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的孤獨,是從失去客廳開始的?

在城市打拼的年輕人沒有了社交。

相信你時常會有這種感覺:自己太他媽的孤獨了。每天上班下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這八個字是生活的全部,簡單而又真實。即使到了週末,也是一個人在出租房裡“躺屍”。從週五下班到第二週上班,大部分時間待在床上。房間裡的空氣在體內循環了八次,但開門是不可能開門的——除非是外賣到了。

網上有很多詞來形容這些年輕人,“死宅”、“蹲族”、“空巢青年”等等,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單身,社交幾乎為零。

在去年百度外賣發佈的一份《“空巢青年”生活報告》中稱,空巢青年排解孤獨最常用的方式是閱讀和看電影,兩者的比例分別佔到了40.01%和46.87%。簡單的說,大部分租房的年輕人就是自己和自己玩。

這裡就出現了一個悖論,既然已經強烈感受到了“孤獨寂寞冷”,為什麼不多參加點社交活動來擺脫這個狀態呢?或者更直接地問:現在年輕人為什麼沒了社交?

也許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能給出很多解釋,我這裡卻有一個更為具體的答案——現在年輕人沒有了屬於自己的客廳。

唯一可以把異性朋友帶回家的人

軍哥是我們公司裡所有人羨慕的對象,他是唯一一個能把女同事邀請到住處的人。公司的同事也都經常去他家做客。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其他同事的住處從未有別人光臨。

原因只有一個,他有屬於自己的客廳。

租房時,我們貪圖方便,在公司就近找了個住處。但地處商業中心,房租自然不便宜,大多數人住的都是合租房。與三兩個同是在北京苦錢的人共處同一個屋簷下,這並未讓大家有一種惺惺相惜的感覺,一個月說不上一句話也很正常。


年輕人的孤獨,是從失去客廳開始的?


軍哥則以並不貴的價格在五環外租了套一居室。擁有屬於自己的客廳後,他精心配置了一個沙發,一組音響,並擺了各種各樣的酒具。從那以後,他的客廳便成為同事們增進感情,吐槽老闆的好去處。大家一起吃火鍋、看電影、玩卡牌遊戲、喝酒……客廳裡雖說不上夜夜笙歌,但也算三天一個小場,五天一個大場。

同事有時還會帶人過去,因此也能認識了一些陌生朋友。

酒意微醺,音樂響起,一群男女,年齡相宜,就容易讓人想到美妙的事情會發生。一位女同事就因此擺脫了單身。

其實要說音樂和酒,我那也有,但看看我那個小小的合租房,十幾平米的地方,除了一桌、一椅、一櫃、一床外,啥都沒了。把異性邀請過來,難道坐在床上聊?

在大城市裡,客廳從組成一個家的“必需品”變成了奢侈品。租房的年輕人似乎已經忘記了客廳的存在,以至於認為客廳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但其實客廳承擔了一個很重要的屬性——社交。

在家裡,客廳是你和家人的交流、宴客的地方。在別的城市,它是你與旁人建立穩定社交關係的唯一場所。

進入社會中,工作成為生活的絕大部分。同事,是這個城市裡唯一構成穩定聯繫的人群,他們雖然每天交流,但這種交流是架設在工作之上,它並不能給一個孤獨患者任何慰藉。

在辦公室,在會議室裡建立起來的感情是什麼?

友情?不算是吧。

辦公室情?這是個什麼玩意兒?

坐在客廳裡,那些人的角色就不再是你的同事,而是你的客人,你的朋友。

莫泊桑的經典短篇《福樓拜家的星期天》,曾經多次收錄於中學生語文課本,記得我當年就學習過這篇課文。小說巨匠莫泊桑記錄了老師福樓拜家客廳裡的盛況。每個星期天,屠格涅夫、都德、左拉等大文豪在都聚集於此,暢談文學和詩歌。大文豪們乘興而來,載興而歸,每個星期都相約於此。

在二三十年代,北京也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客廳,就是“林徽因的客廳”。胡適、梁實秋、徐志摩、聞一多……半個北京城的有為青年定期相聚在林徽因的客廳,交流學問,激揚文字,想想都令人神往。

設想一下,假如不是在某個人的客廳,這兩波人無論約在什麼地方,似乎都不太合適。

城市打工者不配擁有客廳

去年夏天,我的朋友大G來北京工作,我去給他接風。

他住在東三環,我們在他住處附近找個地方吃了個飯。他鄉遇故知,有說不完的話。酒足飯飽之後,已經是晚上十一點多,我倆準備找個安靜的地方再閒扯一會。

他說,找個奶茶店坐坐吧。

我說,這大晚上的,你家奶茶店開門啊,你是賣奶茶的還是開會所的?去你家!

他有些尷尬,架不住我再三要求,他最終同意。

北京三環以內,這個寸土寸金、隨便廁所大小一地兒就能買斷我十年工齡的地方,大G和另外七個人合住在一個二十平米左右的單間裡。

乘老舊晃盪的電梯上了七樓,穿過黑洞洞、望不到頭的走廊,才進到他的住處。三室一廳的房間,房東住一間臥室,有獨衛。其它兩個臥室加起來住了十幾個人,共用一個衛生間。合租房裡擺了五個上下鋪的鐵床,到處都是行李,勉強留下一條能站的走道。他的室友有的在睡覺,有的在刷劇,有的在打遊戲。我尷尬了站了一會,大G說到外面聊吧。


年輕人的孤獨,是從失去客廳開始的?


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剛聊上兩句,有人打開門,說了句,能不能不要吵了,睡覺呢。

我連連道歉。

大G把我帶到了樓下,我們點上了一根菸,大G說,客廳是公共場所,我們大晚上在那聊,不合適。

過年的時候,大G回家後就再沒來北京。他說,北京太孤獨了,沒個說話的人,也沒個說話的地兒。

相比大G,我有一個獨立的房間還算不錯。在五環邊上和兩個陌生人合租,有一位我至今叫不上他的名字。

一樣的是,我們也有一個形同虛設的客廳。沒有人會在那活動,更不會把朋友叫過來玩。

一想到一牆之隔就住著兩個不熟悉的人,就註定這個客廳永遠是個沒有故事的客廳。

租房的年輕人,大都面臨著這種尷尬。

被隔斷間消滅的客廳

根據第一財經商業數據中心發佈的《2018年輕人租房大數據報告》顯示,2018年,90後、95後選擇合租的比例超過八成。


年輕人的孤獨,是從失去客廳開始的?


被稱為“亞洲第一社區”的天通苑小區,有著600多棟樓。身處其中,那一個個窗戶,一間間房子,在連成片的巨大樓群中,就像是一個個像素點。在這每個像素裡,又住著幾個不等來北京打拼的人。

不身處其中很難以想象,僅僅天通苑這一個小區裡就住了60多萬人,相當於兩個冰島的人口總和。


年輕人的孤獨,是從失去客廳開始的?


在北京,這樣的魔幻之地在回龍觀、常營等地還有幾處。

這裡合租的年輕人,同樣沒有屬於自己的客廳——甚至有的房東將客廳改造成隔斷間,從而真正意義上的消除了客廳。

我來北京的第一年,住在一套180平米的房子裡。聽起來很性感,事實卻是,二手房東把這間180平的的房子隔斷成了8個房間,只留下一條窄窄的走道。

我和另外7個倒黴孩子一起在這裡蝸居了半年多。除了在衛生間的使用問題上,有過幾次尷尬的交流,並沒有更多的對話。週末的時候,每個人都像被冷落的妃子一樣獨守閨房,極少出門見人。至於客廳,那是個什麼東西?

房地產開發商在設計、建造房子的時候,考慮到了房間的組合與消費人群的匹配,如loft公寓是賣給單身青年,兩室一廳是賣給三口之家。

然而在一線城市,大量湧入的外來人口和高企的房價使得這種“精心的安排”付之東流。房東或二房東將一套房子儘可能的隔斷成更小的單位,租給多的人,賺更多的錢,從而去追求一種在商業地產才常用到的概念——“坪效”。

當一套房子尋求“坪效最大化”的時候,客廳往往成為最先犧牲的部分:它佔據了很大的面積,同時在大部分人眼中都是可有可無的東西。

在北上廣,一切最原始的生理需求都會力求從簡。有三尺之地可以下榻就不錯了,還要啥自行車。

被遏制的社交衝動

90後、95後正是最需要社交的人群。

年輕人,血管裡流淌的都是荷爾蒙,他們身體上的每一部分,都在渴望輸出和反饋。但是加班佔據了他們的大部分時間,同時適宜的空間也被佔據。

在“死宅”文化最為盛行的日本,這個現象最為嚴重。因為人口越來越聚集,可供年輕人進行“聯誼”的公共空間越來越少。

由於缺乏社交,年輕人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低慾望”的狀態:不願出門,熱衷於遊戲和外賣,在工作和錢上面沒有追求,對結婚生孩子也沒興趣。

因為這些人的出現,日本應運而生了“死宅經濟”。前一陣日本有的地區出現了“出租姐姐”的業務,小姐姐上門服務,專注宅男的心理建設。


年輕人的孤獨,是從失去客廳開始的?


相比之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密集地區之一的香港,雖然住房問題上同樣嚴峻,但在對年輕人的社交空間建設上卻有許多值得借鑑的地方。

香港的規劃要求每個社區都匹配一定的公共空間,無論住在哪裡,周圍都有能觸及的游泳館,圖書館,網球場等。像麻雀館這樣老少皆宜、諸事皆可談的場地自然也必不可少。

反觀北上廣一線城市,類似建設完善的公共空間則少得可憐。

網絡和夜店不能成為客廳的替代品

於是,年輕人把社交轉向了網絡。

線上的社交看上去容易的多,有微信、微博、抖音等一大把的平臺、一大半的陌生人來互動。即使打個遊戲,都能和不認識的人曖昧上兩句。

如此看來,年輕人的社交問題似乎通過一臺手機就能得到解決,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更接近事實狀況的是,互聯網觸及的越廣越深入,人們就越孤獨。

微信裡面上千好友,晚上一個人寂寞難耐卻無人可聊。亦或者是聊了兩句,說了拜拜,他睡了,卻把你拉向更深的夜。

線上社交是對孤獨“隔靴搔癢式”的解決辦法。

網聊不靠譜,那去酒吧夜店來一場狂歡如何?只要蹦迪的舞步夠快,寂寞也許就追不上我。

短暫的充盈也許會讓人感到滿足,但歡樂場裡的滿足從來都是走腎不走心,除了為了把妹子帶回家,沒人會在夜店裡談詩和遠方。

在夜場和酒局裡,你遇上了千千萬萬個人,但實際上你一個人都不曾遇到,因為那裡太嘈雜了,他們都不曾與你建立穩定的關係。

他們和你一樣,是一個一個的孤島。

為什麼選擇客廳?

客廳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一個沒有束縛的場景,是沒有目的的領域。

在客廳裡,一個屬於自己的空間,穿著睡衣,淡妝濃抹或者素顏都是很相宜的。

和朋友一起或哭或笑,或傻逼,都是合理的,這才是真正的社交。

*本文圖片來自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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