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馬爾堡病毒。
馬爾堡病毒是以西德的一個城市馬爾堡命名的，又稱綠猴病病毒、綠猴因子、馬爾、馬堡病毒等，是一種致命性病毒。馬爾堡病毒和埃博拉病毒有關，都源自非洲烏干達及肯尼亞一帶，為人類和其他靈長類的共通疾病。病毒是由動物傳染給人類，但病毒終極來源不明。
馬爾堡病毒可以透過體液，包括血液、排洩物、唾液及嘔吐物傳播。病患者病狀為發高燒、腹瀉、嘔吐，身體各孔穴嚴重出血，通常病發後一週死亡。
1967年秋，在西德的馬爾堡、法蘭克福和南斯拉夫的貝爾格萊德的幾所醫學實驗室的工作人員中，幾乎同時暴發了一種嚴重出血熱，有31人發病，其中7人死亡。調查發現，直接染病的人多是因為接觸當地實驗室內染有馬爾堡病的猴子而致病。這些猴子是來自非洲烏干達的一種品種為 Cercopithecus aethiops 的猴子，西德進口這些猴子原本是用來研製小兒麻痺症的疫苗。
雖然找到了馬爾堡病毒的原因，但遺憾的是，科學家們一直沒有找到這種病毒的宿主。這一章的第一部分詳細介紹了科學家們尋找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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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年間，來自美國、歐洲和東非的研究人員走遍了烏干達和肯尼亞，尋找馬爾堡病毒的儲存宿主。他們把捉到的猴、猿、齧齒動物、蚊蟲、扁蝨、鬣狗、犬科動物、貓科動物、牛科動物統統作了測試，但是根本沒有發現這種病毒的儲存宿主。”
“面對這個謎團，世界衛生組織無法預料何時、何地馬爾堡病會再次出現。關於德國和南斯拉夫的疾病暴發，這個機構只能說兩件事，都與病毒由猴到人的傳播有關係。”（P54）
在第一部分的結尾，作者不得不遺憾地寫道——
“所以謎團仍是謎團。它始於兩個德國科學家小組，小組從事的是在衛生事業中最樂觀、最有潛在好處的功業：研製疫苗。它由猴細胞發生，它結束於如此廣大、如此多樣的一個地理空間，從內羅畢到開普敦，跨越數千英里，卻沒有人能找出一點線索。 ”
“在科學家高談人造心臟和先進的大腦外科手術的時候，20年後馬爾堡的秘密竟然依舊漆黑一團，這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但它確實毫無線索。”（P56）
差不多30年以後，2004年10月起，馬爾堡病毒在非洲安哥拉爆發，至2005年7月才平息，超過300人病發身亡。據美國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數字，2005年內，病症個案以每天3%速度增加。這次爆發的發病死亡率維持高達10%，首五個月更高達20%。
現在和大家繼續讀第二部分，關於巴西腦膜炎。
如果說第一部分講述的馬爾堡病毒不了了之的話，第二部分介紹的人類與腦膜炎的鬥爭似乎也是半斤八兩。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關注過一個消息：2019年3月5日，巴西前總統盧拉的七歲幼孫阿瑟阿勞霍盧拉達席爾瓦因患球菌性腦膜炎夭折。這正是這本書中描寫的1974年巴西腦膜炎！45年以後繼續威脅著人們的生命！
腦膜炎的感染是由奈瑟氏腦膜炎球菌（Neisseria meningitides）引起的，從人到人直接傳播，由打嚏噴時的鼻涕星兒攜帶。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腦膜炎也能使10%的感染者喪命。（P57）
1974年8月，巴西聖保羅這個迅速發展的千萬人口的大城市——當時號稱連市郊共2 000萬人口——正在球菌腦膜炎流行的痛苦中。進入埃米利奧·裡巴斯醫院的病人有將近15%在死亡線上掙扎。這還是聖保羅最好的醫療單位，在較小的醫院，兒童的死亡率高達77%，成年人高達60%。（P57）（1974年1月到8月之間，僅裡巴斯醫院一家就收治了11萬例腦膜炎病人）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一位年輕的志願者醫生麥考密克，來到了這裡，開始了他傳奇般的工作。當時巴西是“一個以殘酷聞名的軍政府”，而麥考密克又不懂葡萄牙語，對他工作的開展極為不利。
但是，他以頑強的毅力和出色的社交能力，用自己紮實的專業技術為基礎，用不到一年 的時間學會了葡萄牙語，而且可以達到流利對公眾演講的水平，與政府巧妙而友好地周旋，說服政府同意接種疫苗，爭取最大的支持。
“麥考密克決定集中精力對公眾進行教育，並且立即自學葡萄牙語。到10月，他已經可以接受記者長時間的訪問，舉行記者招待會，呼籲人們鎮靜、理智。
“我得清楚自己講的話，”麥考密克暗想，“使人們有信心。”
作為一個局外人，麥考密克可以扮演一個特殊的角色，也是一個敏感的角色。10年來，巴西受到一個以殘酷聞名的軍政府的統治。到1974年底，無數的學生、工會領袖、宗教活動家、社會底層的代表都“消失”了。所謂“消失”只是死亡的隱語，消失前往往是綁架和酷刑。謠言和恐懼充滿著公眾輿論以及該國無人相信的少數政府公告。
但是總的說來，巴西衛生部對於腦炎的公佈還是準確的。麥考密克的部分外交策略就是公開支持政府關於流行病的聲明，但同時卻與軍政府明顯地保持很大距離。這種面面俱到的方針是杜克大學醫學院不曾教過的，也是疾病控制中心的培訓計劃未曾涉及的。
麥考密克必須小心處事。在幾個月之內，他學會了如何輕描淡寫地指出，幾乎所有的腦炎患者都來自極端貧困的社區，如聖保羅和里約熱內盧的大批棚屋區，但是卻並不直接抨擊造成貧困的政府政策。他提到疾病傳播最快的是住房密集、衛生很差的地區，這裡的人用不到乾淨的自來水，很少洗澡或洗衣服。在這種條件下，病菌滋生，一個家庭成員可以通過共用的毛巾、衣物、抹布或手帕傳病給另一個人。
等到梅里厄製造的疫苗足夠為聖保羅的居民接種時，流行病已經在巴西的至少六個州奪去了11萬條生命，引起15萬人患了重病。據報道，大約30%的病癒者留下這樣或那樣的長期性神經系統疾病。
到新年時，里約熱內盧的發病率為10萬人中有205例，當局擔心即將到來的狂歡節會使病傳播得更廣。到時千百萬巴西人和旅遊者在擁擠的街道上接連數日一起狂舞，這情景確有可能使流行病被舞累回家的狂歡者帶到全世界去。（P62-63）
雖然里約熱內盧的官員絲毫不知道梅里厄的疫苗會多麼有效，或多麼危險，但他們感到別無選擇。1月13日，他們開始了一項12天的接種運動，宣佈的目標是給大里約熱內盧80%的居民接種疫苗。
5天之內，里約熱內盧的300萬居民被接種，腦炎發病率立即直線下降。在人們擔心的狂歡周，只有10人染病。
受到里約熱內盧經驗的鼓舞，軍政府組織了全世界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接種運動。從4月21日到24日，將近1 100萬的聖保羅居民被接種，相當於該市人口的90%。接種前，先將市內交通樞紐封鎖起來，一時間排隊等候注射的人多達50萬。整個媒體被動員起來，做流動的巨大宣傳工具，軍車頂上的高音喇叭廣播接種事項。
不久，巴西各地都實行了類似的軍事化準確行動，最終使疾病停止流行。
1976年初，麥考密克返回亞特蘭大的疾病控制中心總部時，腦膜炎已經不再是巴西的一個嚴重問題了。
“但是，毒性很強的A型病菌是從哪裡來的，這個根本問題依舊沒有解決。1976年2月，泛美衛生組織在華盛頓開會時，麥考密克力主在巴西疫情的官方總結中加上下面這段文字：
目前，還不可能預料何時何地會發生腦膜炎球菌腦炎流行病。因此，也不清楚何時何地應進行預防性接種。”
我想，開始提到的2019年3月巴西原總統的孫子輩同樣的病毒致死，一定不完全是偶然的。
在泛美衛生組織的最後報告中，完全受到忽視的是病菌開始有能力抵禦普通抗生素這件事的重要性。
現在和大家一起讀第三章的第三部分，關於黃熱病。
黃熱病（yellowfever），是由黃熱病毒引起，主要通過伊蚊叮咬傳播的急性傳染病。臨床以高熱、頭痛、黃疸、蛋白尿、相對緩脈和出血等為主要表現，在非洲和南美洲的熱帶和亞熱帶呈地方性流行。
正如《逼近的瘟疫》中寫道的那樣：“從17世紀開始，黃熱病已經是美洲的一個重要的、令人恐懼的殺星，從加拿大到智利，在叢林和溼地引起流行病，在城市流行期間奪去了多少萬人的性命。開始發病時是頭疼、發燒、輕度不適，幾小時內身體發冷、肌肉疼痛、嘔吐。5日後體內出血開始，肝臟工作不正常，病人出現黃疸病。如果以前沒有感染過這種病毒，病人有一半可能死亡。1793年黃熱病在費城流行，市內15%的人喪命，三分之一的居民逃往鄉下。”
“在西非，黃熱病簡直無處不在，大部分病癒的成年人對此病都有免疫力。許多歷史學家指出，正是由於對黃熱病抵抗力極弱，才使得英法殖民主義者未能取得對西非的完全控制。在非洲的有些地區，這種病的威懾力量十分明顯，從蘇丹到塞內加爾的民眾用歌曲和詩文來歡慶這件事。20世紀80年代中，尼日利亞伊博地區的小學生仍在歌唱蚊子和蚊子帶給英法殖民主義者的疾病。”
作者指出，同對待瘧疾、脊髓灰質炎、天花和所有細菌性疾病的態度一樣，20世紀60年代對於黃熱病控制的情緒也是極端樂觀的。
之所以樂觀，因為一是擁有了可以殺滅攜帶黃熱病毒的埃及伊蚊的滴滴涕和其他殺蟲劑，二是擁有了一種有效的疫苗。“從1937年起，黃熱病的疫苗已經開始使用，改進型的疫苗更是效力強大，每一個接種的人只需一針，即可終生受到保護。”P64
但是，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科學家和醫衛專家面對不斷突如其來的各個地方的黃熱病仍然束手無策。以至於到了1972年，洛克菲勒基金會不得不宣佈：
試圖消滅黃熱病不會有結果
在這一章的最後，作者充滿遺憾和同情的口吻告訴讀者：
“這項活動無果而終。
莫納特大失所望，垂頭喪氣，把伊巴丹實驗室的設備裝進箱子，向尼日利亞的同事揮手告別。但他還不能離開非洲，一時還離不開。比黃熱病更可怕的東西在等著他。”（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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