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初，在中國湖北武漢地區出現一種新型冠狀病毒，該病毒因當地出現多起病毒性肺炎病例而被發現。經臨床醫學證明，該病毒存在人傳人現象。隨後，國家衛生健康委決定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納入法定傳染病乙類管理，採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
2020年1月30日，世衛組織發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2020年2月12日，該病毒被世界衛生組織命名為“COVID-19”。
以上內容將被記錄在各大網站的百科詞條中。若干年後，當人們再度查詢“新冠肺炎”時，我們今天經歷的一切將被喚醒。
今日之蹉跎，他日之歷史。生於當代，我們很難真正理解“瘟疫”曾經對於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影響，更難將“肺炎”這種現代醫學中的常見病，和瘟疫聯繫起來。但是2003年的SARS，和當下爆發的“新冠肺炎”都告訴我們，“肺炎”並沒有想象得那麼簡單。
縱觀中國上下五千年，很多大規模的瘟疫多是以肺型為主。據統計，歷史上大約3-20年就會發生一次，主要集中在10-2月這五個月裡。由此可見，瘟疫離現代人並不遙遠。但也不用害怕，因為回顧中國歷史，就是一部和瘟疫作鬥爭、並不斷取得勝利的歷史，古人不斷提升衛生防疫措施的經驗，貫穿於中國社會發展的始終。今天，有理哥就帶大家一起回顧一下，中國歷史上那些與瘟疫搏鬥的歲月，看看中華民族是一個多麼不屈，多麼偉大的民族，今天的苦難只是輝煌歷史中的一個小小片段而已。
貫穿上下五千年的瘟疫
瘟疫這類詞，最早出現在殷墟甲骨文上，當時已有“蟲”“蠱”“瘧疾”“疾年”等文字的記載。此外在《尚書》、《山海經》和《左傳》中也有“癘”的出現。傳統史籍中通常將瘟疫稱為“疫”“痢”“瘴疫”或“瘴癘”。
現行對瘟疫的一般解釋為“容易引起廣泛流行的烈性傳染病”。《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傳統醫學》對瘟疫的權威解釋是“具有溫熱病性質的急性傳染病”“屬溫病中具有強烈傳染性、病情危重兇險並具有大流行特徵的一類疾病”。在《周禮》《禮記》也都有“以索室毆疫，大喪”“民必疾疫，又隨以喪”等記載。
並且，先秦時期的古人對“疫病”的發病規律已經有了樸素的認識，《周禮·天官·疾醫》載：“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臠首疾，夏時有癢疥疾，秋時有瘧疾，冬時有漱上氣疾。”
到了秦代，“疫病”更為可怖。《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
而漢朝，在公元2年，青周大疫。漢平帝詔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後漢書·志第十七·五行》記載大瘟疫14次，其中記載發生確切時間的有9次：“光武建武十三年，揚徐部大疾疫”，又有“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又如“建安二十二年，是歲大疫”等，基本都發生在冬季。
三國時期，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發生疫病，當時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給吳質的信中說：“親故多羅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剩下的五人均死於傳染病。
唐代史料中有關瘟疫的記載始於貞觀十年（636年），終於大順二年（891年），255年中共爆發21次瘟疫。瘟疫時而與自然災害並行，如《舊唐書37·五行志》記載了永淳元年六月的一場瘟疫：“關中初雨，麥田澇損，……加以民多疫癘，死者枕籍於路。”
兩宋時期，瘟疫發生比較頻繁，北宋的168年裡，至少有59年發生過疫災，南宋的152年裡，僅都城臨安一地就爆發了15次大瘟疫。《宋史62·五行志》有：“江南頻年多疾疫。”
明朝從朱元璋稱帝至崇禎殉難的277年裡，共爆發大規模瘟疫75次，甚至還有一年爆發多次瘟疫的慘狀。
清朝從入關至鴉片戰爭爆發的196年裡，有78年爆發了大規模瘟疫。而光緒二十一年後，爆發了京師直隸大疫、1902年黑龍江璦琿霍亂流行、1910年東北鼠疫三場大瘟疫。
由此可見，瘟疫始終伴隨在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其最大的影響就是對人類生命、健康的剝奪，對社會勞動力供給的巨大削減，即死亡人數的集中爆發。而這，也是區分瘟情大小的最直接標誌。
最早記載我國瘟疫最恐怖暴烈、死亡人數巨大的，可以追溯到公元468年。當時，在現在的河南、河北、山東、湖北、安徽等地發生疫病，死亡人數達14至15萬人。歷史上，中國各地瘟疫不斷，每次瘟疫都會奪走很多人的生命。
中國曆代部分疫情亡人情況一覽
衛生防疫是一個古老而神聖的話題
正所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任何時代，瘟疫的流行都會給國家和個人帶來巨大的災難和影響。幾千年的歷史表明，無論病魔是多麼的險惡和猖獗，每次正邪之戰的最後總是人類躲過毀滅性的災難，那麼，從古至今，中國是用哪些方法實現預防和治療瘟疫的呢？
根據甲骨文和出土文物來看，早在夏商時期，人們就已經養成了洗手、洗腳等衛生習慣，有利於防止疾病傳播。
（當時古人的盥洗器）
中國古代的防疫思想是很豐富的，除了大搞衛生預防疫病以外，先秦的人們還在努力思考：疫病是怎麼產生，又是怎麼傳播的？
雖然當時沒有細菌、病毒等生物學概念，但人們已經察覺到，疫病的發生與季節、環境有一定關係。疫情一般是在大旱災、水災、蟲災之後發生，或在季節失調時發生，或在戰爭之後發生。
《周禮·天官·疾醫》記載：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癢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漱上氣疾。
《晉書·食貨志》記載：至於永嘉……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白骨蔽野。
《宋史·五行志》記載：建炎元年，金人圍汴京，城中疫死者幾半。
除此之外，中國古代醫家很早就認識到一些瘟疫病的傳染性，並發現隔離疫病患者可以有效防止疫病的傳播。
在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上，已經出現了對麻風病隔離院的記載：甲有完城旦罪，未斷，今甲癘，問甲何以論？當遷癘所處之。意思是，甲正在接受城旦（築城）的刑罰，服刑還沒有結束，現在得了麻風病，該如何處置？應當把他轉移到癘所再處理。這裡的“癘所”就是專門隔離麻風病人的場所。
到了明代，防疫史上值得記述的一筆，就是人痘接種術的推廣。人痘接種術預防的是一種烈性傳染病——天花。根據相關典籍記載，中國醫學家早在宋真宗（968年-1022年）時代就發明 了人痘接種術，即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皰裡的痘漿、痘瘡結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過的沾有天花痘漿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過天花的人。
但是人痘接種法應用的初期，種痘術還不夠成熟，醫生對這種預防法的掌握也不夠熟練，種痘失敗率較高，甚至種痘不成，反而危及健康人的生命。明代郭鈺輯《金陵瑣事剩錄》就有相關記錄：陳評事生一子，頗鍾愛……其受用過分，未幾，種痘夭。
明末清初，人痘接種術已經有所改進，成功率提高，並在全社會範圍內廣泛推行。清代俞茂鯤的《痘科金鏡賦集解》中提到：聞種痘法起於明隆慶年間寧國府太平縣，姓氏失考，得之異人丹傳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種花者，寧國人居多……近來種花一道，無論鄉村城市，多處盛行。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深刻感悟到幾千年來古人與瘟疫的抗爭中，所展現出的方法和智慧，這也是炎黃子孫得以延續五千年，生生不息的重要保障！時間來到了中國的近、現代，瘟疫一刻也沒有遠離我們……
依靠群眾 發動群眾也是我黨抗疫的法寶
20世紀二十年代，英國人有個調查報告，聲稱：“中國人民死於疫病的，超過歐洲五倍。世界上的國家，其人民為疫病而死的，要算中國同印度為最！”
1919年的一場霍亂，席捲了大半個中國，據說死亡了三十萬人。即便像上海這樣相對現代化的城市，號稱東亞最繁華的大都市，1932年的霍亂襲來，患者仍超出四千人，死亡三百多人。
然而，歷史告訴我們，在與瘟疫的鬥爭中人類從未退卻過。在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承襲古人的智慧和經驗基礎上，因地制宜，摸索出了一條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的抗疫新模式。
（蘇區組織的女子醫療隊）
1931年11月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工農人民享有免費醫療服務，政府應該開展衛生預防運動。防疫工作，被黨視為關乎革命發展存亡的大問題。1932年3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發布了第2號訓令《強固階級戰爭的力量實行防疫的衛生運動》和《蘇維埃區暫行防疫條例》。在各級蘇維埃政府努力之下，蘇區掀起了“灌輸衛生常識於一般勞苦群眾”的衛生防疫運動。
此外，在我軍早期的醫療工作中，由此逐漸形成了良好的軍民互動模式，利用有限的醫療資源為群眾服務，是我軍為人民服務宗旨的體現。基督徒出身，卻成為共產黨員的傅連璋同志，曾回憶說：“為人民服務是我黨我軍的光榮傳統，也是毛澤東同志衛生思想的核心。具體到大疫面前，就是“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
（為“小兵張嘎們”進行醫療防疫）
抗戰時期，我黨面臨的防疫局面比較複雜，除了天災的侵害，還要嚴防人禍。1943年8月至10月，日軍實施了代號為“華北方面軍第12軍十八秋魯西作戰”的霍亂細菌戰。造成魯西冀南24個縣42.75萬以上無辜平民的死亡，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細菌戰。
面對疫情怎麼辦？面對近乎零基礎的農村衛生條件怎麼辦？面對侵略國的殘忍怎麼辦？我黨我軍的法寶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以深入細緻的群眾工作，來戰勝疫情。
出現疫情，不但不瞞報捂蓋子，而且地方領導要帶頭參與防疫和治療工作。當時根據地的黨委政府普遍向群眾灌輸科學知識、衛生常識，注意公共衛生，建立村衛生大掃除、大檢查制度，注意保持飲水的清潔，整理水井、水泉；提倡個人衛生，不亂吃生冷不潔的食物，不隨地吐痰和大小便，衣服被席常曬常洗，不和病人共用碗筷……
具體到村莊，普遍組織了衛生委員會、衛生檢查小組。誰家做得好就給登黑板表揚，講實際治病的例子，使群眾打破迷信思想。在搶救傳染病人時，也隨時根據情況宣傳清潔衛生和防疫知識。
（八路軍為村民檢查身體）
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抵禦新冠肺炎，政府提出了不串門、不出門的倡議，甚至有的基層還提出了“今天到處串門，明天肺炎上門”的口號。而在抗戰時期，根據地政府也有類似口號，由老百姓編成了順口溜：“不串門，不受涼，串了門，會招上，著了涼，沒有命！”
可見，撲滅疫情也是人民戰爭，人民群眾才是戰勝強敵、災荒、瘟疫、貧窮的決定性力量。正如1958年7月1日，毛主席在《七律二首·送瘟神》的《後記》裡面所講：“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者結合起來，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說起毛主席的這首詩，就不能不提建國初期我黨帶領全國人民向血吸蟲病發起的總攻。當年的血吸蟲引發的瘟疫，在南方擴散，死亡眾多，人心惶惶。中共中央成立了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派出大批醫療隊到疫區進行血吸蟲病防治工作。
工作取得明顯的效果，疫區餘江縣提出了“半年準備，一年戰鬥，半年掃尾”的口號，發揮沖天幹勁，與瘟神作戰。並大力興修水利，填平溝壑，根絕血吸蟲的滋生地，僅用了兩年時間，就根絕了血吸蟲病。1958年，毛主席得知江西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病後，寫下了“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詩句。
（患血吸蟲病的村民）
當然，新中國的抗疫成就遠遠不止這一件。據有關資料記載，自新中國成立後不到三年的時間，就基本完成了傳染病防控體系的佈局，並把消滅傳染病當成重大戰役。黨和政府放手發動群眾，帶領群眾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消滅傳染病運動。
——先後消滅了天花、消除了致盲性沙眼、絲蟲病和新生兒破傷風；
——曾經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的霍亂、鼠疫等烈性傳染病已極其少見；
——已經保持19年沒有脊灰；
——提前實現了WHO提出的乙肝階段性控制目標；
——大多數地區的血吸蟲病被消除或者傳播控制；
——瘧疾實現了全國無本地感染病例；
——已13年沒有了白喉；
（為孩子們接種疫苗）
——麻疹、流腦、乙腦、鉤端螺旋體病、狂犬病、甲肝、痢疾、傷寒發病降到了70年來最低水平；
——艾滋病疫情總體控制在低流行水平，艾滋病母嬰傳播率下降到4.9%；
——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確定的結核病控制指標在我國提前實現；
——成功應對了SARS、人感染豬鏈球菌病、新布尼亞病毒病以及各種新型流感等新發傳染病，尤其是迅速控制了基孔肯雅熱、甲流、登革熱、脊灰野病毒等輸入後本地傳播的疫情……
抗疫的過往仍歷歷在目，歷史的迴響證明中華民族從來都不懼怕瘟疫的來襲，也從來沒有被磨難壓垮過，而是愈挫愈勇。今日之中國，承襲著先祖的智慧經驗，創新著依靠群眾的至上法寶，向新冠肺炎疫情發起了又一次的人民戰爭。
看中華大地白衣勇士湧動，全國上下眾志成城，我們堅信：沒有一個冬天不可逾越，沒有一個春天不會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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