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4年一个异常多雨的8月，印度西部城市苏拉特爆发了肺鼠疫。在这个当时人口刚刚超过百万的城市，民众惊慌失措，四分之一人出逃，以贫苦外地打工人员为主，分散到四个不同的邦。这场危机持续了4个月才得到控制，严重扰乱了地方以及国家经济，而那个时期印度正在经历痛苦的财政调整。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约有1200人感染，63人死亡[1]。
那时我还没到世界银行工作，正在位于苏拉特以北260公里的艾哈迈德巴德的CEPT大学教书，我们的女儿才4岁。在我居住的这座400多万人口的城市，人人惊恐万状，出门时把手帕罩在脸上，那时只有医生才可以获得或备有外科口罩。我们待在家里，试图保持冷静，避免与人接触，祈望情况好转，而情况真正好转是在三四个月之后。
26年后，在2020年1月，我和妻子在中国北京常驻，似曾相识的一幕再度重演。正当我们期待春节期间在家度过一周安静的假期，可怕的消息传来，在距离北京以南一千公里的武汉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人们准备欢度新年之际，全世界的媒体充斥着关于这场疫情给武汉以及周边地区乃至全中国的居民带来的种种困扰与痛苦。我们收到通知采取预防措施，待在家里，从家里办公。
我不是公共卫生专家，我们的女儿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作为一名城市发展专家，对我来说这是关于公共卫生、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之间的关键交叉的一个令人痛苦的提醒。归根结底，现代城市规划的根源和方法一部分可以回溯到1854年伦敦宽街爆发的霍乱，通过周密的实地调查和绘图，一个水泵被认定为“传染源头”[2]。
在苏拉特，“传染源头”是相互交叉的雨水管和城市污水管外溢，把通常住在这些管道里的老鼠赶到了城市的街道上，而城市又暂停了收垃圾。在武汉，根据尚未证实的早期报告推测，一个缺乏监管的海鲜市场病毒可能从动物传染到人，可能是传染源头，但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也许还有其他尚未查明的原因。
关于此类疫情带来的健康方面的问题——人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我留给更了解情况的人去回答。对我来说，这两个事例都是提醒：对于城市管理部门来说，为什么关注城市基础设施（包括地下污水和雨水管网以及垃圾收集处理系统）的规划与维护至关重要。良好的土地利用规划也很重要，可以确保城市生鲜市场、垃圾收集点和垃圾场选址的安全性。还需要有效的城市管理体系来鉴别、监管和监测可能的“传染源头”。而最重要的是，必须建立对城市各部门官员以及广大民众开放的实时更新和透明的城市信息系统。
世界银行的城市投资项目为加强城市规划和管理系统做了大量工作，但像这样实行封城、影响国民经济和致使民众躲在家里数周甚或者数月的事件，提醒我们还需要做得更多。
我希望我不需要一再重复，但我过去确曾亲眼目睹。
[1] Ashok K Dutt、Rais Akhtar、Melinda McVeigh著《重审1994年苏拉特瘟疫》，2006年7月发表于《南亚公共卫生杂志》
[2] https://www.ph.ucla.edu/epi/snow/snowcricketarticle.html
(此博客仅为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个人观点，不代表世界银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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