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民国名气最大的女画家，也是西洋女画家的第一流人物。对很多人来说，她在海外的名声甚至比在国内还大。而对更多人来说，对她来的了解来自于巩俐演的那部电影《画魂》。关于潘玉良的电影一共有两个版本，另一个版本则是李嘉欣主演。
▲巩俐版《画魂》
▲李嘉欣版《画魂》
虽然两个版本的电影，都是大美女来演，然而，真实的她其实长这样：
风华正茂的她
风韵犹存的她
她的自画像
对，就是这么长相如此普通，甚至可以说有点丑的女人，却完成了从雏妓转变成为一代画师的逆袭。
她和潘素的身世背景有点像，不过她比潘素名气更大。
▲ 94年《画魂》赵薇饰幼年潘玉良
潘玉良最先不姓潘而姓张，叫张玉良。出生在古城扬州一个贫民家里。一岁时丧父，8岁时相依为命的母亲也不幸离开了人世，孤苦伶仃的她被舅舅收养。
14岁时的潘玉良发育成熟，一副鸭蛋型脸庞，五官匀称，高高的鼻梁，水汪汪的眼睛．且身段儿苗条，显得亭亭玉立，天生的丽质天资，是个天生的小美人儿。她舅舅看着这些，不由忘却了同胞姐姐的手足之情，财迷心窍，偷偷地将她卖给了芜湖县城的怡春院。
因为年龄小而且样貌也不出众，虽然身在妓院，但做的主要只是些打杂跑腿的活。青楼就是人欲念场的缩影，有多少世故便有多少人情。似乎是天性里便有一种倔强和不屈服，在看透了妓院的奢靡生活后，她当然不甘心于此， 想抓住任何可以逃跑的机会。
《画魂》剧照
她曾试图逃跑十次，都失败了。逃跑没用，便选择毁容上吊，以为将自己毁容便可以不用再接客，没想到最后还是被抓住。被抓住后的结果就是一顿又一顿的毒打，在面对自己的命运，想要改变环境是多么的无力！
17岁那年，她因姿容清秀，气质脱俗，渐已芳名远播，成了芜湖地界令人瞩目的一株名花。幸好，命运无常却也最有情。那年的一次宴会上，和往常一样，她认真整理了发髻，唱了一首平常拿手的小曲。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似乎是唱进了人心一样，那时候身为芜湖海关监督的潘赞化也被打动了。他想知道是谁把这样凄楚的曲子唱的这么撩动人心，后来发现原来是一名青楼的小小雏妓。不过，这个人和他见过的别的青楼女子不一样，软软糯糯，她的眼神里却全是一种刚毅和不屈服。
果然，这次相会让两人互生情愫。潘赞化最后竟然冒着会损害一个男人名誉的风险把她硬是给赎了出来。潘赞化没有把她只当作一个烟花女子，彼此心生爱慕，后来娶作二房，张玉良改姓为潘玉良。
有人说，青楼女子有两样东西看的最准，一是首饰，二是男人。潘玉良的眼光果然很好，认定了潘赞化便是一眼定终生，而潘赞化待她也是一生一世。
潘赞化安排玉良居住在上海，并为她请了教师，潘玉良开始了新生活，她如饥似渴地学习，后来又跟随画家洪野先生学画。
人的机遇是难以预料的，有时偶然性也表现为一种奇特的命运，会把做梦也意想不到的幸运赐给人。认识了潘赞化，是张玉良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
《我的家庭》油画（潘玉良背后戴眼镜站立者为其夫潘赞化）1931年
潘玉良爱画画， 爱了什么程度。她不满足于跟着画师学画，1918年，以素描第一名、色彩高分的成绩考进上海图画美术院（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成为了刘海粟的学生。
那时候，开始学人体素描课，她完全陶醉在人体这精妙的艺术构造中，为了画好裸体，她便跑到女生浴室去画，这种行为当然被所有女生唾弃，很多人视她为洪水猛兽。无奈，她只能对着这镜子画自己。
毕业后又以优异的素描成绩取得了到法国留学的机会，踏上了去巴黎的征途。与中国同学徐悲鸿，邱代明等，在巴黎的凯旋门，在波光粼粼的塞纳河上留下足迹和身影。
即将毕业时，玉良与在欧洲游历的母校校长刘海粟不期而遇。异国重逢，她无比激动，一把抱住老校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眶里只是泪花。当下，刘校长给玉良写了聘书，回国后，聘任她任上海美专绘画研究室主任兼导师。
九年异国他乡的飘泊，历尽艰辛，带着圆满和喜悦，她回国了，与潘赞化久别又重圆，心有说不出的高兴。
两个月后，潘玉良在上海举办的“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画展”，展品两百多件，震动了中国画坛。
1932年，玉良举办第二次个人画展，游欧回国的刘校长亲临画展，校长在那张《浮山古刹》前停住了，他指着画对身旁围观的人说：“你们看，好一座别致有趣的古刹，可谓是淋漓逼真，惟妙惟肖，它说明了作者西画功底坚实，也表现了技巧的纯熟，意境不错。”在场观者无不赞同，可老校长话锋一转：“可是，我不喜欢也不主张这种素描，我主张借鉴西方的艺术，用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绘画艺术……”
玉良受到了震动，她认真思量，自己作品缺乏个性，之后，为了充实和丰富自己的艺术营养，她走遍黄山、庐山、浮山、扬子江等地，在峰巅、峡谷、画室、课堂、河畔、林荫奋战。两年后她展出了别开生而的新作，受到了人们的赞誉。
一天，她突然接到潘赞化的电话，大夫人来了。
她回家里，听到大夫人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大主小卑，千古常理，不要以为当了教授就可以同我平起平坐……”
玉良思前想后，又不由同情赞化来，“倒是难了他呢！”于是她心软了，屈服了，她急步走进屋里，对着大夫人双膝跪了下来。
任教的几年，也经常展览画作。30年代的中国，风雨飘摇，有一次，潘玉良展出了一幅油画《人力壮士》，画面里一个裸体的中国大力士，双手搬掉一块压着小花小草的巨石，这幅画寓意她对战场将士们的敬重。然而，这幅画却给她带来了一辈子难忘的羞辱。
▲30年代潘玉良(前排左一)与友人摄于上海
第二天再来画室的时候，这幅画已经被人划破，边上还贴了张字条，上面写道：妓女对嫖客的颂歌。总有那么一些人，看着别人的名气越来越大，却总也想着用别人的过去来揭别人的伤疤。
在国外是待不下去了，她只能又重新和潘赞化商量着出国。这一次的离别，和上一次一样，两人在码头依依不舍，然而不同的是：这一次离别，竟成了永别。
不久，玉良又坐上了加拿大皇后号邮轮，离开了赞化，离开故土，她又来到巴黎。
不久，她在“中大”的学生王守义来到巴黎，专程找到了玉良，想让玉良承订一座格鲁赛先生的雕像，报酬六千法郎，玉良答应了。
为了这尊雕像，她花费了不少心血，作品完成后，鉴赏权威那赛夫先生看完了作品赞不绝口，当即决定他们博物馆收藏。
玉良顷刻觉得心里凉爽和甜润，脸上绽出宜人的红润，那赛夫先生又看了玉良的工作室，他兴奋他说：“这就象藏匿在深谷的一朵意大利黑色郁金香，独具神韵。一旦被识者发现，就要让艺坛惊倒！”
1950年，玉良去瑞士、意大利、希腊、比利时4国巡回画展，历时9个多月，获得了一枚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的艺术圣诞奖章。当她胜利回到巴黎时，在《晚邮报》上看到了一则消息：“中共重用艺术家，徐悲鸿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刘海粟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们的个人画展，由官方分别在北京，上海举办，盛况空前。”
玉良的眼睛湿润了，是激动？还是乡情？晚上回到住处，玉良又见到了赞化从中国寄来的信，赞化介绍了祖国解放后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情况，希望她早日回国！此时此刻，她说不出有多激动，有多高兴，她顾不上疲劳，立即给赞化写了回信。
玉良向往着飞回祖国，但她为她画展准备的作品，不得不花费她更大的精力，她全力投入创作。生活在演变中，赞化的书信慢慢少了，有时只有三言两语的客套话。后来竟长时间没了音信。发生了不幸？他有难言之隐？不测风云？她联想到近来法国报纸上常常刊载中国清洗知识分子的消息，心里一阵悸动！
有一天，她看到报纸有则醒目的消息：“中共清洗知识分子，艺术家刘海粟以右派罪名清洗。”玉良仿佛一下子坠入了五里雾中，何谓“右派？”她不明白，清洗又是怎么回事，为何要清洗知识分子？她也搞不清，她理不开这团乱麻，她只相信刘校长是大好人。她即给赞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提了不少问题，信寄出去后，她翘首望着亲人的回信。
1958年8月，“中国画家潘玉良夫人美术作品展览会”在巴黎多尔赛画廊开幕。展出了她多年来珍藏的作品，展览未闭幕，展品除自藏未标价外，均订购一空。巴黎市政府购藏十六件，国家教育部，市立东方美术馆都有收藏。她的汗水没有白流，她的辛苦没有白费，她的心血没有白费，她成功了！
美展宴会归来，画桌上摆着赞化的一封来信，她的手颤抖着拆读起来。当她读到“刘海粟是右派，右派即是敌人，你我均应与其划清敌我界限”时，玉良的心碎了，顿时两手透底冰凉，她的头显得膨胀，她万万没想到，赞化会讲她最尊重的校长是敌人！
她又继续读下去：“来信预告美展有成功之望，将实现你之积45年之理想，当祝当贺！你要回国，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当然是人生快事。不过虑及目前气温转冷，节令入冬不宜作长途旅行，况你乃年近六旬的老媪，怎经得长途颠簸和受寒冷，还是待来春成行为好……”
读到这里。她什么都明白了，她领悟了赞化措词的用心，当下不宜回国，这是赞化信中的核心，也是他急切要表达而又不便表达的内涵，一柄利剑，砍在她的心口上，她全身感到一阵痛苦的颤憟，她无力地倒在沙发上。
1959年，巴黎大学把它设置的多尔利奖，奖给了张玉良，这在巴黎大学的奖励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巴黎市市长亲自主持授奖仪式，把银盾、奖章、奖状和一小星型佩章授给了她。
1964年，法国与我国互相承认，建立了外交关系。一天，一位叫王萍的女士专程来到玉良的住处，她代表大使馆来看望张玉良，这时玉良才知道赞化于1959年7月离开人世。一场平地而起的风暴，把玉良的归乡梦再次打碎了！
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次王萍又来玉良住所，她捎来了周总理传来的信息：“祖国理解你的心情，也诚挚地欢迎你回去，什么时候回国？总理有考虑，由我们安排。”
在法国的日子是孤独的，因为没有正式的工作，只能靠政府的救济金度日。日子过得贫困又艰辛。命运总是如此奇妙，潘玉良一生都是各种不幸，然而却又有各种贵人出手相助。她住在巴黎的房子附近有一位中餐馆老板，他很欣赏潘玉良的才华，并且心生爱慕，不断地尽自己所能接近她、帮助她。来来往往久了，或许是觉得时机成熟了，或许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欢喜。中餐馆老板就想要告白，然而，这一次告白却让潘玉良惊恐万分。
潘玉良说：
“ 朋友，我讳言，我有痛苦，但也有宽慰，那就是赞化和我真诚相爱，我虽然和他隔着异国他乡，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还要回他的身边。”
一晃又是10年，中国结束了动乱，王萍又专程到医院看望病床上的张玉良，并向她报告了喜讯，错划的右派得以平反改正，她的老校长刘海粟回到南京艺术学院任院长。玉良颤抖抖地从胸前口袋里掏出怀表，又从脖子上取下嵌有她同赞化合影的项链，放到守护在她身旁的王守义的身上，用尽最大的气力说：“兄弟，多少年来，有劳你照应，现在我不行了，我……还有一件事相托，这两祥东西，请你带回祖国，转交给赞化的儿孙们……还有那张自画像，也带回去，就算我回到了祖国……拜托了！……”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了，她的眼睛在嘴唇无声地蠕动中闭上了。就像束灿烂的流星速然消失在巴黎的夜空。
在法国滞留了40年，没错，是滞留，她心心念念的家乡，回不去，也不可能让她回去了。她留下了两件遗物，一件是项链，一件是怀表。这两个都是当时和潘赞化离别时潘赞化送给她的纪念物。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潘玉良心里念想着的也还是潘赞化，她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也是最让她记在心里一辈子的男人。
《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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