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风险制造与传播
导读
截至2月23日24点，全国31省市累计报告确诊新型肺炎病例77262例，死亡2595例。
2003年SARS期间，中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
就目前的数据来看，2020年的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已经到了当年中国内地感染非典肺炎的14.5倍，且死亡人数到了7.4倍。
由此可见，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传染性之强，危害之大。特别是湖北与武汉，更是面临着这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严峻挑战。
壹
尽管中国的疫情防控还没有迎来我们所希望的真正拐点。但是，我国除湖北以外的其他省的疫情防控已经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统计：2月24日0-24时，全国除湖北以外地区新增确诊病例24例，全国24个地新增病例为0，特别是人们最关心的北京、上海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特别是中国香港地区，截止2月24日，确诊人数只有84人。这一次，由于香港真正吸取了上次公共卫生事件的教训，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公共突发事件应急体系，使得香港死亡人数更是远远低于2003年SARS事件。
对此，2月2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对疫情作出冷静判断：虽然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全国疫情发展拐点尚未到来”。但疫情扩散以后有效的国家动员和资源整合，还是使得新冠疫情防控出现好的变化趋势。
中国香港地区和直辖市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既是我们前一阶段防控取得的效果，也给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贰
一个发生在武汉的地方性公共卫生事件已经演化成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件。
目前，截止24日，海外已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2532例，死亡39例。特别是中国邻近的日本、韩国更是面临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巨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继日本确诊病例因“钻石公主号”数据急剧攀升后，韩国近日也进入疫情紧急状态，截止2月24日累计确诊达977例，死亡增至11例。这两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已经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挑战。
从今年1月20日韩国报告了国内首例确诊病例开始，近30天一直保持稳定，单日新增病例均在5例以下。但是从2月18日韩国确诊了第31例疑似“超级传播者”开始，新冠病毒疫情就在韩国快速蔓延。此外，韩国的一家医院精神科102名病人中出现99人确诊新冠肺炎，这一聚集性传染也被视为韩国疫情大爆发的重要原因。
韩国现在已经将预警级别上调至最高级别。韩国国务总理于22日发表的最新讲话表示：韩国新冠肺炎疫情进入严重局面，政府将尽一切努力防止疫情扩散。韩国总统文在寅号召韩国国民团结一致，全力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呼吁民众齐心协力，共克时艰。
与我国教育部应对疫情，推迟了全国学校开学的时间类似。韩国教育部也宣布，鉴于当前疫情形势严峻，韩国政府要求全国范围内所有学校延期1周至3月9日开学，后续会视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继续推迟开学时间，这是韩国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推迟学校开学。
除日本、韩国以外，意大利、新加坡、伊朗等国家疫情形势也趋于紧张。
新加坡虽然总人口比较少，但是截止2月24日已经累计确诊90例。
意大利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在2月24日已经达到283例，死亡7例，导致意大利对11个市镇实行封锁、限制出入，同时取消了三场意甲足球联赛比赛。
伊朗已经有95人被确诊，死亡病例16人，是海外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伊朗已经取消了全国的体育赛事。
或许在一个月前，武汉开始封城之前，甚至武汉以外的任何一个地区都没有想到这场发生在武汉的疫情与自己所生活的国家与城市有什么关系，但一个月以后他们可能已经完全改变了过去的认识。
仅仅一艘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就有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的游客，一个感染者就使这艘邮轮成为一所“流动的监狱”。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这就是全球化时代制造与传播的风险。
叁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的转型。
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多元主体的集体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意外结果。
在一个全球的时代，
我们面对的风险是永久的吗？
我们面对的世界还是一个可预测的安全社会吗？
全球正在遭遇的疫情挑战我，已经对人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大考。
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在“风险社会”的理论中去探寻。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都是“风险社会”理论的倡导者和构建者，他们对于风险社会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全面和深刻认识所处的时代与社会风险。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这是一本描述我们所处时代的著作。风险社会理论源于作者对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的思考，这本著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当今生活于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风险。
贝克认为，我们现在都生活在风险社会中了。所谓风险社会是指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
贝克指出：现在有一种我们在若干年前不曾有过的“地球政治”。即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多元性、个体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发展促使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凝聚力，这种新的社会凝聚力在促进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流动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可能突然发生并在短时间内传播到世界。
在全球化时代，风险造成的灾难已经不再仅仅局限在发生地，而经常产生无法弥补的全球性破坏。因为风险的严重程度超出了预警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更由于不同的国家在应对风险方面的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缺陷，这就造成风险发生的时空界限发生巨大的变化，甚至无法确定风险的程度和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已经无法对时代的风险进行具体测算。
我们如何通过反思现代化，反思我们正在施行的制度和体制，使我们追求的目标能够与我们实现的手段达成和谐，从而使全球化时代的流动性风险得到有效地控制，防止出现集体无意识与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这正是我们面临的难题。
肆
与贝克强调技术性风险不同，当代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大家吉登斯侧重于制度性风险。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与前现代性区别开来的明显特质就是：现代性意味着社会变迁步伐的加快、范围的扩大。
他认为，人类面临着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是指由于某些局部或是突发事件可能导致或引发的社会灾难。例如这次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就是一起由地方性的传染性影响到世界的突发事件。
吉登斯将现代社会的风险分为外部风险和人为制造的风险。外部风险是由传统和自然的不变性与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人为制造的风险是由于我们不断增长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
他充分认识到，制度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东西，这种重要性体现在必须有一个责任主体，它应该对风险承担治理的责任。在反思的现代性中，随着对危险应负的责任陷入空间、时间和社会的不可预测性，传统体制受到现实风险的挑战，急需通过制度变迁来实现新的制度建构。
今天，我们已经不得不面对，地方性风险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会得到最迅速地传播。而这次由地方性风险演化为全球危机的公共卫生事件，又与飞机、高铁、邮轮等这样的技术发展带来的人口在世界各国之间的流动分不开的。
一起起灾难性事件的发生，也引起我们对传统灾难的现代认识。这些关于风险社会的原创性理论，对于我们加深对这次疫情的认识无疑有着深刻的启示。
THE END
在风险社会的理论中中，有一个概念特别值得重视，即“有组织地不负责任”。例如一个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共同制造了一个社会中的危险，然后他们又建立一套话语来推卸责任。通过这样，他们把自己制造的“危险”转化为某种“风险”。
这次我们面临的武汉疫情就具有类似的特征。如果我们对这次武汉的公共卫生事件进行深入分析，发现这一风险制造和传播的过程：从吹哨人发现风险被训诫，然后是疾控专家权威性的结论对公众的影响，以及权力机构按照制度性安排召开地方两会延误了预警时间，最后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一旦有了地方性风险的产生，但是由于全球缺少一个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从而使全球面临治理失效的巨大风险。
在这次疫情中，我国能够通过举国体制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防控疫情，那么，其他缺少有效的动员的体制的国家该如何进行充分有效的社会动员与资源整合？
此刻，一场突发的风险正在全球化的时代加速传播。
我们如何使风险能够得到真正有效的控制，正在拷问着自诩有智慧的人类。
因为这场疫情，使我们对“风险社会”这样的社会学理论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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