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好事，但要得其法。今天的人已经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恢复古人读书的方法。
但是，古人的读书经验，在今天还是具有非常值得重视的启发意义。
下面从四个方面，谈谈古人读书的方式。它们是：诵、录、疑、入味。
一、古人的背诵能力，很让今天的我们大吃一惊
“诵”字的原意即大声背诵。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黄庭坚五岁时，已经能够背诵五经。有一天，黄庭坚问老师说：“从来都称六经，为什么只读五种？”
老师回答：“《春秋》不足读也。”这在当时人中是很流行的一种看法，最典型地反映在王安石把《春秋》称作“断烂朝报”的评语中。
可是黄庭坚说：“是何言也。既曰经矣，何得不读？”据说黄庭坚于是“十日成诵，无一字或遗”。
宋代江阴有一个姓葛的秀才，有一次，他去拜见地方官。
在候见厅里，葛秀才碰到另一名“意像轩骜”的士人先已等在那儿。这位葛秀才便很恭敬地向他作揖问候。对方见葛君穿戴贫寒，有点看不起他，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葛秀才非常不满意。
坐了一会，葛秀才便问道：“你来见地方官，有没有‘衔袖之文’？”这是指古代士人为求长官、前辈的赏识，在见面时向后者呈献的代表作品，也叫“行卷”。那人自然没有忘记带着它。葛秀才便向他要求看一看。
那人素来自负，于是很得意地拿出自己的行卷给葛君。葛君接过来“疾读一过”，口称“大好”，当即交还。
不一会儿，两人一起见地方宫。眼看谈话就要结束，葛秀才突然说：“我这些不成样子的文章，都被这位老兄占为己有。刚刚他呈献的那些篇章都是我写的。我可以当场背一遍，以作证明。”然后他就高声背诵起来，居然“不差一字”。
在座的人们都信以为真，纷纷责备那个真正的作者。“其人出不意，无以自解，仓皇却退。归而惭恙，得疾几死。”
有关葛秀才的传闻之词，未必完全真实。但是，当时人们的记诵能力强过现代人许多，则肯定是事实。可以断言，古人的记诵能力普遍地优于今天的人们。
成诵的目的，主要还不是为了简单地复制一个文本，而是为了在“精熟”的程度上充分地对它加以解读。它不是一种储存书籍的方法，而是一种读书的方法。朱熹说：“读书须成诵，方精熟”，就是这个意思。
二、司马光经常动手抄书
“录”就是抄书。书籍难得，靠抄书保存文本，这与记诵类似。
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题为《送东阳马生序》。在那篇文章里，他回忆自己幼年的经历说：“余幼时即嗜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
为什么说“不敢稍逾约”？当时人有“三痴”的说法，其中之一便是“借书与人曰痴”。意思是借书不还的事太多，所以书不可以轻易借予人。正因为如此，宋濂不敢逾约，否则再借就难了。
与记诵同样，录书也不仅是保存文本的方法而已，它本身即是一种读书方法。所以古人有“一录则胜数过”的说法，意思是抄录一遍，其效果远胜于从头到尾读上好几遍。
司马光在位于洛阳的“独乐园”里有一个著名的“读书堂”，堂内藏书万卷。但他仍然经常动手抄书。除了整篇整本地抄录，摘录、笔记也是通过“录”来加深对文本理解的一种途径。所谓“不动笔墨不翻书”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录”的一义。
三、“疑”是指一种积极追问的精神
元朝的大教育家许衡，就最喜欢善于“疑”的学生。他的传记有曰：“诸生或有疑问，则为之喜见颜面。因语之曰：‘书中无疑，能以为有疑；有疑，能使之无疑。学斯有得矣’。”不过，这个意思并非他自己的发明，比他早一点的朱熹已经说过类似的话了。
所谓“疑”，当然不是提倡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怀疑一切，或者蛮不讲理、吹毛求疵地去否定别人。
清朝有个学者叫毛奇龄，平生不喜欢苏东坡。一次在京师中，有人问他：你说苏轼的诗文不好，那么，“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难道也写得不好吗？
这一问没有难倒毛奇龄。他当即愤愤然地回答：“鹅也先知，怎只说鸭？”在场的朋友无不为之捧腹。
显然，“疑”不是指这种毛奇龄式的强辩。相反，中国学术传统所推崇的最高境界倒是“平实”，即所谓“极于高远，而卒反就于平实”。追问应当一直追到平实之处，而不是靠危言耸听、巧言令色，使人蒙蔽于一时。
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由约而博、又反博归约的思考过程。有疑故而要发问，有问然后才有学。“疑”的态度，就这样推动着我们读书的深入和学问的长进。
四、读书要“入味”、要“见得真味”
所谓“入味”，是从古人的以下这些话中间概括出来的一个说法：
“读书须到不忍舍处，方是见得真味”（朱熹）；
“弄书册而游息时，书味犹在胸中”（黄庭坚）；
“睡余书味在胸中”（陆游）。
关于读书读到“见得真味”，举两个有趣的例子。
13世纪中叶，华北有一个名叫刘德渊的士人，某夜与另一个读书人“对榻学馆”。
半夜三更，他突然起床，把同屋者摇醒，说：“我对诸葛亮的言论忽然产生一种不同看法。可惜未能与他生在同时。否则一定要当面向他指出来。”这大概就是陆游所谓“睡余书味在胸中”的境界。否则他怎么会在半夜三更这么激动地从床上爬起来？
另一个是司马光的故事。
司马光老先生罢官退居洛阳的时候，成天用读书打发日子。
一天早晨，有一个学生去拜访他。老先生见面后兴奋地向学生宣布：“昨夕看《三国志》，识破一事。”于是叫学生搬出《三国志》和《文选》，当场检阅有关魏武帝曹操《遗令》的记载。
我们知道，遗嘱必定会选择最紧要的事情来交代后人。曹操的《遗令》有数百言之多，对他死后如何处置曹氏与东汉王室的关系问题，却一字不曾提及。对于怎么样分配家里储存的香料、妻妾应靠织履卖钱而自食其力一类琐细的事情，他反而说得再详细不过。
司马光问：“遗令之意为何？”
学生回答：“曹公一生奸诈，死到临头，总算说出了几句有点人情味的话。”
司马光大不以为然，他说：“此乃操之微意也……其意若曰：禅代之事，自是子孙所为，吾未尝教为之。是实以天下遗子孙而身享汉臣之名。”
司马光对窥破了曹操虽“蓄无君之心久矣”，然固畏于“名义”，仍欲保全自己“汉臣”身份的“微意”颇为得意，说道：“此遗令之意，历千百年无人识得。昨夕偶窥破之。”司马光的这种眼光，与他“见得真味”的读书法当然是息息相关的。
“上面古人读书的四种方法，对于我们今天从事“精读”特别有启发作用。
当然，无论是谁，一辈子能够精读的书籍，其品种和数量都是很有限的。我们做不到、事实上也不必用精读的方法来对待每一本需要看的书。但是，根据各人的不同需要，选择几种或十几种最重要的书籍来精读，对任何一个人都是必要的。
（本文摘自姚大力所著《读史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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