的經濟增長速度在危機前 (1999—2007) 年平均增速為3.89%, 危機後 (2008—2013) 為2.8%, 下降了約1.1 個百分點。同時, 危機使得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速下滑更加嚴重, 平均增速由危機前的2.63%下降到0.51%。
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算, 自2007 年開始, 美國的潛在增長率水平逐年下降, 並導致2014 年的美國GDP水平較之2007 年作出的預測值低近5 個百分點。歐洲的狀況顯然比美國糟糕。據IMF《世界經濟展望》數據顯示, 1992 年—2007 年, 歐元區GDP實際年均增長率為2.08%。而在危機開始的2008 年和2009 年兩年, 其經濟就出現了較美國更大的衰退, 年均增速為-2.03%。在此後的2010 年—2019 年, 歐元區經濟雖然可能有所平穩, 但年均增速僅為1.12%。低速增長成為常態。
其次是低通脹率與低實際利率。美國與歐洲地區的經濟體都存在一個較低水平的通脹率, 大約都在2% 附近。美國實際利率平均水平由20 世紀80 年代的5%下降到90 年代的2%, 21 世紀實際利率只有1%, 而從雷曼破產之後, 美國實際利率水平只有大約-1%。歐洲地區的實際利率也從由20 世紀90 年代的4% 左右下降至21 世紀初的負值。
第三是全要素生產率下降。1900 年—2012 年, 美國年均全要素生產率經歷了一個倒U型發展。在經歷了1930 年—1970 年的快速增長階段後, 直到2012 年全要素生產率一直處於下降階段。而歐元區主要經濟體雖然各自的全要素生產率狀況不盡相同, 但都處於下降趨勢, 並且歐元區的全要素生產率明顯低於其他發達經濟體。
第四是債務水平居高不下。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數據, 在2007 至2013 年間, 所有七國集團成員國的政府債務與GDP之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美國、歐元區、日本和發達經濟體整體的該項指標分別攀升了40 個、29 個、60 個和33 個百分點, 這也導致了在危機後私人部門開始去槓桿的同時, 經濟整體的槓桿率還在繼續上升, 甚至在近年來增幅都未明顯回落。
一、“新平庸”的原因
技術進步放緩、勞動人口減少和“富者愈富, 貧者愈貧”的收入分配趨勢, 抑制了發達經濟體的增長潛力與社會活力。造成長期停滯的原因, 可以從技術、人口與收入分配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是技術。無論是經濟增長理論還是實踐都表明, 決定長期經濟增長的核心變量在於技術進步。而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認為, 造成長期停滯的主因之一便是技術進步的放緩。如據美國經濟學家戈登測算, 美國全要素生產率早已重回上世紀30 年代前的歷史低位:1980年至今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速僅為0.5%, 約為1930年—1980 年間增速的1/3。另有研究顯示, 歐洲、日本等主要發達經濟體自身的創新能力有限, 而對美國的知識技術外溢依賴較高, 所以也步美國後塵, 在上世紀90 年代以來經歷了程度不同的生產率增長減速。
其次是人口與勞動力市場。由於人口生育率下降、預期壽命提高、戰後嬰兒潮一代退出勞動市場等因素, 新世紀以來美國等發達經濟體普遍經歷了勞動力供給數量減少, 勞動參與率下降的困境。如在1972 至1996 年間, 美國勞動參與率年均增長0.4 個百分點。而在2007 至2014 年間, 該指標年均下降0.8 個百分點。僅這一變化就導致美國人均GDP增速下降1.2 個百分點。相對美國而言, 歐洲、日本的勞動力供給狀況則更為悲觀。自上世紀90 年代以來, 由於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等因素, 歐日兩大經濟體的勞動人口相對比重下降的趨勢不僅更為明顯, 且持續的時間遠較美國更長。
與此同時, 疲弱的經濟環境, 則進一步削弱了人力資本積累和勞動參與率。如經濟學家愛德華 • 格萊澤基於美國的研究顯示, 與衰退相關聯的失業並不會隨著經濟復甦而完全恢復。人力資本將在失業中就此永久性失去, 勞動參與率也隨之降低。此外, 戰後以來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教育普及程度迅速提高, 其中所積累的大量人力資本支撐了戰後的經濟復甦與繁榮。但約自上世紀70 年代始, 進一步普及教育和提高人力資本的潛力趨於消失。戈登的研究顯示, 這種現象在美國尤為嚴重, 特別是在高中和大學階段的教育普及率上, 美國均在發達國家中居後。
第三是收入分配。日趨惡化的收入分配格局, 進一步抑制了發達經濟體的增長潛力與社會活力, 成為導致長期停滯的重要因素之一。實際上, 如長期研究收入分配問題的著名經濟學家皮克提等人的研究顯示, 早在經濟繁榮的大穩定時期, 發達經濟體普遍經歷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持續惡化。儘管在2008 年—2009 年的金融危機與經濟衰退中, 這一局面曾暫時逆轉, 但其長期惡化的趨勢並未改變。需要強調的是, 如此的分配格局不僅會造成社會動盪、階層固化, 更會嚴重挫傷市場的創新創業活力, 阻礙人力資本積累, 抑制消費需求, 加重財政壓力。
二、發達經濟體應對“新平庸”
為避免發達經濟體陷入長期停滯, 西方主流學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在供給端, 加快結構性改革、鼓勵創新創業、促進教育與人力資本積累、增強勞動市場彈性、提高退休年齡等。有學者認為在應對人口下降而引發的勞動力短缺方面, 應積極鼓勵擁有高生育率的亞洲國家和非洲國家積極參與到世界經濟中去。政府應該消除勞動力市場的就業保護條例以增加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另外, 應改善教育體系, 增加勞動技能培訓。
在需求端, 則考慮繼續推行凱恩斯式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寬鬆貨幣政策, 特別是在經濟復甦基礎尚不牢固、市場主體的內生增長動力還顯不足的情形下, 各種形式的財政鞏固或政策“退出”需要高度謹慎。不少學者提出應增加公共投資。可以通過增加公共投資和降低儲蓄以增加社會總需求, 從而改善由長期停滯帶來的負面影響。這裡公共投資既包括硬件基礎設施投資, 如鐵路、公路、港口、電網等, 也包括軟性基礎設施, 如醫療、教育、人力資本積累等。
與長期停滯相伴隨的低利率, 對於貨幣政策是壞消息, 但對於財政政策卻是好消息。中期來看, 增加政府債務資金花費, 尤其是用於公共投資不會增加公共債務。如果從安全資產短缺角度出發, 政府公共基礎投資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發行安全債務的能力。增加公共投資可以使安全資產的供給增加, 從而消除對安全資產供需失衡的現象, 這對於應對長期停滯也有積極作用。此外, 增加政府公共投資支出可以擴大需求消除產出缺口。諾獎獲得者斯彭斯建議:實現潛在增長需要扭轉普遍存在的公共部門投資不足現象。從消費拉動型轉向投資拉動型增長十分關鍵, 並且應該從公共部門開始。
與此同時, 各種政策應兼顧收入分配等社會因素的考量, 尤其需要在提供最基本社會保障的前提下, 著力維護機會均等、公平競爭的市場條件與社會價值取向。
三、中國的應對方略
如果說, 未來較長時期, 發達經濟體會陷入長期停滯的狀況, 那將在很大程度上改寫我國戰略機遇期的內涵, 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和妥善應對。
首先, 準確評估國際國內經濟環境, 平心靜氣接受新常態, 不可急於求成。經濟新常態意味著, 世界經濟已經步入了以長期停滯為典型特徵的新階段, 而中國經濟也正步入“結構性減速”通道, 這是無法通過短期政策調整來改變的大趨勢、大背景。因此, 我們不能指望依靠外需的迅速回升或海量的政府投資將GDP增速拉昇到過去的兩位數。今後的政策重點應當是在接受7% 的中高速增長新平臺的前提下, 將政策重點從熨平短期波動轉向關注激勵、競爭、技術進步以及資本形成等有利於提高經濟增長潛力的長期因素, 大力實施放松管制的政策體系和激發市場活力的改革舉措, 通過長期努力, 切實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生產率差距。
第二, “新平庸”會使得發達經濟體通過各種途徑尋求增長新動力, 引發全球新變局。一方面, 發達經濟體要依靠新興經濟體廣闊的市場來擴大本國出口, 在環保、能源、反恐等方面也需要與新興經濟體進行合作。另一方面, 發達經濟體也必將利用在全球遊戲規則中佔據的有利位勢, 為本國企業謀取不公平的競爭優勢, 從而獲取增長新動力。雖然新興經濟體在全球治理平臺上已經獲得了比以往更多的發言權, 但依舊不能改變舊的全球規則。未來中國需要在全球新規則的制定過程中更多地發揮主動性、主導性, 增強國際話語權。
第三, 增加公共投資成為發達經濟體走出“新平庸”的重要選擇, 這將會為中國海外投資提供機遇。鑑於非常規貨幣政策在解決發達經濟體長期停滯問題方面效力有限, 直接影響總支出及其結構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將會被更多地使用, 擴大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公共投資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中國可以利用這一契機擴大在發達經濟體的海外投資。面對巨大的市場需求, 特別是在英國等國家的政府積極促進中國對本國投資的情況下, 中國應當進一步深化企業“走出去”戰略以及實施“一帶一路”戰略, 幫助企業適應海外市場規則, 在全球範圍內配置產能, 切實增強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第四, 中國與發達經濟體在新常態之下的競爭, 是一場持久的全球改革競爭和創新競爭。當前世界經濟進入了結構調整期和產業轉型期, 重大的科技創新乃至產業革命正在孕育之中,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浪潮正在興起。這將對中國培育發展新優勢和搶佔未來發展戰略制高點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我們要將新常態特徵之一的“結構性減速”視為戰略機遇期的重要內涵, 利用增速減緩壓力倒逼結構調整與體制轉型, 充分利用和培育我國在若干新技術研發領域的優勢, 主動提升製造業技術水平和自主創新能力;同時全面推進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的改革方案, 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創造力, 力爭比發達經濟體更快地適應新常態, 完成結構調整, 獲取全球競爭新優勢。中國有句老話:不怕慢就怕站。中國的增速不在於是7%, 而在於這個增長是否可持續。美國一百多年保持了3% 的年均增長, 成為全球最大也是最強的經濟體。中國增長若能持續, 超越美國就只是時間問題。因此, 著眼長遠, 銳意改革才最為根本。
（張曉晶：長安街讀書會成員、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
「新書推薦」長安街讀書會第20200304期幹部學習新書書單
「2019長安街好書」長安街讀書會年度推薦幹部學習書單（經典篇）
「2019長安街好書」長安街讀書會年度推薦幹部學習書單（熱門篇）
注：授權發佈，轉載須統一註明來自長安街讀書會公眾平臺：changanjie-read。
閱讀更多 長安街讀書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