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代诗歌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极为重要的阶段，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代表了我国古代诗歌的最高成就。
从现存近五万首诗歌来看，唐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诗歌题材的领域得到前所未有的开拓。唐代又是一个诗人辈出的时代。仅《全唐诗》所录即达二千多家。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是负有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唐代开宗立派、影响久远的大家，不下二十人。其余特色显著、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的诗人，也多达百人。唐代诗坛多种艺术风格的争奇斗艳，诗歌体制的完备成熟，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壮观，可以和思想史上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前后媲美。唐诗，是我国文学遗产中最灿烂、最珍贵的部分之一。
在唐诗研究中，困难不在于描述唐诗繁荣的盛况，而在于正确解释繁荣的原因。
我提出自己一些浅显的看法，希望能引起大家进一步的探讨。
唐诗繁荣的局面是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等特定条件所促成，也是诗歌自身传统发展的结果。
唐代高涨的经济和文化
唐诗的繁荣首先跟唐代高涨的经济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和政治、法律、哲学等其他上层建筑一样，总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恩格斯在论及十八世纪法国和德国哲学繁荣的原因时指出，“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由于隋末农民大起义对于魏晋以来世族庄园经济的摧毁，由于唐初“均田制“的推行以及其他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促成了唐初一百多年的经济高涨，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座高峰。唐时的中国是当时东方最强大的封建国家。正是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阶级的辛勤劳动，创造了雄厚的社会财富，成为包括诗歌在内的唐代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
唐代国际文化的广泛交流，国内各民族文化的密切融合，唐王朝对思想文化采取相对自由的政策，儒、道、佛思想容许同时并存等等，都是促成唐代文化普遍高涨的有利因素。尤其对诗歌发生直接影响的音乐、绘画、书法、舞蹈等艺术门类，都获得高度的成就。
没有唐代音乐的普遍发展，就不可能出现白居易《琵琶行》、韩愈《听颖师弹琴》、李贺《李凭箜篌引》这类描摹各种器乐曲达到出神入化境界的诗篇。唐代的一部分诗篇是可以合乐歌唱的，王昌龄、王之涣、高适旗亭画壁的传说，元稹的“数十诗”曾由余杭一位善弹箜篌的歌女商玲珑演唱，都是例证。
唐代题画诗的兴起显然派生于绘画艺术的发展。象王维既是山水画的大家，又是南宗山水画的开创者，他自称“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这些艺术品类之间的创作精神是相通的，它们互相吸收，彼此促进：画家吴道子曾学书法于张旭，提高了自己的画境；张旭观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杜甫的名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风也宛如雄武健美的舞蹈，表现出相似的矫捷奔放的气势。
张旭的草书，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就被并称为“三绝”，各臻其秒，相得益彰。可以说，唐代的各种艺术品种共同形成了一个时代的高度艺术水平，这为唐代诗人从事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积累和艺术营养。 唐代政治制度的变革
庶族地主阶层是唐代诗坛的主要社会阶级基础，唐诗的繁荣又决定于这一阶层力量的蓬勃发展。
唐代正处在以新的封建等级制度代替旧的封建等级制度的时代，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一主要矛盾的制约和影响下，统治阶级中的世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势力发生了急剧的不同变化。
隋末农民大起义，沉重的打击了以占有奴婢、部曲等劳动人手为特征的世族地主的经济力量，庶族地主的势力便应运而生，得到巨大的发展。经济地位的改变势必引起政治地位的改变。庶族地主与世族地主发生重新分割政治权力的斗争。
李唐皇族原是陇西大姓，但与山东旧族（指居住在华山以东地区的王、崔、卢、李、郑等世族）存在尖锐矛盾。在这一斗争中，皇族地主是和庶族地主站在一起的。唐太宗李世民下令重修《氏族志》，高士廉等竟然仍定崔姓为第一，皇族李姓为第三。李世民直接规定
“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用官职品级代替门第、身份作为划分氏族等级的新标准，借以贬抑世族。高宗李治时，宰相李义府因“耻其家代无名，乃奏改此书”，进一步规定“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更名为《姓氏录》。由是缙绅士大夫多耻被甄叙，皆号此书为‘勋格’”。
“地实寒微”的武则天执政时，更破格任用了一些庶族地主中的人物，其中许多就是因为文学见长而被提拔的。这样唐王朝虽然仍是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专政，但庶族地主阶级却已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力量，走上了历史舞台。
庶族地主阶层属于剥削阶级，是整个地主阶级的一部分，因而在根本上是坚决维护封建制度的。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不象世族地主享有许多封建特权，比较了解人民的某些愿望和要求。他们是唐代历次“党争”中地主阶级革新派的阶级基础，也是唐代诗坛的主要社会基础。
已知的唐代二千多位诗歌作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工匠、舟子、樵夫、婢妾等被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也有出身世家豪族的贵族诗人，但其基本队伍是寒素之家的封建知识分子。他们虽然积极跻身于封建统治上层，但大多数仍然沉沦潦倒，流浪江湖，经历了种种坎坷不平的遭遇，比较接近下层，加深了对于社会生活和斗争的认识。
尤其重要的，确定一个诗人是什么阶级或阶层的代表，并不仅仅决定于他的出身。即使象杜甫那样出身于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生当免租税，名不隶征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享有免赋免役的封建特权，但是，他的思想仍然反映了当时庶族地主阶层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利益和要求，也不能越出庶族地主阶层所越不出的根本的阶级界限。他也是这一阶层的代表诗人。没有庶族势力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勃兴，也就不可能会有代表他们利益和要求的诗人们在唐代诗坛上的活跃。
唐代以诗赋取士为重要内容的科举制度，是打破世族垄断政治、为庶族大开仕进之门的新的官僚选拔制度，也是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因素。曹魏以来实行的九品官人法，造成了世族对政权机构的世袭垄断。
唐承隋制，发展了科举制度，设置进士、明经等八科来选拔人才。后又以明经、进士两科并重，又逐渐演变为进士科最为时所崇尚，台省要职、州县官吏多为进士科出身者所占据。而进士应试的主要科目就是诗赋。从过去依门第、身份得官，改为凭诗赋入仕，进而改变等级地位，这个重大变化不能不在地主阶级内部两派之间引起激烈斗争。世族旧势力虽然已经大大削弱，但仍以族望、门第矜重于世，“虽国势不能排夺”，并在政治上互相勾结，攫取权利。如李治时的李敬玄，“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又与赵郡李氏合谱，故台省要职，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 。这是撇开进士科与庶族争夺权力的一种手段。
不少世族的政治代表更公开反对进士科，以唐代中叶的几个宰相为例。杨绾认为进士科造成“幼能就学，背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的“积弊”，要求取消。郑覃“虽精经义，不能为文，嫉进士浮华，开成初，奏礼部贡院宜罢进士科”。权德舆“未尝以科第为资”。说的最明白的是李德裕。他首先申明：“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这一自辨正好说明名门望族对进士科的敌视。他接着说：“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而“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熟习也”。他家甚至不置《文选》，鄙视进士科的词章之学，“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
李德裕在唐后期不失为一位有所建树的宰相，但在进士科问题上，却典型的反映了世族的观点。世族势力的反对虽然一度影响到进士科的一些设施，然而终有唐一代，这一制度仍相沿不变。进士科不仅吸引庶族，甚至也吸引世族。要求取消进士科的杨绾，自己就是进士出身的，而且参加唐玄宗亲自主持的考试，以诗赋名噪一时。李德裕反对进士科的同时，也承认他祖父李栖筠在天宝末年因“仕无他伎”就是没有其他门路，不得不举进士。连唐宣宗李枕也以自署“乡贡进士”为荣。
世族反对进士科的失败，其原因不是象某些封建史学家那样归结为帝王的“好雕虫之艺”，而是皇族地主为了巩固他的政权，通过科举尽可能地扩大它的统治基础，吸收当时日益强大的庶族力量参加政权。李世民在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高兴的说：“天下英雄入吾毂中矣”，就是最好的说明。
诗歌的普及，以诗取仕
唐代诗人大都是庶族出身的举子。诗歌成为他们进入仕途的捷径。虽然试帖诗由于内容的陈腐和形式的呆板，很少有什么好诗，但以诗取仕的制度，对于重视诗歌，爱好诗歌的社会风尚形成，对于诗人们一般诗歌技巧的培养和训练，对于诗歌艺术经验的积累和研究，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代严羽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以诗取士，使得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几乎都是诗歌作者，确实使诗歌成为唐代文化领域中的一个“专门”，成了知识分子毕生学习、专研的必修科目。唐代诗歌的繁荣，是离不开这个诗歌大普及的局面的。
唐诗与社会生活的特殊联系
与以诗取士的影响相辅相成，诗歌在唐代的社会应用价值得到空前的提高。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是任何一种文学样式在任何时代所罕见的。诗人们可以利用诗歌来博取帝王贵族的赏识，也用它作为傲视上层社会的资本，“千首诗轻万户侯”。向达官贵人干谒求进用诗，送人出使、还乡，慰人贬官、下第，也得用诗。
诗歌的影响遍于许多社会阶层。元稹、白居易的诗曾传诵于“牛童、马走之口”，写在“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歌妓演唱，村童竞习。从李世民延请“四方文学之士”，备极奖掖，时人羡称“登瀛洲”，到前面已提及的王昌龄等人旗亭画壁的传说，诗人们凭借诗歌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荣誉。唐诗与社会这种特殊的联系，与诗人们的生活、地位如此休戚相关，这种情况，既是唐诗繁荣的反映，也是唐诗繁荣的一种原因。
诗歌自身传统的发展
唐诗的繁荣还取决于诗歌自身传统的发展。我国诗歌以《诗经》、《楚辞》为最早的高峰，但四言诗和辞赋在唐以前已经衰落和僵化。一种新的诗体—所谓近体诗，在六朝时逐渐酝酿、发展。齐永明以后诗人讲究声律，创作“新体诗”，到梁、陈时更加细密，终于在唐初沈佺期、宋之问手里产生了完整的五律和七律。长篇排律也在唐初出现。五绝源于六朝乐府和文人的联句，到唐初开始流行；七言四句的诗体起于六朝乐歌，文人写作七绝始盛于武则天和中宗李显时期。
近体诗经历了长达二百年的逐渐演进的过程，正展示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唐初的两个现象很值得注意：一是有关于声律对偶的著作大量出现，一是大型类书的成批刊行，都适应了律师发展的需要。而歌行、乐府等古体诗也仍然具有另辟蹊径、别开生面的广大可能。事实上正是如此。唐代诗人为了反映重大社会问题或抒写深刻的政治感慨的需要，更多地运用篇幅较长、格律较宽的古体诗，在创作实践中创造出许多新体，形成唐代古体诗的独特面貌。当时其他的文学样式，如骈文已经僵化，短篇小说（传奇）和词在唐代后期才逐渐兴起，戏曲还处在萌芽状态。除了散文在反对骈文的斗争中获得重要成就外，只有诗歌，才具备广阔发展、不断创新的内在条件，是作家们反映生活、述志抒情、驰骋才华的理想领域。这就是唐诗繁荣的一个内在因素。
结语
经过历代先驱者的努力，五七言古体诗已经成熟，律绝诗也基本上跨越了它们的试验阶段，足够唐代诗人自由采用。前辈们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充分表现了汉语之美的多种样式，都使得他们易于借鉴先贤，驰骋才力，抒发情感，来扩大诗的反映面，提高诗的表现力。所有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使得唐诗空前繁荣，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閱讀更多 晉唐風骨 的文章
