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阿姣
整理/康宸瑋
這是系列「戰疫」主題紀錄片《在武漢》鏡頭之外的另一種真實記錄。由第三集《這裡是前線》（「這裡是前線」：來自武漢一家基層定點醫院的真實講述）的導演阿姣在前線拍攝間隙完成口述，經團隊成員整理成文字版本。
不敢肯定，在疫情信息已經氾濫的當下，這樣的信息增量對你我是否還有價值，但這份歸檔是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情。正如導演所說：「我問過自己很多遍，到底為什麼要來，至今沒有答案。只是作為一個紀錄片或者媒體工作者的使命感提醒我，我必須站在這裡。」
媒體人的集結號
出發去武漢的那天是2月8日，元宵節。早上7點我就要出門趕火車，爸媽起得更早。媽媽特意煮了湯圓，寓意團團圓圓，但她和爸爸都推說沒有胃口不肯吃早飯。滿滿一口大鍋裡只有零星幾個湯圓，都被我吃掉了。
2月初的時候，我還在浙江桐鄉的家裡休假，從各地回到北京的同事已經奔赴武漢開始拍攝。因為我有點感冒，老闆為安全起見讓我休息一週，痊癒後再到武漢跟他們匯合。
桐鄉沒有途徑武漢的動車，要去其他城市中轉。出發前48小時，突然接到短信通知，我預訂的車次被取消了。媽媽看似漫不經心地問：「要不別去了？」我卻生怕行程因此被耽擱了。
整個春節，和無數人一樣，每天耽於無止盡地刷疫情新聞中，海量信息帶來的震驚、恐懼、麻木、窒息，會一點點淹沒掉一個人的理性和真實感受，也讓渴望做事的人陷入更深的焦慮中。我一直在掙扎：接下來該做什麼？
一位研究生時的同學在某種層面上激勵了我。她是武漢人，與我同是學新聞出身。她早早察覺到疫情的信號，於是獨自一人返回家鄉。為了記錄這段空前的歷史，她每天騎著共享單車去拍照、採訪。作為個人，她沒有平臺可以發佈這些信息，也沒有其他渠道釋放自己的聲音。但她堅信這一切必須被記錄、保留下來，將來總有價值。
導演|阿姣
這種骨子裡「新聞人」的自覺，也許只有我們面對彼此時才能理解，也讓我更多地反思自己。所有的故事都在那裡，但我卻只能通過別人發出來的信息去獲知？
毫無疑問，作為一名媒體人和紀錄片工作者，此時最應該出現的地方就是現場，去記錄真實。而我一直工作的Figure，已經進入了角色——《在武漢》這部紀錄片，當時連名字都沒有最終確定，但最初的拍攝團隊已經在武漢集結拍攝。
我趕緊和製片商量改簽火車票，尋找其他可能的中轉換乘路線。母親看出了我的堅決，便開始叮囑各種注意安全的方法——這些大多都是網上看來的。她還不忘給我出主意，如果路上遇到了阻攔，該用怎樣的說辭應對。
最終我改簽了一趟特別早的列車，對於習慣夜間工作的我來說，早起的痛苦壓倒了告別親人的感傷。奶奶年紀大了，每天都起得很早。我出門的時候，她一個人坐在窗前生悶氣：「你們老闆怎麼這麼壞，這麼早就要你們回北京上班？」——家人沒敢告訴她，我真正要去的地方，是武漢。
爸爸開車送我到車站，不像以往一腳油門撒丫子離開，而是一直招手，直到我走過安檢登上扶梯，他才從視線裡消失不見。片刻之後，他又在微信裡發來消息：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和爸爸之間從來沒有這種儀式感的告別。頻頻相顧卻相對無言，很像一部偶像劇。那是一種紙做的平靜，要等風吹動才能裂開。
武漢初體驗
終點站為重慶的這趟列車，果然如網上所說：在漢口站停車。提前跟列車長打過招呼後，我在其他乘客的注目禮中下了車。
武漢那幾天挺暖和，一輛車停在空曠的漢口站門前，距離傳說中的「華南海鮮市場」只有一公里。那是老闆和製片助理開著好容易弄到「通行證」的車子來接我。我走到車前，對著一張口罩遮蓋的面孔打招呼：「Hello，悅總。」
悅總
從這一聲招呼起，我在武漢的工作正式開始了。去賓館的路上，我拼命觀察著這座影響我幾乎全部生活重心的陌生城市。離家之前，我家的小區已經封閉，每戶居民要輪流在小區執勤查崗，我爸就輪到了兩次在凌晨和半夜的崗。想象中，武漢的情況只會更糟：人心惶惶，物資調度混亂，處處戒備森嚴……
然而實際看到的畫面，反而平靜得多。就像是掉落在一個人跡罕至的平行時空裡，靜默如謎的樓宇才是這個城市的主人。
在這樣環境下工作，團隊必須保證衣食住行的基本條件是有保障的，然而在我到達的第一天，就差點流落街頭。
此前同事們入住的酒店被告知可能要被徵用，不能再給我留房間。我前往製片姑娘聯繫的第二家酒店，卻被告知這裡已經被徵用了。
儘管來之前做了面對各種艱難險阻的思想準備，卻沒想到等待自己的是這樣戲謔的開場。但已然到了武漢，最大的擔憂沒有了，心情反而變得輕鬆和坦然。借了一位女同事的房間，一邊躺在床上休息一邊看起了韓國電影《流感》。
不過如今想來蠻可惜的，這部電影裡有大量關於醫院的鏡頭，我卻沒有從中得到啟示，第一時間趕到一切矛盾與衝突都匯合的地點：醫院。那裡一定有大量值得搶救性報道的故事。
也許，因為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情況與訓練，在各種信息衝擊下，作為媒體記錄者可能並不比其他人有更好的判斷能力。
我們只能在實戰中補足功課。
就算我十分恐懼
武漢一線，恐懼是最容易來侵襲的情緒。
因為面對病毒不像面對地震那些顯性的災害。它是隱形的，你不知道你的敵人在哪裡。
剛到武漢那幾天，我依然保持著這種高度戒備的狀態，恨不得吃飯都戴著口罩，每天像得強迫症一般要洗十幾次手。當時正好有關於氣溶膠傳播的消息，我還用手套灌滿水，用來壓住浴室的下水口。
恐懼最可怕之處，不是在瑣事上浪費你的時間，而是要摧毀你的意志，逼你逃跑。我又一次被那個沒有徹底想明白的問題困住：自己到底為什麼要來。
唯一能做的，就是執行已經安排好的拍攝計劃。
《在武漢》第三集的故事，是圍繞千里單騎支援武漢的黃維醫生和江夏區中醫院展開的。選題確定後，前期攝製團隊心裡都很沒底：一方面，無論怎麼做準備，現場一定會有各種始料未及的突發情況，那些珍貴的現場畫面稍縱即逝，如果捕捉不到就沒有補拍的機會。另一方面，團隊必須儘可能減少在醫院停留的時間。這既是基於安全的考慮，也是為了不佔用醫護資源。
黃維醫生
抵達武漢之後，執導這一集的工作落在我身上。經過與第一次進入江夏中醫院拍攝的團隊夥伴溝通後，我決定帶著團隊的兩位女攝影師再次進入醫院。這一次，我們將深入隔離病區，直面新冠肺炎病人。
這也很可能是我們最後一次進入這家醫院的機會，能拍到多少素材在此一舉。出發之前，我和攝影師進行了反覆的溝通。她倆這天的工作任務很重，總計有三個人要拍，攝影師必須全程追著拍攝對象。和以往不同，作為導演的我，同一時間內只能把關注重點放在一個人物身上，另外兩組人發生了什麼，我只能事後通過拍攝素材來了解。
即使是我全程緊盯的這一組拍攝，由於溝通不便，可以給到攝影師畫面介入的指令同樣非常有限。無非是在中景過多時，用手勢提醒切換特寫；或者是在鏡頭之外有值得記錄的突發畫面時，用手勢做出提醒。剩下能抓到多少畫面，就只能靠命了。
攝影師|石頭
進入醫院之前，一位攝影師問我：「你害怕嗎？」我意識到她可能在害怕。前方是未知的，攝影師從來沒有穿過防護服，也沒有進入過醫院的隔離區，不知道那裡是什麼樣的情況。
我實話實說：「還可以。」因為來不及做更多的情緒消化，繁重的工作任務已經鋪天蓋地地襲來，讓人成為一個執行指令的機器。
剛戴上N95口罩時很不適應。因為我天生耳根太軟，口罩會一直往下掉，我只能用牛奶箱上用作提手的繩子將口罩綁在頭上。穿上防護服，戴上護目鏡之後，我沿著醫院入口處的斜坡寫了十幾米，就感覺自己快要窒息了。
我當時想：完了，這樣的話可能不到一個小時就要被抬出來了。
努力調整自己的呼吸頻率，期待身體能還給我一個迅速適應的奇蹟。在真正進入隔離病區之前，我們和醫護人員一起，在防護服上寫下給自己打氣的話。我故作鎮定地簽下：Be the Voice（發聲）.
跨入病區，也許將是我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步，也許是我最初決心成為一名紀錄片導演以來一直在等待的一步。但是我們所有人都不假思索地魚貫而入。時間，真的太緊迫了！
始終有一團霧氣撞在眼前，我不得不透過水珠間的縫隙來觀察醫院。人的身體真的很神奇，我竟然堅持在醫院裡拍了七八個小時。到最後，我的身體已經麻木，甚至感覺不到五官的存在了。
醫院並沒有預期中的那樣慌亂。恰恰相反，一切都很有序。患者、醫護人員都在快速地進入自己的位置。從表面上，與往常在北京的醫院裡沒有太大差別——除了每個人身上那厚重的防護服。
隔著層層的包裹，我艱難地完成了對三位拍攝對象的採訪。從他們的講述中得知，醫院最艱難最慌亂的時刻剛剛過去。隨著部分病患的治癒和轉院，現階段醫護人員的經驗和精力都在大幅增加，已經20多天沒有休息過的護士長終於可以得到稍許的喘息時間。作為導演，我不可避免地期望拍到那些最驚心動魄的畫面，但此時此刻，我卻希望所有人都不要再經歷那樣的以命相博。
拍攝完成後已是深夜，我和同事們筋疲力盡，帶著滿臉被口罩勒出的印痕走出醫院。製片助理兼司機小哥接我們返回賓館的路上，我們幾個人體驗了前所未有的亢奮心情，一起跟著車上的音樂放聲歌唱，如癲如狂。現在回想起來，那應該是一種極度高壓釋放後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我有點不好意思地問司機小哥：「我們剛從醫院出來，就在車上唱歌，你不害怕嗎？」
他有些不屑：「反正我已經接了好幾撥醫院的人了。」
和你我一樣的人
回到剪輯室，最緊張的工作才剛剛開始，我進入了不知晝夜的後期製作階段。其他導演組的同事們也更忙了，從早晨六點半到晚上十點半，都有人出去拍攝。
過去，我也挑戰過晝夜顛倒、不眠不休地連續工作，但在武漢的工作強度依然令人崩潰，好想能停下來、歇口氣。但有時我也會有些喪心病狂地期望自己可以再忙一點，有點事做。
坦白來講，這次拍攝不是我最擅長的內容表達方式。前期策劃條件不足，拍攝腳本無法應對突變的拍攝環境，全靠攝影師和導演臨場捕捉，掛一漏萬是常有的事。
片子進入到後期階段，我突然意識到，我的鏡頭只對準了醫生護士，卻忽略了這場「戰疫」中真正的主角：新冠病毒患者。醫院是最接近他們的地方，也是他們生命體驗最極致的階段，我卻讓這麼多病人從我的鏡頭前溜掉了。另一方面，即使為了表達醫護人員，最重要的場域也應該是他的社會、工作關係，然而這部分也因為缺少病人視角而缺位了。
「和別的疫情紀錄片相比，我們的信息增量到底在哪兒，拍這些的意義是什麼？」諸如此類的問題，只要閉眼休息，就會從腦後追上來。事實上，這個問題從家鄉一直追到武漢，已經追了我整整一個月。
《在武漢》前兩集已經在合作平臺B站上播出。如同任何一部作品，只要出現在網絡上，必然會引起爭議和討論。這一次，還伴隨著對攝製團隊的質疑和人身攻擊。放在平時，身為一位創作者的基本素養，就是不要被這些聲音影響。不過這一次，我會主動去面對那些批評。我深知這次拍攝太特殊了，人們的認同、期望或苛責都是出於一個最基本的要求：真實。我記得網上有人說：此刻誰站在這裡，都必須要做有價值的事。
作為第三集的導演，也是第一位進入隔離病區拍攝的導演，我明白自己站立的位置有多麼來之不易。網上曾言之鑿鑿我們是「特權團隊」，可以隨心所欲地拍攝，但我和同伴所經歷的卻是一封採訪函都開不出來的窘迫和無助。正因為如此，在付出了所有的努力得到僅有的拍攝機會後，我要交出的「作品」既要對得起自己的團隊，也必須扛得住受眾的質疑。最重要的是，讓千辛萬苦拍攝的故事能順利地播出，被所有人看到。然而這一切談何容易。我，也僅僅是一位普通的紀錄片導演。但我選擇進入武漢，就必須記錄真實而有價值的內容。
睡不著時，只好爬起來一遍遍地看素材。因為拍攝對象都穿著防護服，我甚至一度認錯了兩位護士——她們實在太像了。一段工作間隙輕鬆的對話逗笑了我。放射科醫生說：「人不可以一天不喝奶茶，但我已經一個多月沒有喝過奶茶了。」
忽然之間，我好像找到了那個「意義」，那個不能經由任何他者的眼睛來呈現人物、必須是自己親自完成近距離地微觀記錄的「意義」：不要讓任何一個人成為被「防護服」裹挾下的抽象化符號，要將這座城市經歷磨難的每一個人還原為那個普通的人、真實的人，和你我一樣的人。
作為一家以「好故事不違人心」為slogan的人物視頻媒體，我們總是擅長給每一種生活故事找到意義。但在此刻，我們做的是「祛魅」——從一個巨大的歷史話題裡，找到每一處人們心之所向，努力回到正常生活的信號。
所以，在一無所知中孤勇，於十分恐懼裡鎮定，從萬口一辭中吶喊。
此刻，我們必須站在這裡。
撰稿 康宸瑋
校對 張 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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