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白國華報道 近日，由中國足協主辦、中國體育新聞工作者協會協辦的“2019年中國足球新聞獎”評選活動，在經過稿件徵集、作品初選、作品複選等評選環節後公佈獲獎名單。最終，6個組別共47件優秀作品獲獎，特別貢獻獎由《足球》報創刊元老嚴俊君獲得。
這個獎在評獎的時候異常激烈——第一輪投票的時候，嚴峻君的票數和《足球之夜》團隊一樣，然後評委們進行了第二輪投票，結果他以11比5勝出。這是中國足球新聞行業對嚴老的一次集體致敬。這是對“老嚴”嚴俊君的一次致敬——現在，就讓我們重溫一下老嚴，以及他創辦的《足球》報的崢嶸歲月吧。
▲中國足協官網對嚴俊君獲獎的說明中提到——特別貢獻獎旨在向為中國足球新聞報道作出傑出貢獻的媒體人(團隊)致敬，獲得首屆中國足球新聞獎特別貢獻獎的嚴俊君今年已是80高齡。嚴老在1979年創辦《足球》報，並主持《足球》報工作長達20年，伴隨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和職業聯賽全過程，率領《足球》報成為中國過去40年最有影響力的足球媒體之一。
壹
1979年11月6日，嚴俊君和他的同事們，完成了一件在中國傳媒史上離經叛道的壯舉。那一晚，這群人的心情，就像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的村民第一次摁下“包產到戶”生死契約的紅手印。
那一天是不是黃道吉日，嚴俊君沒有查過。
當晚，在忙完《廣州日報》本身的稿件後，身為《廣州日報》政文部體育組組長的嚴俊君和他的戰友們，開始為國內第一份足球類專業報紙寫稿。三名記者都是當時《廣州日報》體育組的同事，平時對足球都很熟悉，稿件沒有什麼問題，而兩名編輯，則是時任《廣州日報》副總編輯的王修平從其他部門特地找過來幫忙的。上稿件，進行校對，然後送到《廣州日報》的印刷車間。
試刊這一期，《足球》報印了五萬份。因為沒有任何資金，所有紙張和印刷費用都是向《廣州日報》賒的，《廣州日報》當時聲明，四期作一次結算。
印好以後，天已微亮，稍稍看一眼這張誕生於自己手下的報紙，稍稍平復一下自己激動的心情，來不及任何的歡呼，老嚴又帶著大家一起去上街賣報紙。主力人員包括採編他們幾人外，還有《廣州日報》的少部分家屬，其中還包括老嚴的妻子。
▲1979年《足球》報試刊號以及中新社相關報道
珠江兩岸以及洪德路、寶崗球場、黃沙碼頭，五萬份報紙被搶購一空。老嚴看著，心中大定，他開始比任何時候都堅信，《足球》報將前景光明——許多剛下班的工人，乾脆就坐在馬路邊，或者靠牆而立，直到把報紙看完了，才戀戀不捨地回家。
前一晚為《足球》報編版的一位老編輯，因為編《足球》報而比平時回家晚了很多，看到的是妻子憤怒的臉。這位累極了的老編輯說：“我去編《足球》報了，很累，想睡覺，別吵我。”睡醒後，卻發現笑意盈盈的妻子端上一碗雞湯——妻子在當天上街的時候，有幸目睹了《足球》報首發式的震撼場面，於是大為感動，加入到了《足球》報售報家屬團中，當日為《足球》報賣報的人都有提成，就拿著這個錢，她為丈夫買回一隻雞做燉品。
一週之後的11月14日，中新社發了一條消息：“中國首張《足球》報面世！——這是中國第一張足球運動專業報紙。”不是排球，不是乒乓球，而是一個在中國十分落後的體育項目上，卻誕生了中國第一份體育專業類報紙。
半個月後，創辦《足球》報的採編人員拿到自己工資的時候，發現多了20塊錢，當時沒有稿費，多出來的是每期10塊錢的編輯費。而賒欠《廣州日報》的紙張和印刷費用，也順利地一次結清，還綽綽有餘。
經過1979年末的試刊以後，1980年1月1日，《足球》報開始了她正式創刊的第一期。那一年，嚴俊君正好40歲——40不惑，這名華南師範大學體育系（後被合併到廣州體院）畢業，後來被李承鵬戲稱為“三流的排球運動員”的報人，像是找到了一根錨，從此把自己定在了中國足球這片汪洋大海中。
▲1980年1月1日，《足球》報正式創刊
貳
這份報紙誕生在廣州，誕生在《廣州日報》，誕生在嚴俊君手中，並非偶然。
1979年的嚴俊君，當時是《廣州日報》政文部體育組組長，人家都叫他老嚴。老嚴在街上，出於職業的習慣，會經常留意街上在報欄前駐足的行人。他發現，體育報道的欄前，聚集的人最多，看得也最認真。這讓他有些心癢難耐——毋庸置疑，足球是世界第一運動，也是中國第一運動！這個事實和這個市場讓老嚴的心裡急切，像貓撓一樣。
可面對現實，老嚴則不由得有點洩氣。《廣州日報》每天只有4個版，而體育報道有時候每兩個星期才能佔到半個版或者兩欄的分量，而且寫的時候條條框框也多，在那場運動還沒有結束的時候，甚至一些比賽連比分都不讓報，因為我們信奉的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你要把比分報出來，豈不是把比賽放在了第一位了嗎？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開過，但很多人都還沒意識到，這意味著什麼。有人在徘徊，有人卻不甘寂寞。老嚴很敏銳，他和很多出身於中文系的《廣州日報》同事不一樣，他畢業於華南師範大學體育系，充滿著運動員的激情。1979年，老嚴血氣方剛，身無一物，無所畏懼，他很大膽地想了一個點子：就讓我們這幫人創辦一份足球專業報紙吧。
這首先要得到《廣州日報》的同意，和老嚴同樣敏銳的不乏其人，《廣州日報》當時的領導中，副總編輯王修平非常支持老嚴，儘管這種支持不是公之於眾。王修平明確地告訴老嚴：“你可以辦，《廣州日報》會盡量支持你。”但是，老嚴碰到一個政策上的壁壘——國內當時是不允許跨行業辦報的，《廣州日報》作為中共廣州市委機關報，是不能去辦一份體育類報紙的。
老嚴開始動腦筋，他找到了當時的廣州市體委的負責人，讓他們出面申請刊號，而所有的採編、發行、經營工作交給《廣州日報》。最讓廣州市體委心動的還有一點，報紙如果辦虧了，他們不會虧一分錢；但如果報紙賺錢了，廣州市體委將會得到一半分成。
老嚴得到了當時中國足協副主席、廣州市體委副主任常榮的大力支持，《廣州日報》、廣州市足協兩條渠道暢通無阻以後，還需得到廣州市政府的批准，這個程序也異常順利，所以直到現在，老嚴還在總結——為什麼中國的第一份足球專業類報紙會誕生於廣州？時代的變革是一方面，但地利因素可能更加重要，處在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廣東，的確有一批人，他們的思想解放程度走在全國前列。
“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這是老嚴自己的總結。
他的繼任者、前《足球》報總編輯謝奕則如此總結：“第一任總編輯老嚴的創業基因和成長渴望，就是典型那一代廣東企業家的氣質，這種渴望，像一顆生命力旺盛的種子，在受香港傳媒民俗影響的廣東土壤中，找到了潛在的足球市場，在當時領導開明的支持下，找到了遊離於體制外的經營機制。”
▲1990年，《足球》報報道遼足奪取亞俱杯冠軍
叄
作為《足球》報的創始人，老嚴首先是一名衝鋒陷陣的記者。
1982年的西班牙世界盃，是《足球》報第一次報道世界盃。嚴俊君總覺得遺憾，畢竟不是派記者到現場第一線採訪，作為國際足球的最高殿堂，中國人缺席了！這個遺憾一直到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盃才得以彌補，這一年，嚴俊君和攝影記者廖德營一道到墨西哥去採訪世界盃。
出發之前，嚴俊君和他的老朋友、香港著名愛國人士霍英東先生說：“我很想去墨西哥採訪世界盃，但是經費方面可能會有所不足。”霍英東說：“你去好了，你需要多少錢。”老嚴說：“我也不知道，這樣吧，回來以後多少錢，我再找你報銷吧！”
其實早在1983年的墨西哥世界青年足球錦標賽上，嚴俊君第一次到墨西哥採訪，這又是一個先例，地方媒體第一次出國去採訪世界性大賽。在墨西哥期間，嚴俊君對於墨西哥的情況已經有了初步瞭解，而且和國際足聯的相關人士也建立了一定的聯繫。這樣的關係，在那屆世界盃最後的冠亞軍決賽後派上了用場，在國際足聯新聞官的幫助下，嚴俊君進入了新聞發佈會，發佈會上有兩百多名記者，德國記者、阿根廷記者以及世界各大通訊社的記者等等，當嚴俊君提問的時候，在場的所有人都打量著這個來自中國的記者。
嚴俊君後來說，他在新聞發佈會上問的這個問題，旨在告訴世界：“世界盃，中國人終於來了！”
他是一位振聾發聵的評論員。
1988年，《足球》報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中國足球是否能搞“職業化”的命題。這個命題的提出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雖然後來歸於沉寂，卻再次見證了《足球》報當時看問題的高度和深度。六年後的1994年，中國足球終於進入了職業化時代。曾經以為中國足球進入職業化時代以後，發展中的很多問題可以迎刃而解。但回顧歷史，卻發現原來只是一個很可悲的輪迴。
1995年甲A聯賽，老嚴寫的“保衛成都”四個字成為整個甲A年代的記憶。後來，作為四川人的李承鵬這樣回憶：“我曾經問過嚴老闆為什麼要保衛成都，他說並不是保衛發行量，而是保衛一個標誌，因為足球最終是要以城市為據點的，如果成都守住了，中國職業足球的市場模範就守住了。作為一名報紙總編，對市場看得比中國足協更務實，這難能可貴，那是時代背景所決定的，就像後來的超女快男，必須從市場人氣基礎來選擇一些歌手，於法有隙，於情無礙，重要的是它真的維繫了西部足球的一個板塊。”
▲那篇著名的《保衛成都》
他又是一個長袖善舞的經營高手。
老嚴的辦報理念是，“銀子”才能買到“才子”。各地喜歡足球的作家文人，各地採訪足球的骨幹中堅，都成為《足球》報龐大“野戰軍”的一部分，“千字千元”的稿費標準，放到現在都是一個不低的標準，曾經有一位天津的作家說：“《足球》報的稿費，是港澳臺標準……”
在那個年代，《足球》報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結合得非常好，曾經在中國新聞界創造了一個奇蹟，最高發行量超過200萬份，而且是全國新聞界人均創利最高的報紙。而這份報紙的影響力並非“一紙風行”那麼簡單：曾經有中央領導專門對《足球》報有個指示：影響安定團結的有兩個市，一個是股市，一個是球市，所以，《足球》報要把握好輿論導向。
他還是一位開山立派的巨匠。
在老嚴的手下，曾經活躍著謝奕、劉曉新、李承鵬、姬宇陽等一批讓人如雷貫耳的足壇名記，當中固然拜《足球》報的實力所賜，但老嚴的人格魅力也是不容忽略的因素。
接任謝奕的劉曉新仍然記得他第一次和老嚴見面時候的情景：90年代末他從《體育參考》加盟《足球》報，見到老嚴，老嚴問：“你對《足球》報有什麼要求？”劉曉新說：“其他沒什麼，我就是想出差。”
老嚴從抽屜裡拿出三千塊：“去財務辦手續，馬上出差，去你想去的地方。”
▲原國際足聯主席阿維蘭熱先生與《足球》報團隊合影，前排右一為嚴俊君
肆
當然，老嚴是一名記者，是一名總編輯，是一個時代的風雲人物，更是一名球迷。
1999年，59歲的嚴俊君從《足球》報退休，迄今已經21年。
這21年，老嚴看文學鉅著，種些花花草草，玩玩石頭，但對中國足球的關注，從來沒有停止過。
“中國足球從資源上來說，人力、物力、財力，包括國家對於足球這項運動的重視，沒有其他國家可以比得上，但這些年，中國足球的發展無法匹配中國其他領域的發展，這是讓人痛惜和傷心的。”
把診之後，老嚴也開了方——
“以我個人的觀點來總結：第一，中國足球不出人才。這是青訓的問題，也是中國足球水平上不去的最核心問題。國家現在很重視校園足球，但我覺得絕對不要忽視業餘體校的作用，我建議業餘體校培育人才的功能還是要繼續加強。
第二，聯賽和國家隊的關係。我們聯賽現在很紅火，但是和國家隊的關係處理得不好。如何讓隊員們更有國家榮譽感，同時聯賽能真正起到鍛鍊球員水平的作用，這個度如何把握，還要繼續辯證地去把握。
第三，廣東足球水平的滑坡讓人意想不到。以廣東的足球基礎、經濟水平以及思想觀念，不應該是現在這樣的，事實證明了，廣東足球水平的滑坡也導致了國家隊水平的嚴重倒退。”
▲越秀區人民中路同樂路10號廣州日報舊址，這裡的採編樓五樓曾是《足球》報的辦公地點
這是80歲的嚴俊君對於中國足球的思考——他的總結未必符合這個時代的“口味”，這已經無所謂了，屬於他的時代雖然已經過去，但他的功績卻將永遠被時代所銘記。
終生成就，特別貢獻，嚴俊君，擔得起這八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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