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侯遺址位於曲阜市息陬鄉西夏侯村西約200米處，距沂河南岸約500米。西、北兩面呈漫坡狀，地勢稍低。東北為管勾山及蓼河。總體處於丘陵地帶，北高南低，因地屬西夏侯村所有，故名。
西夏侯遺址是一處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龍山文化以及商代的考古文化遺存，與歷史上的“西夏”時期並無關係。相傳，三國時曹操部將夏侯惇、夏侯淵曾在此處屯兵，操練軍馬，分為東西二屯，東為東夏侯村，西為西夏侯村。夏侯惇戎馬一生，軍功卓越，且他“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故世人以其名命村以示紀念。
1956年春，時夏侯村高級農業合作社組織社員在該地挖井，挖出陶器、石器及大量陶片。1958年，曲阜縣推行整平土地、有利農耕運動，村民又在該地域發現許多古器物。曲阜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得知後，揀選部分器物收藏。西夏侯遺址自1957年正式被發現，其後至1959年，省、縣的文物單位做過幾次清理研究工作，逐漸拂去了這一段隱藏於地下幾千年歷史的面紗，展現給了人們一段與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密切相關的歷史新景象。這個遺址的發現，在中國的考古界和史學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西夏侯村也隨之成了考古界、史學界所關注的熱點地區，此後它的名字頻頻被學術界所提及。西夏侯遺址究竟憑藉什麼引起了考古界的轟動呢？我們必須先弄清西夏侯遺址究竟是一個什麼類型的遺址。原來，西夏侯遺址是一處大汶口文化與龍山文化相疊壓的遺址。它的發現，一下子解決了大汶口文化與龍山文化之間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成為一把打開大汶口文化與龍山文化承繼關係的金鑰匙。
要辨析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之間是否真的有承繼關係，我們需要先來理順一下這兩種文化。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時代文化。因山東省泰安市大汶口遺址而得名。分佈地區東至黃海之濱，西至魯西平原東部，北達渤海南岸，南到江蘇淮北一帶，基本處於古籍中記載的少昊氏文化地區。另外該文化類型的遺址在河南和皖北亦有發現。據放射性碳素斷代並校正後得出數據，大汶口文化年代距今約6500-4500年，延續時間約2000年左右。大汶口文化的主要遺址有山東泰安大汶口、安秋景芝、膠縣三里河等地。高廣仁在《大汶口文化》中講，大汶口文化分為三個發展階段。早期的墓葬隨葬品數量，質量差別都不大，說明當時的社會生產力並不發達，社會組織應屬於母系氏族社會；中、晚期的墓葬在規模、葬具、隨葬品等方面差距懸殊。既有墓室狹小簡陋、隨葬品屈指可數，甚至空無一物的墓葬，也有墓室十分寬大，具有棺槨等複雜的葬具，隨葬品非常精美，豐富的墓葬，表明大汶口文化發展到此時，社會已經出現了明顯的貧富分化，私有制形成，從而進入了父系氏族社會階段。
龍山文化，泛指中國黃河中、下游地區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類文化遺存。因首次發現于山東歷城龍山鎮(今屬章丘)而得名，原來認為距今約4600-4000年，後經放射性碳素斷代並校正，年代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分佈於黃河中下游的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等省。米承燕在《陶瓷詞典》中寫道，該時期的陶器在大汶口文化製陶技術的基礎上，有進一步發展，已基本使用輪制，器形規整，器壁厚薄均勻。以黑陶為主，灰陶常見，紅陶、黃陶及白陶則僅為製作陶鬻之用。黑陶有細泥、泥質和夾砂三種，典型器為蛋殼陶，即為細泥黑陶，表面烏黑髮亮，其器壁僅厚0.5-1毫米左右，薄如蛋殼，主要產品是大寬沿的高柄杯。其他器形，以三足器和圈足器為常見，有盆、碗、罐、甕、豆、高柄杯、單耳杯、鼎、鬹、盉、鬲和甗等。龍山文化，大體上可分為早期和中晚期兩個階段。一般說來，前200年為早期，後400年為中晚期。龍山文化中晚期社會生產力得到大的發展，從制瓷工藝上就可以體現。陶器以表裡透黑的砂質陶和漆黑光亮的細泥陶佔絕大多數。陶器製作技術達到了鼎盛時期。器物造型極規整、優美。器胎極薄而均勻，陶色純正，表面透黑，火候高。紋路僅有弦紋和劃紋等少數幾種，不過，山東日照兩城鎮曾出土刻有云雷紋和近似獸面紋的黑陶片，不得不說是一個較大的突破，而且對研究青銅器紋飾的起源具有重要價值。
雖然現在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自成體系，但在上世紀50年代，限於資料的零散和有限，人們的認識遠未達到後來的認識水平，所以當時對大汶口文化的認識並不統一。在不同地方，大汶口文化被稱為不同的名字，如江蘇叫“青蓮崗文化”，山東則統稱為“龍山文化”。直到1959年，隨著大汶口遺址墓穴的陸續挖掘，人們從豐富的文物中漸漸察覺，大汶口出土的彩陶雖然和龍山文化、青蓮崗文化聯繫密切，卻又有著清楚的區別，不能混為一談。至此，大汶口文化才成為獨立的體系。
在體系上的劃分明確了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的區分，西夏侯遺址的發現更是為兩者的區分提供了有力的證據。1962年秋，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與山東考古隊來西夏侯遺址考古發掘，發掘總面積為414平方米。1964《考古學報》第二期明確指出，遺址地表耕土下即為文化層，厚約1．5米，分三層，第一層含龍山文化、商及漢代遺物，第二、三層均屬大汶口文化層。共清理灰坑17個，陶窯1座，墓葬32座，出土大汶口文化器物鼎、鬹、盉、壺、罐、缶、豆、缽、杯等陶器800餘件，鏟、斧、錛、環、墜、紡輪等石器10餘件。並出土了龍山文化器物罐、盆、盤、杯等陶器和斧、紡輪、針等石器骨器。遺址還發現有6～7米的燒土層及平整的大塊紅燒土塊，推測為建築遺存。
根據出土的文物，我們可以較清晰地還原三四千年前，我們的先祖們的社會生活狀況。出土的斧、錛、鏟等磨礪精良的生產工具被大量使用，而紡綸等女性生產工具的數量則較少，表明男性在農業經濟生產中發揮著難以替代的作用，男性的地位越於女性之上；此外，根據墓穴的構造以及陪葬物都可以表明當時的個人私有財產也很普遍，貧富差距逐漸擴大。當時的製陶工藝越來越先進，各種造型的陶製品以及他們在生活中的實用效果都顯示了當時文明的先進程度。如在西夏侯遺址出土的袋足陶鬹，呈橙紅色，通高30.6釐米，橢圓形侈口，敞口流的根部明顯收斂，上粗下細的高頸向前傾斜。腹體呈三角形。低襠，襠頂較寬平。足尖里加泥球。三足尖的間距大體相等。有仿索狀和寬帶狀兩種把手。表面修磨得較光滑。腹間加一週繩索狀附加堆紋，面及頸下都裝飾方形泥突或泥餅。整體工藝流暢完整，具有一定價值；袋足陶鬹還是通用的酒具，後來的演變更是使其具有了溫酒的功能。
自挖掘後，西夏侯遺址的保護工作也日益得到重視。1985年，被公佈為濟寧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被公佈為山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曲阜市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對其複查，保存完整。西夏侯遺址對於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研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在齊魯文化乃至整個中華文明史中也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作為山東境內的珍貴文化遺蹟，它融匯著中華民族世世代代的勞動、汗水，我們應當瞭解它背後的歷史，將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奮發圖強的民族精神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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