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变局》系列文章之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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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全球大流行之下，一方面美国拿出“大招”——推出7000亿美金大规模QE计划。一方面中国开启新基建时代，进行新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
美股一再熔断，似乎都快成了家常便饭了。面对高度混乱的金融市场，美联储还将银行的紧急贷款贴现率下调了125个基点，至0.25%，并将贷款期限延长至90天。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利率降至零水准，并推出大规模量化宽松计划，以保护经济免受病毒影响。
中国由于举国抗疫，经济和社会按下“暂停键”已经有日子了，经济之战接踵而至，复工复产的形势迫在眉睫。尽管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消息，1-2月国民经济承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压力，但有关经济的相关方面的确在下降，需要尽快拉动经济发展。
至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的确，都笼罩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同时也面临着经济发展的挑战和压力。新加坡总理李显龙14日在自己的脸书主页称，新加坡正面临着严峻的长期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可能已经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
此前，整个世界的政经秩序又已经处于微妙的变局之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2019年的贸易战。美国退居为中国第二大出口目的地、第三大贸易伙伴，除此之外，中国对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出口下滑。与此同时，美国与欧盟也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上的各种“退群”和纷争，也在此起彼伏的发生着。现代化之殇，不可避免。
如今，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而且持续性的冲击，整个世界的局势变得非常的复杂和不确定。在这种复杂和不确定中，强势国家主义或已重新归来——这意味着“反资本”浪潮的到来：重新评估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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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有必要重新回望自20世纪70年以来的“政治转变”——从20世纪70年代的乱局中兴起的资本家阶级精英分子恢复、巩固，并在一些情形下重构了他们在全世界的权力。但接下来的世界时局发展就充满了不确定性。
《资本的限度》作者，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大卫哈维同时也是一位著名政治学学者。他说，这次政治转变——阶级权力的恢复和重构——意义重大。阶级权力本身是含糊的，因为它是一种难以直接衡量的社会关系。但它的行使需要一个看得见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即收入和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这些积累和积聚的存在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都得到了联合国报告的广泛关注。
当时人们发现，世界上最富有的358个人的资产净值“等于世界上最贫困的45%的人口——共计23亿人——的收入总和”。世界上最富有的200个人“在到1998年为止的四年间使他们的资产净值翻了一倍有余，超过了1万亿美元”，因而“世界的前三名亿万富豪的资产超过了所有最不发达国家及其6亿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这些趋势一直在加速，尽管各处的加速并不平均。在美国，前1%的收入赚取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1980年到2000年翻了一倍有余，而前0.1%的人达到了原来的三倍有余。从1972年到2001年，“从低往高第99个百分位的收入增长了87%”，而“第99.9%个百分位的收入增长了497%”。在1985年的美国，《福布斯》400位富豪的财富总和在按照通货膨胀予以调整之后“为2380亿美元”，“平均资产净值为6亿美元”。到了2005年，他们的平均资产净值则是28亿美元，全部资产达到了1.13亿美元——“超过了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个转变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高管薪酬的急速上升。
“按照今天的美元来计算，普通的首席执行官在1980年可以挣160万美元年薪”，但到了2004年，年薪数字上升到了760万美元。中国情况则是“1%的人掌握着大部分的财富”。
哈维说，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只要新自由主义政策掌权了——这些政策在地理上的扩散是非常不平均的——收入和财富极其悬殊的差距就会随之出现。在1988年之后的墨西哥，随着私有化和经济结构转换的浪潮，有24名墨西哥亿万富豪出现在了1994年的《福布斯》世界富豪榜上。在2005年，严重贫困的墨西哥拥有了比沙特阿拉伯更多的亿万富豪。在俄罗斯以”休克疗法“实行市场改革的几年间，七名寡头控制了近一半的经济。
由于撒切尔在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动，前1%的收入赚取者到2000年为止已经把他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翻了一倍。东亚和东南亚的所谓”发展型国家“，自1990年以来——主要是在它们的经济遭受到了1997-1998年猛烈的金融冲击之后——它们的不平等程度却出现了45%的增加。
同时，全球的劳工力量受到了严峻的压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各地的报道纷纷生动地描述了工人的绝望处境。据说有10亿左右的人依靠每天不到一美元的收入来挣扎求生，还有20亿人是每天两美元，而富人正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在全球四处积累财富。
既然如此，世界上为什么没有爆发革命的抗争，反抗迅速增长的不平等和对分配公正的漠视？
哈维说，一部分困难是意识形态造成的。人们广泛地接受了个人主义可以带来的好处和自由市场据说可以给予的自由，还接受了个人对于自身福祉的责任；这些看法共同构成了一道森严的意识形态壁垒，使人们无法创造针锋相对的团结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成了新自由主义者。
从上层阶级的立场来看，新自由化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它要么恢复了统治精英的阶级权力（例如在美国和英国），要么为资本家阶级的巩固创造了条件（例如在墨西哥、印度和南非），要么为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开辟了道路（例如在俄罗斯）。媒体在上层阶级利益的支配下宣扬了一则神话：一些国家之所以会在经济上遭到失败，是因为它们不够有竞争力，也就是不够符合新自由主义。它们鼓励企业家式的冒险和创新，从而带来竞争力并刺激增长。若下层阶级的处境恶化了，据说就是因为他们出于通常是个人的或文化的原因未能增进自身的人力资本，是“个体自己的无能”——这显然是一种达尔文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在这样的世界里，上层阶级以及精英们宣扬的口号和理念是：只有最适合的人才能存活，才可以存活。
然而，一场巨大的金融和债务危机首先在1997-1998年淹没了东亚和东南亚，然后倾泻到了包括俄罗斯（1998）和阿根廷（2001）在内的各个地方。再到后来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如今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动荡不安”。
世界开始“一地鸡毛”：旧“联盟”瓦解，旧“秩序”破碎，新自由主义被自身的内在矛盾深深地撕裂了。随着疫情全球大流行，这种撕裂会更加的明显——当病毒成为世界的“头号敌人”，以及人人在病毒面前真正平等的时候，人们更加会把注意力放在“无论是哪个主义，只要有利于疫情防控和人身安全的主义就是靠谱的主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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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选择和重构，是必然的，这是从2019年开始以来的绕不开的大命题。
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客观上加速了有关这个命题的破解进程。随之而来的，或是重新出现的“争端”乃至反合作的威胁。
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经济斗争往往会向政治斗争的方向不可阻挡的演进。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会借机重燃。
更不易被觉察的“风险”在于：资本家很有可能变成无产阶级，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明确表达的那样。而每一次“战争”，似乎都是一次彻底的世界级的“清算”以及之后的利益重新分配与秩序重构，就像前两次世界大战的那样。这其实就是一场世界性的大清算：“秩序重构”。
全球最致命的风险，除了像新冠肺炎全球性的传染病之外，还有全球性金融和经济的崩溃以及由此引发的极度贫困和全球战乱——这方面，水哥在上上篇的推文里已经专门论述过。
如果说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各种混乱中胜出的解决方案大致走上了新自由主义的路线或“自由市场”的路线——带头的就是金融资本以及资本家阶级与城市精英族——的话，如今的世界，似乎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拐点——强势的国家干预主义，再次出现在舞台之上。
向左还是向右，再次事关全球人类的命运与福祉。而新冠肺炎疫情，或许正给了中国一个“时间窗口”，尽管中国同时也面临着现代化之痒。
此外，美国的川普会否继续成为“黑天鹅”？极端的不确定是否会变强？
...这些，对世界来说，都将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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