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的風險製造與傳播
導讀
截至2月23日24點，全國31省市累計報告確診新型肺炎病例77262例，死亡2595例。
2003年SARS期間，中國內地累計報告非典型肺炎臨床診斷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
就目前的數據來看，2020年的新冠肺炎感染人數已經到了當年中國內地感染非典肺炎的14.5倍，且死亡人數到了7.4倍。
由此可見，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傳染性之強，危害之大。特別是湖北與武漢，更是面臨著這場全球關注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嚴峻挑戰。
壹
儘管中國的疫情防控還沒有迎來我們所希望的真正拐點。但是，我國除湖北以外的其他省的疫情防控已經出現了積極的變化。
據國家衛健委數據統計：2月24日0-24時，全國除湖北以外地區新增確診病例24例，全國24個地新增病例為0，特別是人們最關心的北京、上海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特別是中國香港地區，截止2月24日，確診人數只有84人。這一次，由於香港真正吸取了上次公共衛生事件的教訓，在第一時間啟動了公共突發事件應急體系，使得香港死亡人數更是遠遠低於2003年SARS事件。
對此，2月2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也對疫情作出冷靜判斷：雖然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效，但“全國疫情發展拐點尚未到來”。但疫情擴散以後有效的國家動員和資源整合，還是使得新冠疫情防控出現好的變化趨勢。
中國香港地區和直轄市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既是我們前一階段防控取得的效果，也給我們解決問題提供了重要啟示。
貳
一個發生在武漢的地方性公共衛生事件已經演化成為全球公共衛生事件。
目前，截止24日，海外已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2532例，死亡39例。特別是中國鄰近的日本、韓國更是面臨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巨大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繼日本確診病例因“鑽石公主號”數據急劇攀升後，韓國近日也進入疫情緊急狀態，截止2月24日累計確診達977例，死亡增至11例。這兩個人多地少的國家，已經面臨著極其嚴峻的新冠肺炎疫情挑戰。
從今年1月20日韓國報告了國內首例確診病例開始，近30天一直保持穩定，單日新增病例均在5例以下。但是從2月18日韓國確診了第31例疑似“超級傳播者”開始，新冠病毒疫情就在韓國快速蔓延。此外，韓國的一家醫院精神科102名病人中出現99人確診新冠肺炎，這一聚集性傳染也被視為韓國疫情大爆發的重要原因。
韓國現在已經將預警級別上調至最高級別。韓國國務總理於22日發表的最新講話表示：韓國新冠肺炎疫情進入嚴重局面，政府將盡一切努力防止疫情擴散。韓國總統文在寅號召韓國國民團結一致，全力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呼籲民眾齊心協力，共克時艱。
與我國教育部應對疫情，推遲了全國學校開學的時間類似。韓國教育部也宣佈，鑑於當前疫情形勢嚴峻，韓國政府要求全國範圍內所有學校延期1周至3月9日開學，後續會視實際情況來決定是否繼續推遲開學時間，這是韓國首次在全國範圍內推遲學校開學。
除日本、韓國以外，意大利、新加坡、伊朗等國家疫情形勢也趨於緊張。
新加坡雖然總人口比較少，但是截止2月24日已經累計確診90例。
意大利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在2月24日已經達到283例，死亡7例，導致意大利對11個市鎮實行封鎖、限制出入，同時取消了三場意甲足球聯賽比賽。
伊朗已經有95人被確診，死亡病例16人，是海外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目前，伊朗已經取消了全國的體育賽事。
或許在一個月前，武漢開始封城之前，甚至武漢以外的任何一個地區都沒有想到這場發生在武漢的疫情與自己所生活的國家與城市有什麼關係，但一個月以後他們可能已經完全改變了過去的認識。
僅僅一艘鑽石公主號郵輪上就有來自世界50多個國家的遊客，一個感染者就使這艘郵輪成為一所“流動的監獄”。
這就是我們所處的全球化時代，這就是全球化時代製造與傳播的風險。
叄
現在，我們正在經歷工業社會到風險社會的轉型。
但是，我們可能沒有意識到多元主體的集體行動會帶來什麼樣的意外結果。
在一個全球的時代，
我們面對的風險是永久的嗎？
我們面對的世界還是一個可預測的安全社會嗎？
全球正在遭遇的疫情挑戰我，已經對人類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大考。
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在“風險社會”的理論中去探尋。
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裡希·貝克和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都是“風險社會”理論的倡導者和構建者，他們對於風險社會的分析，可以幫助我們全面和深刻認識所處的時代與社會風險。
1986年，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裡希·貝克出版了《風險社會》一書，這是一本描述我們所處時代的著作。風險社會理論源於作者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事件的思考，這本著作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理解，當今生活於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的風險。
貝克認為，我們現在都生活在風險社會中了。所謂風險社會是指在全球化發展背景下，由於人類實踐所導致的全球性風險佔據主導地位的社會發展階段。在這樣的社會里，各種全球性風險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存在著嚴重的威脅。
貝克指出：現在有一種我們在若干年前不曾有過的“地球政治”。即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時代，多元性、個體主義和懷疑主義的發展促使形成了一種新的社會凝聚力，這種新的社會凝聚力在促進社會飛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流動的風險，而這種風險可能突然發生並在短時間內傳播到世界。
在全球化時代，風險造成的災難已經不再僅僅侷限在發生地，而經常產生無法彌補的全球性破壞。因為風險的嚴重程度超出了預警檢測和事後處理的能力，更由於不同的國家在應對風險方面的體系存在著系統性缺陷，這就造成風險發生的時空界限發生巨大的變化，甚至無法確定風險的程度和嚴重後果。所以，我們已經無法對時代的風險進行具體測算。
我們如何通過反思現代化，反思我們正在施行的制度和體制，使我們追求的目標能夠與我們實現的手段達成和諧，從而使全球化時代的流動性風險得到有效地控制，防止出現集體無意識與有組織的不負責任？
這正是我們面臨的難題。
肆
與貝克強調技術性風險不同，當代英國著名社會理論大家吉登斯側重於制度性風險。
吉登斯認為，現代性與前現代性區別開來的明顯特質就是：現代性意味著社會變遷步伐的加快、範圍的擴大。
他認為，人類面臨著由社會所製造的風險，是指由於某些局部或是突發事件可能導致或引發的社會災難。例如這次全球關注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就是一起由地方性的傳染性影響到世界的突發事件。
吉登斯將現代社會的風險分為外部風險和人為製造的風險。外部風險是由傳統和自然的不變性與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人為製造的風險是由於我們不斷增長的知識對這個世界的影響所造成的風險。
他充分認識到，制度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東西，這種重要性體現在必須有一個責任主體，它應該對風險承擔治理的責任。在反思的現代性中，隨著對危險應負的責任陷入空間、時間和社會的不可預測性，傳統體制受到現實風險的挑戰，急需通過制度變遷來實現新的制度建構。
今天，我們已經不得不面對，地方性風險在一個全球化時代會得到最迅速地傳播。而這次由地方性風險演化為全球危機的公共衛生事件，又與飛機、高鐵、郵輪等這樣的技術發展帶來的人口在世界各國之間的流動分不開的。
一起起災難性事件的發生，也引起我們對傳統災難的現代認識。這些關於風險社會的原創性理論，對於我們加深對這次疫情的認識無疑有著深刻的啟示。
THE END
在風險社會的理論中中，有一個概念特別值得重視，即“有組織地不負責任”。例如一個公司、政策制定者和專家結成的聯盟共同製造了一個社會中的危險，然後他們又建立一套話語來推卸責任。通過這樣，他們把自己製造的“危險”轉化為某種“風險”。
這次我們面臨的武漢疫情就具有類似的特徵。如果我們對這次武漢的公共衛生事件進行深入分析，發現這一風險製造和傳播的過程：從吹哨人發現風險被訓誡，然後是疾控專家權威性的結論對公眾的影響，以及權力機構按照制度性安排召開地方兩會延誤了預警時間，最後成為全球關注的公共衛生事件。
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一旦有了地方性風險的產生，但是由於全球缺少一個有效的全球治理體系，從而使全球面臨治理失效的巨大風險。
在這次疫情中，我國能夠通過舉國體制進行有效的社會動員防控疫情，那麼，其他缺少有效的動員的體制的國家該如何進行充分有效的社會動員與資源整合？
此刻，一場突發的風險正在全球化的時代加速傳播。
我們如何使風險能夠得到真正有效的控制，正在拷問著自詡有智慧的人類。
因為這場疫情，使我們對“風險社會”這樣的社會學理論有了全新的認識和理解
閱讀更多 章友德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