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阿姣
整理/康宸玮
这是系列「战疫」主题纪录片《在武汉》镜头之外的另一种真实记录。由第三集《这里是前线》（「这里是前线」：来自武汉一家基层定点医院的真实讲述）的导演阿姣在前线拍摄间隙完成口述，经团队成员整理成文字版本。
不敢肯定，在疫情信息已经泛滥的当下，这样的信息增量对你我是否还有价值，但这份归档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正如导演所说：「我问过自己很多遍，到底为什么要来，至今没有答案。只是作为一个纪录片或者媒体工作者的使命感提醒我，我必须站在这里。」
媒体人的集结号
出发去武汉的那天是2月8日，元宵节。早上7点我就要出门赶火车，爸妈起得更早。妈妈特意煮了汤圆，寓意团团圆圆，但她和爸爸都推说没有胃口不肯吃早饭。满满一口大锅里只有零星几个汤圆，都被我吃掉了。
2月初的时候，我还在浙江桐乡的家里休假，从各地回到北京的同事已经奔赴武汉开始拍摄。因为我有点感冒，老板为安全起见让我休息一周，痊愈后再到武汉跟他们汇合。
桐乡没有途径武汉的动车，要去其他城市中转。出发前48小时，突然接到短信通知，我预订的车次被取消了。妈妈看似漫不经心地问：「要不别去了？」我却生怕行程因此被耽搁了。
整个春节，和无数人一样，每天耽于无止尽地刷疫情新闻中，海量信息带来的震惊、恐惧、麻木、窒息，会一点点淹没掉一个人的理性和真实感受，也让渴望做事的人陷入更深的焦虑中。我一直在挣扎：接下来该做什么？
一位研究生时的同学在某种层面上激励了我。她是武汉人，与我同是学新闻出身。她早早察觉到疫情的信号，于是独自一人返回家乡。为了记录这段空前的历史，她每天骑着共享单车去拍照、采访。作为个人，她没有平台可以发布这些信息，也没有其他渠道释放自己的声音。但她坚信这一切必须被记录、保留下来，将来总有价值。
导演|阿姣
这种骨子里「新闻人」的自觉，也许只有我们面对彼此时才能理解，也让我更多地反思自己。所有的故事都在那里，但我却只能通过别人发出来的信息去获知？
毫无疑问，作为一名媒体人和纪录片工作者，此时最应该出现的地方就是现场，去记录真实。而我一直工作的Figure，已经进入了角色——《在武汉》这部纪录片，当时连名字都没有最终确定，但最初的拍摄团队已经在武汉集结拍摄。
我赶紧和制片商量改签火车票，寻找其他可能的中转换乘路线。母亲看出了我的坚决，便开始叮嘱各种注意安全的方法——这些大多都是网上看来的。她还不忘给我出主意，如果路上遇到了阻拦，该用怎样的说辞应对。
最终我改签了一趟特别早的列车，对于习惯夜间工作的我来说，早起的痛苦压倒了告别亲人的感伤。奶奶年纪大了，每天都起得很早。我出门的时候，她一个人坐在窗前生闷气：「你们老板怎么这么坏，这么早就要你们回北京上班？」——家人没敢告诉她，我真正要去的地方，是武汉。
爸爸开车送我到车站，不像以往一脚油门撒丫子离开，而是一直招手，直到我走过安检登上扶梯，他才从视线里消失不见。片刻之后，他又在微信里发来消息：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和爸爸之间从来没有这种仪式感的告别。频频相顾却相对无言，很像一部偶像剧。那是一种纸做的平静，要等风吹动才能裂开。
武汉初体验
终点站为重庆的这趟列车，果然如网上所说：在汉口站停车。提前跟列车长打过招呼后，我在其他乘客的注目礼中下了车。
武汉那几天挺暖和，一辆车停在空旷的汉口站门前，距离传说中的「华南海鲜市场」只有一公里。那是老板和制片助理开着好容易弄到「通行证」的车子来接我。我走到车前，对着一张口罩遮盖的面孔打招呼：「Hello，悦总。」
悦总
从这一声招呼起，我在武汉的工作正式开始了。去宾馆的路上，我拼命观察着这座影响我几乎全部生活重心的陌生城市。离家之前，我家的小区已经封闭，每户居民要轮流在小区执勤查岗，我爸就轮到了两次在凌晨和半夜的岗。想象中，武汉的情况只会更糟：人心惶惶，物资调度混乱，处处戒备森严……
然而实际看到的画面，反而平静得多。就像是掉落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平行时空里，静默如谜的楼宇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
在这样环境下工作，团队必须保证衣食住行的基本条件是有保障的，然而在我到达的第一天，就差点流落街头。
此前同事们入住的酒店被告知可能要被征用，不能再给我留房间。我前往制片姑娘联系的第二家酒店，却被告知这里已经被征用了。
尽管来之前做了面对各种艰难险阻的思想准备，却没想到等待自己的是这样戏谑的开场。但已然到了武汉，最大的担忧没有了，心情反而变得轻松和坦然。借了一位女同事的房间，一边躺在床上休息一边看起了韩国电影《流感》。
不过如今想来蛮可惜的，这部电影里有大量关于医院的镜头，我却没有从中得到启示，第一时间赶到一切矛盾与冲突都汇合的地点：医院。那里一定有大量值得抢救性报道的故事。
也许，因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与训练，在各种信息冲击下，作为媒体记录者可能并不比其他人有更好的判断能力。
我们只能在实战中补足功课。
就算我十分恐惧
武汉一线，恐惧是最容易来侵袭的情绪。
因为面对病毒不像面对地震那些显性的灾害。它是隐形的，你不知道你的敌人在哪里。
刚到武汉那几天，我依然保持着这种高度戒备的状态，恨不得吃饭都戴着口罩，每天像得强迫症一般要洗十几次手。当时正好有关于气溶胶传播的消息，我还用手套灌满水，用来压住浴室的下水口。
恐惧最可怕之处，不是在琐事上浪费你的时间，而是要摧毁你的意志，逼你逃跑。我又一次被那个没有彻底想明白的问题困住：自己到底为什么要来。
唯一能做的，就是执行已经安排好的拍摄计划。
《在武汉》第三集的故事，是围绕千里单骑支援武汉的黄维医生和江夏区中医院展开的。选题确定后，前期摄制团队心里都很没底：一方面，无论怎么做准备，现场一定会有各种始料未及的突发情况，那些珍贵的现场画面稍纵即逝，如果捕捉不到就没有补拍的机会。另一方面，团队必须尽可能减少在医院停留的时间。这既是基于安全的考虑，也是为了不占用医护资源。
黄维医生
抵达武汉之后，执导这一集的工作落在我身上。经过与第一次进入江夏中医院拍摄的团队伙伴沟通后，我决定带着团队的两位女摄影师再次进入医院。这一次，我们将深入隔离病区，直面新冠肺炎病人。
这也很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进入这家医院的机会，能拍到多少素材在此一举。出发之前，我和摄影师进行了反复的沟通。她俩这天的工作任务很重，总计有三个人要拍，摄影师必须全程追着拍摄对象。和以往不同，作为导演的我，同一时间内只能把关注重点放在一个人物身上，另外两组人发生了什么，我只能事后通过拍摄素材来了解。
即使是我全程紧盯的这一组拍摄，由于沟通不便，可以给到摄影师画面介入的指令同样非常有限。无非是在中景过多时，用手势提醒切换特写；或者是在镜头之外有值得记录的突发画面时，用手势做出提醒。剩下能抓到多少画面，就只能靠命了。
摄影师|石头
进入医院之前，一位摄影师问我：「你害怕吗？」我意识到她可能在害怕。前方是未知的，摄影师从来没有穿过防护服，也没有进入过医院的隔离区，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实话实说：「还可以。」因为来不及做更多的情绪消化，繁重的工作任务已经铺天盖地地袭来，让人成为一个执行指令的机器。
刚戴上N95口罩时很不适应。因为我天生耳根太软，口罩会一直往下掉，我只能用牛奶箱上用作提手的绳子将口罩绑在头上。穿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之后，我沿着医院入口处的斜坡写了十几米，就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
我当时想：完了，这样的话可能不到一个小时就要被抬出来了。
努力调整自己的呼吸频率，期待身体能还给我一个迅速适应的奇迹。在真正进入隔离病区之前，我们和医护人员一起，在防护服上写下给自己打气的话。我故作镇定地签下：Be the Voice（发声）.
跨入病区，也许将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步，也许是我最初决心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以来一直在等待的一步。但是我们所有人都不假思索地鱼贯而入。时间，真的太紧迫了！
始终有一团雾气撞在眼前，我不得不透过水珠间的缝隙来观察医院。人的身体真的很神奇，我竟然坚持在医院里拍了七八个小时。到最后，我的身体已经麻木，甚至感觉不到五官的存在了。
医院并没有预期中的那样慌乱。恰恰相反，一切都很有序。患者、医护人员都在快速地进入自己的位置。从表面上，与往常在北京的医院里没有太大差别——除了每个人身上那厚重的防护服。
隔着层层的包裹，我艰难地完成了对三位拍摄对象的采访。从他们的讲述中得知，医院最艰难最慌乱的时刻刚刚过去。随着部分病患的治愈和转院，现阶段医护人员的经验和精力都在大幅增加，已经20多天没有休息过的护士长终于可以得到稍许的喘息时间。作为导演，我不可避免地期望拍到那些最惊心动魄的画面，但此时此刻，我却希望所有人都不要再经历那样的以命相博。
拍摄完成后已是深夜，我和同事们筋疲力尽，带着满脸被口罩勒出的印痕走出医院。制片助理兼司机小哥接我们返回宾馆的路上，我们几个人体验了前所未有的亢奋心情，一起跟着车上的音乐放声歌唱，如癫如狂。现在回想起来，那应该是一种极度高压释放后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有点不好意思地问司机小哥：「我们刚从医院出来，就在车上唱歌，你不害怕吗？」
他有些不屑：「反正我已经接了好几拨医院的人了。」
和你我一样的人
回到剪辑室，最紧张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进入了不知昼夜的后期制作阶段。其他导演组的同事们也更忙了，从早晨六点半到晚上十点半，都有人出去拍摄。
过去，我也挑战过昼夜颠倒、不眠不休地连续工作，但在武汉的工作强度依然令人崩溃，好想能停下来、歇口气。但有时我也会有些丧心病狂地期望自己可以再忙一点，有点事做。
坦白来讲，这次拍摄不是我最擅长的内容表达方式。前期策划条件不足，拍摄脚本无法应对突变的拍摄环境，全靠摄影师和导演临场捕捉，挂一漏万是常有的事。
片子进入到后期阶段，我突然意识到，我的镜头只对准了医生护士，却忽略了这场「战疫」中真正的主角：新冠病毒患者。医院是最接近他们的地方，也是他们生命体验最极致的阶段，我却让这么多病人从我的镜头前溜掉了。另一方面，即使为了表达医护人员，最重要的场域也应该是他的社会、工作关系，然而这部分也因为缺少病人视角而缺位了。
「和别的疫情纪录片相比，我们的信息增量到底在哪儿，拍这些的意义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要闭眼休息，就会从脑后追上来。事实上，这个问题从家乡一直追到武汉，已经追了我整整一个月。
《在武汉》前两集已经在合作平台B站上播出。如同任何一部作品，只要出现在网络上，必然会引起争议和讨论。这一次，还伴随着对摄制团队的质疑和人身攻击。放在平时，身为一位创作者的基本素养，就是不要被这些声音影响。不过这一次，我会主动去面对那些批评。我深知这次拍摄太特殊了，人们的认同、期望或苛责都是出于一个最基本的要求：真实。我记得网上有人说：此刻谁站在这里，都必须要做有价值的事。
作为第三集的导演，也是第一位进入隔离病区拍摄的导演，我明白自己站立的位置有多么来之不易。网上曾言之凿凿我们是「特权团队」，可以随心所欲地拍摄，但我和同伴所经历的却是一封采访函都开不出来的窘迫和无助。正因为如此，在付出了所有的努力得到仅有的拍摄机会后，我要交出的「作品」既要对得起自己的团队，也必须扛得住受众的质疑。最重要的是，让千辛万苦拍摄的故事能顺利地播出，被所有人看到。然而这一切谈何容易。我，也仅仅是一位普通的纪录片导演。但我选择进入武汉，就必须记录真实而有价值的内容。
睡不着时，只好爬起来一遍遍地看素材。因为拍摄对象都穿着防护服，我甚至一度认错了两位护士——她们实在太像了。一段工作间隙轻松的对话逗笑了我。放射科医生说：「人不可以一天不喝奶茶，但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喝过奶茶了。」
忽然之间，我好像找到了那个「意义」，那个不能经由任何他者的眼睛来呈现人物、必须是自己亲自完成近距离地微观记录的「意义」：不要让任何一个人成为被「防护服」裹挟下的抽象化符号，要将这座城市经历磨难的每一个人还原为那个普通的人、真实的人，和你我一样的人。
作为一家以「好故事不违人心」为slogan的人物视频媒体，我们总是擅长给每一种生活故事找到意义。但在此刻，我们做的是「祛魅」——从一个巨大的历史话题里，找到每一处人们心之所向，努力回到正常生活的信号。
所以，在一无所知中孤勇，于十分恐惧里镇定，从万口一辞中呐喊。
此刻，我们必须站在这里。
撰稿 康宸玮
校对 张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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