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的農曆二月，正是春暖花開、草長鶯飛的時節，山東省館陶縣新任縣長王華安，剛開始辦公就接到了份“大禮”。這一天他在辦公室裡接待了兩個人，分別是續修縣誌的“分纂”李蔭清和“襄纂”郭子嵐。他們兩人是給新縣長彙報由前任縣長丁世恭牽頭、督修的新版《館陶縣誌》，經過兩年的努力終於編修完成了，並且想請新縣長王華安為縣誌做序。
對於王華安來說，這是一件大喜事，意味著這項上峰極為關注而對於縣裡來講又極棘手的工作，自己不用再經手、費力就可以唾手享受“果實”了。在經歷了濰縣、嘉祥縣兩地縣長的他，對編撰地方誌書的難度有多大，認識的尤為深刻。
新的時代需要重新修志
辛亥革命成功後，全國人民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體，從骨子裡都感覺到了那種陳腐的氣息已經遠去，大家都拼著命的想著用自己的雙手去建設新時代、去推動社會變革。中華民國建立以後，國內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國家一系列新的制度得到建立、完善、實施。地方誌書編撰工作也是這樣。
內政部訓令
1916年，北洋政府內務部會同教育部發布專文要求各地編修方誌。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先後3次頒佈編修地方誌政令，特別是1929年12月，國民政府內政部以訓令形式頒佈的《修志事例概要》，明確指出：
“各省應於各省會所在地，設立省通志館，由省政府聘請館長一人，副館長一人，編纂若干人組織之。⋯通志館成立日期、地點、暨館長、副館長、編纂略歷，並經費常額，應由省政府報內政部備案。”
這樣，無論是地方編修地方誌時在機構名稱、人員配置、經費安排等方面都進行了規範化的要求，還對志書的編撰過程中凡例、分類綱目等具體問題也有具體規定，構建起統一的地方誌書編撰規範。
頂層設計雖然美好，但是到了縣級層而面卻不好操作
既然上級給出方法了，怎麼不好操作呢？主要是兩個原因：缺錢、缺人！
當時的現實就是這樣，雖然大家都鼓足心勁想幹出個樣子來。但是國家的現狀卻是對外需要償還清朝時跟外國曆次戰敗的賠款，對內則是各派軍閥混戰、社會動盪不安，人民的生活比起清末來還是沒有多大好轉。
不只是人沒錢，縣裡也沒錢。至於人的因素，也是清末的社會積貧積弱造成的，縣裡能讀得起書的人少，能夠讀出個名堂的人更少，而能夠從事編修志書這種需要專業技能工作的人更是沒有。
沒錢、沒人怎麼辦？
拖得起就拖，拖不起就應付，等實在不行了再說！
王華安前任的前任，名字叫做盧少泉的縣長就是這麼做的。他是於民國十九年（1930年）秋天來到館陶縣任職的。他到任之時，應該正是國民政府內政部於1929年12月，頒佈《修志事例概要》之後要求各地要嚴格落實的關鍵年份。當時上級給的命令應該是極為嚴厲的。
盧少泉在《重印館陶縣誌序》中的推託之辭
他到任後，對於修志的事情，找出種種理由搪塞。先是說館陶縣剛鬧完土匪，在“匪亂之餘，士婦之襟淚尚溼，商民之驚魂未定，撫綏流亡，整備團務”，費時數月方慶“安居”。隨後又需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因修治鄉村道路，挖浚縣城壕塹，建設各區電話”。還要實行自治法案：“改劃縣區，成立區公所，訓練鄉鎮長，籌備清鄉”……用等等理由推脫。
還說編修志書在人、財、物方面有很多不足：“惟採訪需時、編纂需材、設局需費”，“非期以歲月難望成書”，編纂縣誌需要的時間、材料、財力，這些因素都限制了縣誌在短時間內完成。
可能到後來他實在被上級催急了。他與四個局的局長及各區區長詳細商議以後，更感覺任務難以完成。他們靈機一動，修新志不容易，但是手頭上正好有光緒十九年所修的《館陶縣誌》。這部縣誌因年代久遠，已經破爛不堪，就把這本光緒版的《館陶縣誌》重新刊印一下吧。理由是“恐並舊日風土文物，土婦節義尚膾炙人間者，亦渺乎不可聞矣，吾為此懼”，以免過去的風俗、文物以及士婦在節義尚方面膾炙人口的故事也傳不下去，如果是那樣的話，我會感到恐懼的。於是他“捐廉而付諸梓”，捐出自己的養廉錢，把舊本的《館陶縣誌》印刷。
盧少泉重印的那本光緒年間的縣誌
看看，實在推拖不過去了，就把舊的縣誌重新印刷一下，應付上級的檢查。在盧少泉任上，民國二十年（1931年）八月的時候，將光緒十九年版的《館陶縣誌》進行了重新印刷，這就是館陶縣歷史上的《重刊館陶縣誌》。
盧少泉任縣長時，可能是因為民國政府剛剛開始推行要求各地編修地方誌的政令，一時半會也顧不上來縣裡查進展情況，或者說管理不嚴格。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要求越來越嚴，在其他一些地方，人家的志書已經修撰完畢、印刷發行了。於是，到了1933年底，館陶縣這裡實在是頂不住了。
換了丁世恭當縣長，縣誌終於編修成功
恰巧，盧少泉在1933年12月的時候去了莒縣當縣長，換了山東平陰人丁世恭來館陶縣任縣長，他正好趕上必須立刻進行縣誌編修的節骨眼上。
丁世恭此人很受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賞識，在平陰縣親自提拔丁世恭任的縣長（相關情況大家可以自己去找，網絡上有，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也正是如此，他也想幹出一番事業來。
沒錢怎麼辦？
估計當時是縣裡出了一部分。但是所需費用的大部分卻是向館陶籍的官宦、鄉紳、富戶募捐來的。在這些人裡，有當時已寓居在天津、擁有大量實業，曾經當過兩湖巡閱使、湖北督軍的王佔元。有西北軍將領，剛打完中原大戰，馮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的張維璽。有時任臨沂縣長，1938年在聊城因抗日而殉國的民族英雄範築先。
縣裡出了多少費用已不可考。捐款的人員有12人，共計捐款4500大洋。
沒人怎麼解決？
對於人的問題，丁世恭選擇了“兩條腿”走路的辦法：一是充分利用本縣的人力資源，大部分都是清朝科舉制度產生的“庠生、廩生、貢生”。二是向縣外聘請專業人士來幫助編修，還在新式學校比如山東省第三師範、山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山東河海工程測繪學校請了部分的畢業生來幫助編修縣誌。
編修縣誌最重要的成員，莫過於擔當總策劃、總協調、總指揮角色的“正纂”，聘請的是擁有清歲貢生，五等嘉禾獎章獲得者，山東省臨朐縣知事，歷任鄆城、臨邑、臨清、沾化等縣承審員，高唐、清平、文登、平原、城武等縣法院檢察官一系列頭銜的劉清如。
在實際操作中，縣一級組成了以縣長丁世恭任督修，縣裡的兩個科長為協修、監修，正纂一名、分纂兩名、襄纂若干的專門機構。縣裡八個區（相當於今天的鄉鎮）分別為八個採訪區，每個區裡由若干本地的庠生、廩生、貢生，學校老師，新式專科學校的畢業生組合、搭配在一起為採訪員隊伍。館陶縣誌局開於甲戍年終（1934年，農曆臘月），縣誌於丙子年歲首（1936年，正月）印成，用了一年多的時間。
民國二十五年的《館陶縣誌》全書有十二卷，除了傳統地方誌書所具有的地理、大事、禮俗、宗教、職官、人物、藝文、雜誌等內容之外，又增加了政治、法治、黨務（國民黨）以及人口發展、財政收支、貨幣流通、社會失業、農產品價格等現代元素。
王華安在1936年二月，看到的正是這部融匯了多人心血、在時局艱難的情況下編修出來縣誌。在序裡他熱情洋溢的，先說明了為何要修志，又對其上任丁世恭付出的心血表示稱讚，並且表示通過閱讀縣誌，對館陶縣的民風、物產、歷史、文化有了充分的瞭解，對今後做好自己的工作有了巨大的信心。
王華安的這種興奮並沒有維持多久，他上任後的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的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軍大舉侵犯中國，國民黨地方政府官員紛紛南逃。10月中旬，國民黨山東省主席韓復榘命令第四（館陶縣所在的區）、六區的國民黨官員和各縣縣長撤到黃河以南。館陶縣縣長王華安棄城南逃，10月23日，日軍唾手佔領了縣城北館陶。
小編的文竹也想出出鏡，請自行忽略焦黃的葉片
雖然民國二十五年版的《館陶縣誌》比起國內的其他一些地方，編修印刷出來是晚了一些，但是相比一些地方的通志局、縣誌局毀於戰火，一些地方的初稿已完成但卻沒印刷，戰亂後初稿軼失的狀況來說，能夠趕在日寇入侵前完成編修並且付梓印刷，無疑是無比幸運的。雖然由於時間倉促、資金缺少等原因，這個版本的《館陶縣誌》存在著一些錯誤和硬傷，直到今天還不停被發現並且修正著。但是它卻是館陶縣的歷史承接古代和現代的一部重要志書。開創了運用現代的視角編修志書的手法，其記載的諸多事項無疑對研究當時的歷史、社會、經濟有著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從這些方面看，給予它再多的肯定性的評語也不為過。
最後，再多說一句。那個推託、應付就是不重新編修《館陶縣誌》，用重新刊印光緒年間的縣誌搪塞的盧少泉，到了莒縣任縣長後，還是沒有“逃脫”重新修當地《莒縣誌》的命運，並且也趕在了1936年刊印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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