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4年一個異常多雨的8月，印度西部城市蘇拉特爆發了肺鼠疫。在這個當時人口剛剛超過百萬的城市，民眾驚慌失措，四分之一人出逃，以貧苦外地打工人員為主，分散到四個不同的邦。這場危機持續了4個月才得到控制，嚴重擾亂了地方以及國家經濟，而那個時期印度正在經歷痛苦的財政調整。政府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說約有1200人感染，63人死亡[1]。
那時我還沒到世界銀行工作，正在位於蘇拉特以北260公里的艾哈邁德巴德的CEPT大學教書，我們的女兒才4歲。在我居住的這座400多萬人口的城市，人人驚恐萬狀，出門時把手帕罩在臉上，那時只有醫生才可以獲得或備有外科口罩。我們待在家裡，試圖保持冷靜，避免與人接觸，祈望情況好轉，而情況真正好轉是在三四個月之後。
26年後，在2020年1月，我和妻子在中國北京常駐，似曾相識的一幕再度重演。正當我們期待春節期間在家度過一週安靜的假期，可怕的消息傳來，在距離北京以南一千公里的武漢爆發了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人們準備歡度新年之際，全世界的媒體充斥著關於這場疫情給武漢以及周邊地區乃至全中國的居民帶來的種種困擾與痛苦。我們收到通知採取預防措施，待在家裡，從家裡辦公。
我不是公共衛生專家，我們的女兒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是，作為一名城市發展專家，對我來說這是關於公共衛生、城市規劃和城市管理之間的關鍵交叉的一個令人痛苦的提醒。歸根結底，現代城市規劃的根源和方法一部分可以回溯到1854年倫敦寬街爆發的霍亂，通過周密的實地調查和繪圖，一個水泵被認定為“傳染源頭”[2]。
在蘇拉特，“傳染源頭”是相互交叉的雨水管和城市汙水管外溢，把通常住在這些管道里的老鼠趕到了城市的街道上，而城市又暫停了收垃圾。在武漢，根據尚未證實的早期報告推測，一個缺乏監管的海鮮市場病毒可能從動物傳染到人，可能是傳染源頭，但目前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也許還有其他尚未查明的原因。
關於此類疫情帶來的健康方面的問題——人們主要關心的問題——我留給更瞭解情況的人去回答。對我來說，這兩個事例都是提醒：對於城市管理部門來說，為什麼關注城市基礎設施（包括地下汙水和雨水管網以及垃圾收集處理系統）的規劃與維護至關重要。良好的土地利用規劃也很重要，可以確保城市生鮮市場、垃圾收集點和垃圾場選址的安全性。還需要有效的城市管理體系來鑑別、監管和監測可能的“傳染源頭”。而最重要的是，必須建立對城市各部門官員以及廣大民眾開放的實時更新和透明的城市信息系統。
世界銀行的城市投資項目為加強城市規劃和管理系統做了大量工作，但像這樣實行封城、影響國民經濟和致使民眾躲在家裡數週甚或者數月的事件，提醒我們還需要做得更多。
我希望我不需要一再重複，但我過去確曾親眼目睹。
[1] Ashok K Dutt、Rais Akhtar、Melinda McVeigh著《重審1994年蘇拉特瘟疫》，2006年7月發表於《南亞公共衛生雜誌》
[2] https://www.ph.ucla.edu/epi/snow/snowcricketarticle.html
(此博客僅為世界銀行工作人員的個人觀點，不代表世界銀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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