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自己的文章《回答這個問題：何為啟蒙？》中開篇就說到：“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
這個定義是對這場來自英國的精神革命的深刻總結。在這位獨具慧眼的哲人看來，啟蒙運動是一場重新認識世界的活動。在此之前，我們把太多的東西當成了理所當然，從來沒有思考過“它們何以如此？是否應該如此？”等問題，世界在我們眼前是純粹客觀的、先天的，我們能做的只是去接受它、適應它，從來沒有質疑過它的合理性，但是啟蒙運動卻提醒了歐洲人——“從來如此，便對麼？”。
從此之後，現實世界在我們面前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就是：任何一個事物，它之前的存在並不能為以後繼續存在提供理由，要想繼續存在下去，它必須證明自己合乎人類的理性，否則人們有權利取消它繼續存在的資格。這個事物可以是一套習俗、一種文風、一系列成見。
或者，一個政權。
經過啟蒙運動的質詢和洗禮，政權合法性的問題已經成為每個現代化政權的必答題，社會契約論就是主流的解題思路。
我準備用兩篇文章捋清楚這個思路，今天先聊一個問題：為什麼是社會契約論？
換句話說，我們為什麼要建立契約社會？
契約社會本質上是一種社群組織狀態，如果不在這種狀態中，那就只能生活在另外兩種狀態中——自然狀態和戰爭狀態。
什麼是自然狀態呢？自然狀態就是沒有政府時，人們的生活狀態，就是“原始的無政府狀態”。
我們千萬不要把它當作一個歷史學概念，而應看作一個社會學概念。這種狀態不一定是某個已成過往的歷史階段，而是隨時可以重演的。
洛克和盧梭的書中確實連篇累牘地描述過作為歷史階段的自然狀態，然而，其中既沒有嚴肅的考據也沒有引證任何檔案。有的只有大量地想象與猜測，還有依據現代理性所下的是非判斷。
當然，如果因此而責備他們的非專業性，我們會貽笑大方的。對他們來說，歷史只是研究的素材而已，甚至只是他們展開論述的引子而已，他們要回答的是“理性思考作為人類的天賦何以竟被埋沒甚至褫奪？”這一問題，而不是“歷史具體如何發生？”的問題。我們在研究自然狀態時，不應該汲汲於考證它在客觀世界中的真實性，而應該思考其在理性世界中的合邏輯性。
現在回到“自然狀態”概念本身。
既然是無政府狀態，那就意味著沒有任何外在力量的管束，人們沒有需要忌憚的現實權威——在自然狀態下，人是完全自由的。
當然，完全自由不等於絕對自由。雖然沒有外在力量的約束，但那個“不慮而知”的良心卻一直沒有熄滅，不管我們做了什麼，它都會剛正不阿地作出評判——這個良心被稱為“自然法”。
洛克認為，自然法存在在每一個理性人的心裡，對每個人提出一視同仁的要求。它對我們的賞罰不形於色，只施之於情緒，使我們為自己的言行感到驕傲或悔恨。他還認為，對於所有事情來說，是非曲直其實是很明顯的，當糾紛發生後，所有的當事人內心裡都知道自己應該受到怎樣的賞罰。所以，如果每個人都做到忠實於內心的話，幾乎不會產生仲裁上的分歧。
在自然狀態中，每個人至少具備兩項最基本的權利：生命權和財產權。
說到生命權，有些思想家甚至認為，保護自己的生命不僅是每個人的權利，而簡直就是義務！在他們看來，人類是上帝的造物，人的生命是上帝賦予的，既然這樣，每個人的生命並不屬於自己，而應該屬於上帝。我們從上帝手中接過自己的生命，就有義務保護好它，不能讓別人侵犯或威脅到它，否則就是對上帝的不敬。從這一點上來講，每個人都有責任採取一切手段延續自己的生命，前提是這些手段不能威脅到別人的生命，所以自殺或其他的自殘行為都是違法的——違背了自然法。
相比於生命，財產權則完全屬於個人。因為一個人所有的財產都是在他出生後憑藉自己的勞動獲得的，與上帝沒有直接關係，所以任何其他人包括其他神靈，都無權奪取他的財產。
生命權和財產權是顯而易見、不證自明的，就像實在物一樣輪廓分明。即使在自然狀態下，沒有成文法律的規定和正式的聲明，每個人都應該不約而同地遵守。
總之，在自然狀態下，每個人都有自然法所規定的基本權利，也可以在自然法沒有明確說明的範圍內（也就是大家尚未形成共識的領域），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當然，如果自然法受到損害，任何人都有權利和義務去捍衛它。
當一個人的基本權利受到損害，他就有權按照自然法維護自己的利益。如果看到一人在破壞另一人的權利或健康時，他也不能袖手旁觀，而應該挺身而出，捍衛自然法的尊嚴。當然，因為是在自然狀態下，個人無法代表社會對罪惡進行懲罰和教育，所以，“執法”的力度只能控制在“糾正和制止”的範圍內，即只要讓犯罪行為終止即可。
看完上述介紹後，你會發現，在自然狀態下，一個人是否安分守己全憑自覺。每個人在自制力和覺悟上是參差不齊的。稍有違背就有可能使自己和別人陷入戰爭狀態。
如果說在自然狀態中，人們擁有完全自由，但必須依照自然法行動，那麼處在戰爭狀態的雙方則擁有絕對自由——他可以對對方做任何事情，自然法已經起不到約束行為的作用。
當一個人正在對另一個人使用暴力的時候，則等於宣告雙方進入戰爭狀態，因為暴力已經威脅到了一個人所有權利的基礎——生命。
當一個人剝奪了或者企圖剝奪另一個人所有自由的時候（比如奴隸主之於奴隸），也意味著雙方處在戰爭狀態。原因如同前述：一方的所有權利都受到了威脅，在這種情況下，他甚至連自由處置自己生命的權利都失去了。
即使在公民社會中，也有可能出現戰爭狀態，但這時世俗法律僅居於次要地位，因為人的生命和自由高於一切，甚至高於成文法的條款。而且，戰爭狀態一般都是緊急情況，根本來不及訴諸法律或其他權威來制止，更來不及尋找仲裁者來消除分歧、制止暴力行為。這個時候，雙方都可以便宜行事，只要能最大限度地捍衛自己的生命和其他基本權利。但是一旦對方停止了攻擊行為，那麼戰爭狀態立即結束，我們應該訴諸法律，而不能繼續私鬥。
以搶劫為例，當一個人被搶的時候，他的生命權受到了威脅，他儘可以採取有效的方式自衛，即使殺死對方也合情合理（因為是對方將二人拉入戰爭狀態的），但是如果搶匪搶完了錢揚長而去的時候，戰爭狀態就宣告結束，世俗法律的申訴通道重新開啟。受害者不能私自復仇，只能申請社會的公共裁決。
好了，現在我們可以回答：為什麼要建立契約社會？
在自然狀態中，我們缺乏仲裁的尺度。雖然我們有自然法來規定權利和義務，但自然法畢竟只是一些大概的原則，在很多具體的紛爭中，會出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情況，這個時候我們需要明確的、權界清晰的成文法來提供仲裁標準。
在自然狀態中，一旦出現紛爭，誰也沒有權利做居間調停的仲裁者，因為沒有人賦予他超越別人之上的權利。但是在契約社會中，我們有法官，他的仲裁權是公民們轉讓權利的結果。
自然狀態中，沒有任何力量保證自然法的正常運行，我們所倚賴的只有每個人虛無的責任感和正義感。而對有些人來講，良知的聲音簡直氣若游絲，可以忽略不計，如果這樣的人達到一定比例，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對自然法喪失信心，自然法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人們將整體陷入戰爭狀態。
為了確保每個人基本權利不受剝奪，確保我們每個人作為個體的尊嚴，確保我們不會從自然狀態一步一步、最終墮入戰爭狀態，我們需要一套完整的契約，需要一個契約社會。
契約實質上就是大大小小的準則，是自然法在人間社會的實體形態，依靠這些準則，我們建立起公民社會。這個社會的所有人、所有活動都必須遵循這些準則，它們包括憲法、國家機構、政治制度、大大小小的法律、規章等等。
個人權利作為種子，社會契約作為土壤，公共理性作為揮灑其上的汗水，一個公民社會拔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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